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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newdu 参加讨论

张岱年


    字号:字季同
    生卒:1909年5月-2004年4月24日
    原籍:河北献县
    职务: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专长:中国哲学
    

    人物简介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濂,光绪(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1933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滞留北京,闭门著书。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张岱年先生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的尝试。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今后哲学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1935-1936年,张岱年写成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的系统条理,其较高的学术品位为学界所公认,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1942-1944年间,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书稿,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哲学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外,继续讲授中国哲学史。教学之余,先后写出《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两书。粉碎“四人帮”后,先生重执教鞭,并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除了部分旧著再版外,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著作,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是人物,还是专题,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张岱年始终对文化问题感兴趣,尤其是1984年后,他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认为只有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须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建设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它,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张岱年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精神,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精神。这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中国哲学舞台上活跃了近80年。在哲学理论方面,他试图“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即以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兼综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创造一种适应现代中国所需要的新综合哲学。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他特别注意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首倡宋明哲学中的理学、心学、气学三派之说;他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对中国哲学问题和概念范畴的研究,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人的价值的学说做了深入的开掘,为批判继承中国伦理思想精华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他早年就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创造的综合”和“文化创造主义”的主张,上个世纪80年代更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为中国文法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成为在当今中国影像最大、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馆。
    治学方法
    张岱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侧重。
    张岱年之所以在学术上创见频出,建树卓著,是与其秉持科学的治学方法分不开的。张岱年将其治学方法总结如下:
    学术有许多门类。简言之,有哲学,有人文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又分许多学科。学术的总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各门学科各有一定的方法,彼此不同;但是各门学科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同的。一切学术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有三个,一为思与学的统一,二为知与行的统一,三为述与作的统一。
    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学是接受已有的知识,思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思考,则将迷惘而无所得。思而不学,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则将陷于荒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独立思考,发前人所未发,取得新的成果。学是基础,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以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更高境界。时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万象是无穷无尽的,人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认识亦尚待提高。因此,思与学都是没有止境的。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讲“知行合一”,知是认识,行是实践。知行合一即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唯心论是错误的,但“知行合一”还是正确的。应该承认,“知行合一”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学问,应该从实际出发,最后更要以实践加以检验。自然科学以实验室的实验为依据,社会科学的实验则复杂得多。述与作的统一即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则主张述而且作。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对于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必须加以继承。不了解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也是一种盲目性。学亦称为学问,这个“问”字有重要意义,治学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称为真学问。
    如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所创新。创新即是提出新的观点,具有新的发现。宇宙万象复杂繁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穷的,因而常有新的现象涌现出来。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学术创新之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
    以上三个方法是研究学问的基本方法。遵循这三个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就可能取得成果;违反这三个方法,就必定不能取得成果。这三个基本方法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遵循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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