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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汉学泰斗”于2016年2月25日病逝，甚是悲痛！多日来，睡梦中萦绕着季塔连科的音容笑貌——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我和季塔连科相识于50多年前，我们是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也是中俄友好关系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记得去年11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会上，季塔连科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因身体原因未能来上海领奖，由其高足俄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罗曼诺夫代为领奖。罗曼诺夫在会上介绍他的老师季塔连科是“三位一体”的中国通——哲学学者、政治学家、外交实践家三者集于一身。评价他“是一位极为少见的跟随中国人下过乡的老外，尤其是在中苏交恶时期”，苏共中央和政府找到了季塔连科，任命他为苏共中央的顾问。就这样，季塔连科数十年来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推动中俄友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与季塔连科的交谊始自1959年下半年。1958年初，我被派到上海郊区宝山葑溪劳动锻炼，名之曰“下放干部”或“当新农民”。18个月后的1959年夏天，我回到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开始上一点中国哲学史辅导课。不久有个叫季塔连科的苏联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转到复旦大学哲学系，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复旦大学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位外国留学生。所以，他在学校非常显眼。复旦大学十分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分给他教授一级的一套住房；在学习上领导上指派我一对一（要我摆脱其他所有的教学和工作任务）专门担任季塔连科中哲史原著的辅导老师。根据季塔连科的要求，每星期4次（足足12个小时）到他家里讲解中国古典哲学原著，重点是先秦哲学部分。我一字一句地讲，他就一字一句地用俄文译记，他认真刻苦、勤勉学习的精神令我感动。他对攻读中国古代汉语哲学经典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逐渐地说话也“之乎者也”起来了。季塔连科的学位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我便找来孙诒让《墨子间诂》来讲解。两年中我们朝夕相处，我辅导他，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陪读者。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体会到教学相长的滋味。我们之间的友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加深和密切。我用爱称“米莎”称呼他，他用“小潘同志”称呼我。几十年后再次相见，我们仍然以此称呼彼此。 辛勤地耕耘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季塔连科终于完成了《墨子思想研究》学位（毕业）论文，俄文脱稿后，由季塔连科的忘年交——当时复旦历史系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精通俄、英、法语的青年教师金重远翻译成中文。该毕业论文经专家审读一致认为颇有深度、特色和创见。由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陈传纲亲自主持论文答辩，哲学系主任胡曲园、中外哲学史教授全增嘏、严北溟等参加论文评审，结果是给予“优秀”成绩。 自1961年上半年季塔连科归国后不久，中苏关系公开破裂，我俩便不再通信息。直至时隔20年之后的1980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学校外事办的通知：季塔连科作为苏联外交部的高级顾问，随团正在北京谈判，主题是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借此机会季塔连科要求单独到复旦看望他的老师胡曲园和潘富恩。当时，中苏关系虽然稍有解冻，我和胡教授还是颇有点顾虑的。记得见面的那天上午，季塔连科神采奕奕，饱含深情地用他那粗壮的双臂热情地拥抱胡教授和我，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时，他幽默而释怀地说：“我以为你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不在人世了啊……这些年我一直牵挂着你们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含着泪花释然地开怀大笑。谈话间我才知晓，季塔连科曾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领事馆当过研究员，之后担任苏联科学院和远东研究所所长、全苏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等职。20年前，季塔连科因其《墨子思想研究》一书获得副博士学位，该书第一版印了5万册，后来又获得科学院院士头衔，还曾担任过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远东政策顾问，为苏中关系正常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9年12月的某一天，我接到苏联科学院远东所副所长转交给我的一封季塔连科的邀请函，邀请我作为苏联科学院的客人访问莫斯科，所有的费用均由邀请方承担。他兑现了1980年会面时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等到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我一定会邀请您到莫斯科来看看。”记得抵达莫斯科时已经是半夜时分，出口处有一位学生模样的俄罗斯女青年，衣服胸襟上挂着“接潘富恩同志”中文字样的牌子。在苏联期间，季塔连科来看望我，我们还一起商量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俄文版）选题和体例等问题。他正式聘请我为编辑辞书的顾问。 季塔连科虽然身居高位（总统顾问），但是十分讲求师生情分，特别懂得“诚”和“敬”内蕴，并身体力行中国哲学的精髓。他逢人便介绍我“是他在中国留学时的导师”。在莫斯科访问结束时，季塔连科坚持要亲自替我背行李包，一直送我到开往北京的火车站台，反复叮嘱坐在我身边的俄罗斯旅客希望他们多多关照我。这是我在苏联解体前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时隔不久“苏联”便成了历史。 2001年，季塔连科作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留学的校友访问复旦，当时担任系主任的吴晓明教授专门开了一个小型的欢迎座谈会。在闲聊时我才得知，他与妻子迦丽亚1960年在上海留学时诞生的儿子，早已从俄罗斯外交学院毕业后派驻上海领事馆工作，所以我就开玩笑地说：“你是外交官之家啊！”他说：“不！不！我是汉学家之家！”就在我们谈话之间，我的一位学生徐希燕博士特来向他致谢，因为季塔连科为她的博士论文《墨子思想研究》写序。季塔连科在序文中特别强调，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作为当今国家与国家外交关系的准则。“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反对侵略战争，提倡正义自卫，促进世界和平。 2014年9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近50分钟的重要讲话。季塔连科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他说：“习近平的报告不仅对中国的文化建设、思想工作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外国的一些朋友，比如俄罗斯在不少地方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值得俄罗斯学习。比如如何处理好革新和传承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吸收利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建设的关系。习近平对不同国家文明的交流的态度非常正确，世界文化就是每个国家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大家都利用。习近平的四点原则（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四个讲清楚’）对中国有利，也应该对世界有利，建设文化的人应该好好学习和参考。”季塔连科还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演讲，题目是“两个文明千年的天才对话”，论述了俄罗斯文化代表人物普希金和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圣贤、道德哲学均有深入的研究和借鉴，从中受到启示并应用于俄罗斯文学的创作之中。文化是水，流来流去，从而创造了文明的真正沟通和交流。 季塔连科还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的理事长。他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一位连接中苏友好可亲可爱的伟大使者，一位真正懂得中国哲学和文化真精神的“中国通”著名学者。 季塔连科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俄中人民友谊长青、中苏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与发展，为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所作的贡献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作者：潘富恩（复旦大学教授）口述 邵龙宝（同济大学教授）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