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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词曲话 68、《碧鸡漫志》 南宋王灼所著的词曲评论笔记。共五卷。王灼，生卒年未详。字晦叔，号颐堂。四川遂宁人。博学多闻，娴于音律。绍兴十五年（1145）冬，寄居成都碧鸡坊妙胜院，常至友人家饮宴听歌，归则“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积累既多，于十九年编次成书，分为5卷，题为《碧鸡漫志》。 为王灼晚年之作。五卷。内容首述古初至唐宋声歌递变之由，次列凉州、伊州等28曲，追述其得名之由来，与渐变宋词之沿革过程。论词推崇豪放，认为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但也不排斥婉约派词作，但特别批评李清照和柳永，体现了儒家礼教的偏见。总的来说此书搜罗丰富，见解精辟，有其独到之妙。 卷一论乐，自歌曲产生至唐宋词兴，述历代声歌的递变。卷一：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诗与乐府作两科。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自汉至唐所存之曲”条：“汉时雅郑参用，而郑为多。魏平荆州，获汉雅乐，古曲音辞存者四，曰鹿鸣、驺虞、伐檀、文王。而左延年之徒，以新声被宠，复改易音辞，止存鹿鸣一曲。晋初亦除之。又汉代短箫铙歌乐曲，三国时存者，有朱鹭、艾如张、上之回、战城南、巫山高、将进之类，凡二十二曲。魏、吴称号，始各改其十二曲。晋兴，又尽改之。独玄云、钓竿二曲，名存而已。汉代鼙舞，三国时存者，有殿前生桂树等五曲，其辞则亡。汉代胡角摩诃兜勒一曲，张骞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魏晋时亦亡。晋以来，新曲颇众，隋初尽归清乐。至唐武后时，旧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纻、子夜、团扇、懊憹、石城、莫愁、杨叛儿、乌夜啼、玉树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叶，声辞存者，又止三十七，有声无辞者七，今不复见。唐歌曲比前世益多，声行于今、辞见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尔。大抵先世乐府，有其名者尚多。其义存者十之三，其始辞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则无传，势使然也。” 卷二论词，历评唐末五代至南渡初的词，评论北宋词多达60余家。 《碧鸡漫志》通行本有《说郛》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碧鸡漫志》中华书局1958年版，2000年版；《碧鸡漫志校正》巴蜀书社2000年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碧鸡漫志香研居词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9、《乐府指迷》 《乐府指迷》一卷，宋代沈义父撰。沈义父字伯时，生卒不详，苏州震泽人。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以赋领乡荐，为南康郡军白鹿书院山长。致仕归，在家乡建义塾，立明教堂讲学，学者称“时斋先生”。著有《时斋集》、《乐府指迷》、《遗世颂》等，今仅存《乐府指迷》。 据《乐府指迷》自序，此书乃沈义父为子侄辈讲论作词之法而作。共29则。首则转述吴文英作词之法：“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以此四法为准则，其余则阐明作词之法，而以周邦彦《清真词》为主，以吴文英家法为旨归。所论作词的起结、字面、炼字、用事、命意、协律等，于词实际创作，颇有助益。如论“起结”：起句“大抵起句便是所咏之意，不可泛入闲事，方入主意。咏物尤不可泛”；过处“多是自叙，若才高者方能发起别意，然不可太野，走了原意”；结句“须要放开，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尾最好”。对一些词家的评论也很简洁、有眼光，如评姜夔词得失：“姜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评吴文英词：“梦窗深得清真妙处，其失在于用事下语下晦处，‘人’作‘令人’，不可晓。 《乐府指迷》没有单行本，最初附于明代陈耀文《花草粹编》卷首。其后有《四库全书》本、《百尺楼从书》本、《四印斋所刻词》本、《词话丛编》本等。 今有：《乐府指迷笺释》蔡嵩云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998年版；《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乐府指迷》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乐府指迷》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1986版；《乐府指迷》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0、《词苑丛谈》 清代词话，十二卷，清代徐釚撰。徐釚（1636～1708）清代词人。字电发，号虹亭、鞠庄、拙存，晚号枫江渔父。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入史馆纂修明史。因忤权贵，二十五年归里后，东入浙闽，历江右，三至南粤，一至中州。游历所至与名流雅士相题咏。康熙皇帝南巡，两次赐御书，诏原官起用，不肯就。卒年七十三。 《词苑丛谈》此书收录从晚唐到清中叶词人、词作、有关掌故及历代的评论，分为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证、谐谑、外编等7门，材料较为丰富。书中的某些缺点，后在冯金伯的《词苑萃编》中有所补正。