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岱年字号：字季同 生卒：1909年5月-2004年4月24日 原籍：河北献县 职务：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专长：中国哲学 人物简介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濂，光绪（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1933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滞留北京，闭门著书。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张岱年先生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的尝试。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今后哲学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1935－1936年，张岱年写成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的系统条理，其较高的学术品位为学界所公认，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1942－1944年间，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书稿，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哲学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外，继续讲授中国哲学史。教学之余，先后写出《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两书。粉碎“四人帮”后，先生重执教鞭，并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除了部分旧著再版外，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著作，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是人物，还是专题，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张岱年始终对文化问题感兴趣，尤其是1984年后，他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认为只有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须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建设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它，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张岱年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精神，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精神。这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中国哲学舞台上活跃了近80年。在哲学理论方面，他试图“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即以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兼综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创造一种适应现代中国所需要的新综合哲学。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他特别注意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首倡宋明哲学中的理学、心学、气学三派之说；他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对中国哲学问题和概念范畴的研究，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人的价值的学说做了深入的开掘，为批判继承中国伦理思想精华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他早年就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创造的综合”和“文化创造主义”的主张，上个世纪80年代更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为中国文法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成为在当今中国影像最大、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馆。 治学方法 张岱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侧重。 张岱年之所以在学术上创见频出，建树卓著，是与其秉持科学的治学方法分不开的。张岱年将其治学方法总结如下： 学术有许多门类。简言之，有哲学，有人文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又分许多学科。学术的总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各门学科各有一定的方法，彼此不同；但是各门学科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同的。一切学术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有三个，一为思与学的统一，二为知与行的统一，三为述与作的统一。 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学是接受已有的知识，思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思考，则将迷惘而无所得。思而不学，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则将陷于荒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独立思考，发前人所未发，取得新的成果。学是基础，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以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更高境界。时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万象是无穷无尽的，人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认识亦尚待提高。因此，思与学都是没有止境的。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讲“知行合一”，知是认识，行是实践。知行合一即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唯心论是错误的，但“知行合一”还是正确的。应该承认，“知行合一”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学问，应该从实际出发，最后更要以实践加以检验。自然科学以实验室的实验为依据，社会科学的实验则复杂得多。述与作的统一即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则主张述而且作。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对于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必须加以继承。不了解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也是一种盲目性。学亦称为学问，这个“问”字有重要意义，治学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称为真学问。 如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所创新。创新即是提出新的观点，具有新的发现。宇宙万象复杂繁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穷的，因而常有新的现象涌现出来。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学术创新之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 以上三个方法是研究学问的基本方法。遵循这三个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就可能取得成果；违反这三个方法，就必定不能取得成果。这三个基本方法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遵循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