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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将张汤置于《酷吏列传》，似乎有些欠妥。试比较一下唐代的来俊臣、周兴辈及其后至近现代的同类，终觉有“隔”，非可以同一类而语也。班固的《汉书》就给张汤立了专传，未列入《酷吏传》中，应属“班马异同”之“异”了[1]。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照一下《史》《汉》中的张汤传文字，看如何？我这里要说的是张汤幼时的一桩趣事（见《史记·酷吏列传》）： ……其父为长安丞（相当于长安地方长官的副佐），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ｊ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ｚｈé）堂下…… 挨了父亲的一顿鞭子，幼童张汤满肚子冤屈自不待言，好在终于逮住了真犯元凶（那只老鼠），还有赃物（未吃完的剩肉）为证。于是立案开庭，拷掠穷治，而且换移文书案卷，上报，并取案犯和赃证具狱（指备文定案），然后验明正身，肢裂于堂下。 需要着重说说的是原文中“传爰书”三字，是整个案件审理的关节处。据南朝·宋裴骃的集解所引苏林曰：“谓传囚也。爰，易也，以此书易其辞处……”又引张晏曰：“传，考证验也。爰书，自证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讯考三日，复问之，知与前辞同否也。”唐代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曰：“爰，换也。古者重刑，嫌有爱恶（wù），故移换狱书，使他官考实之，故曰‘传爰书’也。” 注《汉书》的颜师古与此“传爰书”三字下云：“传谓传逮，若今之追逮赴对也；爰，换也，以文书代换其口辞也。” 仅就其执法的程序看,不觉得这孩子的可爱处吗?同时也让我们多少了解到一点古代的法律常识。归纳上引《史》《汉》的注文，大略知道：一是对待审讯中的供词，须三日后再审，以对比前后供词是否相同；二是移换案卷文书，让另外的法官考核，以免偏私；三是必得以书面文字代替口供（秦汉时代文书均写在竹简上，所谓“三尺法”即此），即便案犯“供认不讳”也不能作数。具体到此“案”乃一只老鼠，循“三尺法”的张汤竟一丝不苟，独自承揽全局，以至于他父亲“见知，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于是就从这方面着意培养，从娃娃抓起嘛——不过，这要视孩子的天分、资质、兴趣，外加培育方能奏效。张汤终成名震朝野的“酷吏”，官衔直做到御史大夫，当时算得最高监察和执法的大吏。“传爰书”一语的含义是从《史》《汉》二书的注释中所析出的，只是时下法律史方面的著作及辞书均未语及之，颇怪。 以一个幼童对一只偷肉的老鼠施以酷刑，那么将来的执法手段可以想见。《毛诗》中有篇《硕鼠》，见《魏风》。不用看“诗序”即知是“刺贪”，朱熹注曰：“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4]司马迁以“鼠”入之于《史》，不能说无深义在。他在《酷吏列传》（共收录十人）的最后评语说：“张汤以知阴阳，人主（指汉武帝）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pǐ），国家赖其便。”又说：“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寖（jìn）以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这儿的“廉者”即指张汤无可疑，其“深义”亦明愚言之不虚。 张汤任御史大夫前后七年，震慑了权要贵戚、富商巨贾。如他制订的“告缗（mín）令”就是专门打击巨富逃税的法令，这就免不了要触及权贵勋戚们的利益。最后因遭朱买臣等三长史的攻讦（jié）而自杀，死时年纪才四十左右，而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且为朝廷奉赐，此外未置任何产业。他的弟兄和子侄辈欲厚葬，张汤的老母亲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既是愤激语，亦实情也。皇上（汉武帝）也痛惜而“尽案诛三长史”，并连带不少朝廷大员。不久，还提拔了张汤之子，即后来历仕三朝（汉武帝、昭帝、宣帝）的汉代名臣张安世。张家世代冠缨直至西汉末王莽时——最后顺提一句，张汤的先人乃与留侯张良同祖，那可是刘邦初起事的一伙中唯一的贵族出身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