但其征引旧文，乃随时抄撮所成，未尽注明出处，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感于此，乃根据作者所引之原始文献，详加校勘，且注明出处比较芜杂如在卷一“体制”中有词人词作介绍，如“梁武帝江南弄”、“张志和渔歌子”、“贺词本滕王阁赋”、“子野师师令”等；有词史，如“三百篇乃词祖”、“唐初無長短句”、“宋词非愈变愈下”、“传宗歌头为长调之祖”；有词论，如“词要清空”、“詞與古詩同意”、“詞須注意音调”、“诗词分疆”；有词的作法，如“詞起結最难”、“中調長調須一氣呵成”、“詞中對句最难”；有词调，如“詞曲同調名”、“小调换韵”、“古詞調名多屬本意”等。 今有：《词苑丛谈》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版；《词苑丛谈》唐圭璋校注，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1985年版，2008年版；《词苑丛谈》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1、《词源》 清代词论，2卷，南宋张炎撰。张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别集《山中白云》。 一部有影响的词论专著，著者张炎（1248～1320？）。此书分为制曲、句法、字面、虚、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令曲、杂论等十三部分。上卷是音乐论，其论词律尤为详赡；下卷为创作论，所论多为词的形式。主张好词要意趣高远、雅正合律、意境清空，并以所作为论词的最高标准。词源部分旧有刻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中间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凡。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蔓之词。自成一家。；音谱主张“词以协音为先”；主张清空：词要清空骚雅。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如七宝楼台。昡人眼目。折碎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又如声声慢……此词疏快不质实。如是者。集中尚有。惜不多见。白石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且又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 书中所论词的作法，包含着他个人的创作实践经验，某些论述至今仍有借鉴作用。如何制作慢词：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其头如何起，尾如何结。然后选韵，然后述曲，最是过变。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词云“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于过变则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则曲之意不断矣。词既成，恐前后不相应，或有重叠句意，又恐字画粗疏，即为修改。改毕，净写一本，展之几案，或贴之于壁，少顷再观。必有未稳处。如此，改之又改，方成无暇之玉。急於脱藁，倦事修择，岂能无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协音声。作诗犹且旬锻日炼，况其词乎！如何锻句：法词中句法，须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相答衬副得去。于好发挥笔力处，极要用工，不可轻放过，读之使人击节可也。如东坡词云“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风流子云。绣阁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如史邦卿春雨云。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如吴梦窗登灵岩云。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闰重九云。帘半卷。带黄花。人在小楼。姜白石扬州慢云。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此皆平易中有句法。” 词以意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如东坡中秋水调歌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夏夜洞仙歌。姜白石赋梅。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 词中用事最难。要紧着题。融化不涩。如东坡永遇乐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用寿阳事。又云。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用少陵诗。此皆用事不为所使。 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尾。斯为绝妙。如史邦卿东风第一枝咏春雪云。白石齐天乐赋促织云……皆全章精粹。所咏瞭然在目。且不留滞於物。至如刘改之沁园春咏指甲云。又咏纤足云。二词亦自工丽。但不可与前作同日语耳。 但是把辛弃疾、刘过的豪放词看作“非雅词”，则反映了著者偏重形式的艺术观点。提今有：《词源》唐圭璋校注，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1985年版，2008年版；《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词源》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出来清空骚雅之说。提出来清空骚雅之说。 72、《介存斋论词杂著》 清代词选、词论，清代周济撰。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生于公元1781年，卒于公元1839年，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公元1805年（清嘉庆十年）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为学重经世济用，好读史及兵书将略，著有《晋略》八十卷，自负有济世伟略而不能用。更寄情于艺事，推衍张惠言词学，谭精研思，持论精审，为常州派（清代词学有浙派和常州派之分：秀水〔浙江嘉兴〕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是为浙派。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又开常州一派）重要的词论家。著有《未隽斋词》和《止庵词》各一卷，《词辨》十卷，《介存斋论词杂著》一卷，辑有《宋四家词选》。另有论词调之作，以婉、涩、高、平四品分目，已散佚。《清史稿》卷四六八有传。 《介存斋论词杂著》原载于《词辨》前。《词辨》为周济于1812年客授吴淞时自编的一部词学教材，以选词为主，兼有评论。1935年，唐圭璋将《杂著》从《词辨》中析出，收入《词话从编》。《介存斋论词杂著》共三十一条，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并提出了“词史”之说，即能从词中见史，“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周济把上述理论原则运用到唐宋名家词数十家的品评上，作出了具体而微的辨析。从总体上，周济五代、北宋的尊奉温庭筠、韦庄、周邦彦等而贬抑南宋姜夔、张炎等，此与浙派对立。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土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土。 姜张非巨比擘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论词之人，叔夏晚出，既与碧山同时，又与梦窗别派，是以过尊白石，但主“清空”。后人不能细研词中曲折深浅之故，群聚而和之，并为一谈，亦固其所也。 温韦之别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 学词途径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由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韦庄词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 冯延巳词皋文曰：“延巳为人，专蔽固嫉，而其言忠爱缠绵，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 永叔词，只如无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见。 耆卿为世訾謷久矣，然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 今有：《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校注，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1986年版；《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73、《白雨斋词话》 清代词话，8卷，陈廷焯撰。陈廷焯（1853～1892），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少好为诗，宗奉杜甫。30岁左右，始专心治词10年。他的词作传世不广，但感情沉厚，不背风骚之旨。著有《白雨斋词话》、《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抄》等。又曾选《词则》24卷，2360首。 《白雨斋词话》共8卷，690余则，是近代词话中篇幅较大的一部重要著作。本书作者自称撰述的宗旨是“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词话自序》），是有意识的针对词坛风尚提出和阐述自成体系的论词主张。 本书基本上持常州派主张，但在一些具体论断上并不拘泥于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周济等的意见。其论词强调“感兴”、“寄托”，认为“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同前），“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词话》卷六）；突出阐发情意忠厚和风格沉郁，主张“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卷一）。所谓“忠厚”，即词“以温厚和平为本”（卷八）；所谓“沉郁”，即措语“以沉郁顿挫为正”（卷八），使之“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卷一）。而比兴寄托、忠厚、沉郁三者是贯串为一的，“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卷二）。同时，强调“入门之始，先辨雅俗”（卷七），力避“俚俗”（卷六）。全书通过具体评论历代词人和词论，较详尽地阐述了上述基本观点。 本书虽然不反对豪放派词，对苏（轼）辛（弃疾）亦有推崇，但过于强调风格沉郁，所以仍以温（庭筠）韦（庄）为宗，称赞温庭筠的〔菩萨蛮〕14章为“古今之极轨”（卷一）；韦庄词“最为词中胜境”（卷一）；尤其推崇王沂孙，认为“词有碧山（王沂孙），而词乃尊”（卷二）。所以不能认识苏辛词中较直接反映现实的词作的价值。而对民间文学也表现了鄙夷态度，认为“山歌樵唱”，“难登大雅之堂”（卷六）。 陈氏所持的观点主要是常州词派的说法，主张作词贵在“有所感”，“有所寄托”，反对无病呻吟，也反对“一直说去，不留余地”，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对词的评判标准，即“沉郁”和“雅正”。后者易于理解，关于前者，陈廷焯自己解释：“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似乎与老杜之“沉郁”有所不同。 在这样观点指导下，与以往正统词评家不同的是，陈氏给予苏辛以及之后数百年的陈维松等“豪放”词人极高的评价：“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迦陵（陈维崧）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如此评价可谓难得 《白雨斋词话》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名字当为“碧山”（指王沂孙），陈氏对于王沂孙的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鸲地俚尔。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推崇蒋春霖词：蒋鹿潭水云楼词蒋鹿淋水云楼词二卷，深得南宋之妙。于诸家中，尤近乐笑翁。竹？自谓学玉田，恐去鹿潭尚隔一层也。○鹿潭才气甚雄，“沉郁”之标准也有些狭隘。陈氏以此为据，将纳兰性德推出清代一流词人行列，说他“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 《白雨斋词话》光绪刊本，有开明书店本。 今有：《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83年第三次印刷；《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屈兴国校注，齐鲁出版社1983年版；《白雨斋词话》手稿影印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4、《蕙风词话》 晚清词话，5卷，况周颐撰。况周颐（1859～1926），近代词人。原名周仪，以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词人，晚号蕙风词隐。临桂（今广西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光绪五年（1879）举人。后官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以知府分发浙江，曾入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幕府。其间，复执教于武进龙城书院和南京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寄迹上海，鬻文为生。 况周颐以词为专业，致力50年，为晚清四大家之一。20岁前，词作主“性灵”，“好为侧艳语”，“固无所谓感事”（赵尊岳《蕙风词史》）。光绪十四年（1888）入京后，与当时词坛名家同里前辈王鹏运同官，以词学相请益，得所谓重、拙、大之说，词格为之一变。稍尚体格，词情也较沉郁，如〔齐天乐〕《秋雨》等。中日甲午（1894）战争时，愤于外敌入侵，写下一些伤时感事、声情激越的篇什，如〔唐多令〕《甲午生日感赋》、〔苏武慢〕《寒夜闻角》、〔水龙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摸鱼儿〕《咏虫》、〔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南”等，反映“嘶骑还骄，栖鸦难稳”的现实和“壮怀空付，龙沙万里”的感慨。有一些作品则是对清室的兴衰、君臣的酣嬉，深致忧思，如〔三姝媚〕的“红楼依然，玉容歌舞”、〔莺啼序〕的“有恨江山，那能禁泪”等。辛亥革命后，况周颐与朱孝臧唱和，受朱影响，严于守律，于词益工，但大都是“故国”之思，抒写封建遗老情绪。 况周颐尤精词评。著有《蕙风词话》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1936年，《艺文》月刊又载《续编》2卷，凡136则，系辑自况氏各种杂著。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正续两编为一集，统名《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合刊出版。况周颐的词学理论，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标明“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词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词律、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蕙风词话》，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标明“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词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词律、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朱孝臧曾称誉这部词话、认为它是“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 《蕙风词话》，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1936年，《艺文》月刊又载《续编》2卷，凡136则，系辑自况氏各种杂著。《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75、《人间词话》 晚清词学论著，王国维撰。王国维（1877～1927）。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7年6月，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是代表他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三部力作。其中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就是《人间词话》。《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他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王国维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奉叔本华、尼采为精神导师《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王国维论词，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无疑突破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框框，去除了他们的偏弊，论词较为全面；同时，这些观点，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贡献。《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人间词话》在学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王攸欣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今有：《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人间词话》，黄霖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人间词话》徐调孚校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76、《词林纪事》 清代诗话，22卷，清代张宗橚辑。宗橚字泳川，号思岩，海盐（今属浙江省）人。生卒年不详。康熙乾隆间人。太学生，不求闻达。早年受业于许昂霄，许昂霄精于词学，张宗橚受其影响。著有《藕村词存》一名东橚，字咏川，号思岩，又号藕村，海盐人。张芳湄六子，张宗柟弟，张嘉榖嗣祖父，张元济六世祖。太学生。性恬淡，不求闻达，惟以诗词自遣。室名曰“红药山房”、“研古楼”。增辑有《藕村词存》2卷、《词林记事》22卷。 此书是编者晚年所辑，三易其稿而后成。全书22卷，书中收录了唐、宋、金、元共四百二十二位词家的词作及有关故事，采录颇丰，并作了大量考证和评论。其中唐词1卷，五代词1卷，宋词17卷，金词1卷，元词2卷，共收词人422家，大体依词人时代先后，排比分卷，条贯清晰。所录词人附有其生平事迹、轶闻，以及有关词人所作词的评论，所录词征引本事，间有考证，搜集资料比较丰富，引用书目达395种。书中又多引许昂霄对于词的见解，间附编者按语，亦多精确。所引书皆注明出处，但不尽依原文，多随意增删，致失其本来面目。所征引本事，有的不直录宋人载籍，而转引明、清人词书，故有差。 卷一张志和之兄张松龄《渔父》词：“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桧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里且须还。张松龄是张志和的哥哥，一名“张鹤龄”，官居浦阳尉（今浙江萧山境内）。他的弟弟张志和，本名龟龄，字子同，浙江金华人，擢明经（按：擢，提拔；明经，即明经科，为唐代科举制中的一种考试形式，与进士科同为唐时最重要的科举考试科目），被唐肃宗赏识，命“待诏翰林”。后来，因政坛上的斗争牵连，被贬为南浦尉。后获赦，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又号“元真子”。《渔父》一词，时志和隐居山林，松龄作此词以招其归，志和以“西塞山”句回应之，以明其心志。北宋人王谠《语林》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茶经》的作者陆羽与张志和之间有一次对话，陆羽问志和“孰与往来”，志和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何有往来”。 《渔歌子》又名《渔父》或《渔父乐》，大概是民间的渔歌。据《词林纪事》转引的记载说，张志和曾谒见湖州剌史颜真卿，因为船破旧了，请颜帮助更换，并作《渔歌子》。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丙子年，亦即宋端宗景炎丙子年（1276年），元军攻破了南宋王朝的京城杭州，包括谢、全两位皇后在内的三宫六院里的美女都被俘虏北上，昭仪王清惠当时也在其列。她在途经夷山驿时，有感于国家的败亡，便在驿站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阕《满江红》词，来作为她对自己这悲凉身世以及国家命运的深沉喟叹： 太液芙蓉，浑不是、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生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无限事，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霑襟血。驿馆夜惊乡国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 这词里所记录的，表面上只是她个人的悲哀，但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悲哀。应该说，这算得上是一首爱国词，但它最后一句却容易使人担忧，有着“昭仪”身份的王清惠似乎有失节的危险。 南宋丞相文天祥，在他被押送北上的途中读到王夫人这首感慨深沉的词作时觉得，作为皇室成员的王夫人应该是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丝毫不能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便以“步韵”的形式提笔代她写了两首词作。其词曰：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瑶阙。王母欢阑琼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夜半雨霖铃，声声歇。 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回首昭阳辞落日，伤心铜雀迎新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这第二首说的是： 燕子楼中，又挨过、几番秋色？相思处、青年如梦，乘鸾仙阙。肌肉暗消衣带缓，泪珠斜透花钿侧。最无端、蕉影上窗纱，青灯歇。 曲池合，高台灭；人间事，何堪说？向南阳阡上，满襟清血。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笑乐昌、一段好风流，菱花缺！ 当然，到了元朝首都北京的宋末昭仪王清惠，表现得也很大义凛然，坚决要求让她自己去做尼姑，并改名为“冲华”，颇有勘破繁华之意；这跟文相公一心要做道士也决不投降的正直气节正乃不谋而合。 此书有乾隆刻本、道光涉园张氏刻本，扫叶山房石印本。 今有：《词林纪事》上海出版公司1936年版；《词林纪事》上海教育书店1948年版；《词林纪事》古典文学1957年版；《词林纪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词林纪事词林纪事补正》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词林纪事（附《乐府指迷》《词旨》《词韵考略》）》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版。 77、《宋词记事》 收录宋代词人本事、轶事、词作评论的资料汇编，今人唐圭璋撰。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中国江苏南京人，满族，中国现代著名文史学家、教育家、词人。生于南京秦淮区大石坝街，1913年入南京立奇望街小学，第一名毕业，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后，在六合县西门平民小学任教两年。1922年夏，考进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从师吴梅学习词曲，撰写的一篇论文《诗三百篇的修辞》，与任中敏、卢前，合称“吴门三杰”。1928年大学毕业，先任教于江苏省第一女子中学，转任中央军校国文教官。历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等职。晚年体弱，辞去多项职务，仍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1990年，授“有特殊贡献的专家”。著作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南唐二主词汇笺》、《宋词记事》、《辛弃疾》、《元人小令格律》、《唐宋词简释》、《词学论丛》、《梦桐词》、《宋词四考》、《宋词三百首笺注》等。 继计有功《唐诗纪事》、厉鹗《宋诗纪事》后的第一部关于宋词的纪事著作。作者自序云：宋词极盛于一时，足以比美唐诗；而词人之韵事流传，亦颇有旗亭画壁之风。惜宋人如杨绘之《本事曲》、杨湜之《古今词话》皆已失传，是以今日不能多知其本事。惟宋人黄升之《花庵词选》及何士信之《草堂诗馀》，音附词话。此外，则散见于宋人诗话及笔记之中。明人陈耀文辑《花草萃编》，卓人月辑《词统》，俱兼采词话，附本词后。顾所引词话，往往节其大意，不录原文，甚有不着出处者。 清初，朱彝尊既辑《词综》，风行宇内；而徐釚复辑《词苑丛谈》，与《词综》并行，亦为言词者之所综。第徐书共分八类，纪事者仅居其一，而不注出处，裁剪旧文，又与明书同失。其后纪事之书，有张宗橚之《词林纪事》及叶申芗之《本事词》。叶书既剪裁旧文，亦不注出处。张书依词人时代先后，排比分卷，最为整齐；虽注出处，但不尽依原文，是皆不能无憾也。余既惜宋人词话之失传，又慨夫明、清人所述之词话，多剪裁节取，不尽依宋人书籍原文，因重辑此书，以宋证宋，以供研究词学者之参考。惟涉及评语及无关本事者，则概置不录云。 苏易简越江吟；寇准甘草子；钱惟演玉楼春；陈尧佐踏莎行；潘阆忆馀杭，越娘，西江月；李遵勖滴滴金，望汉月；陈亚生查子；夏竦喜迁莺令；聂冠卿 多丽；范仲淹 定风波，剔银灯，渔家傲；沈邈 剔银灯，柳永 醉蓬莱，定风波，鹤冲天，击梧桐，望海潮，倾杯乐。 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钩索出隐含在宋词背后的故事，这为研究词作的创作背景与创作过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于一首词的不同记载，作者都根据其它相应文献做了考证，指出孰是孰非，吴梅赞之为“卷帙虽简，事实独丰”。 如苏易简 易简字太简，梓州铜山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累官知制诰，充翰林学士，迁给事中，参知政事。出知陈州卒。 越江吟 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风晚。翠云开处，隐隐金与挽。玉麟背冷清风远。 《续湘山野绿》：太宗当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乃隋贺若弼所撰。其声舆意及用指取声之法，古今无能加者。十调者：一日《不博金》，二日《不换玉》，三日《夹泛》，四日《越溪吟》，五日《越江吟》，六日《孤猿吟》，七日《清夜吟》，八日《叶下闻蝉》，九日《三清》，外一调最优古，忘其名，琴家祗名日《贺若》。太宗当谓《不博金》，《不换玉》二调之名颇俗，御改《不博金》为《楚泽涵秋》，《不换玉》为《塞门积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词。苏翰林易简探得《越江吟》。词如上略。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十六引《冷斋夜话》：又一本云：「非云非烟瑶池宴。片片。碧桃冷落谁见。黄金殿。虾须半卷。天香散。春云和，孤竹清婉。入霄汉。红颜醉态烂漫。金与转。霓旌影乱。箫声远。 今有：《宋词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宋词记事》中华书局20088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