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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澂，字秋逸（或作秋一、鹫子），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死于1989年，江苏丹阳人，近代著名佛学居士。 吕澂先生早年于中学毕业后，曾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一年后又转入民国大学经济系学习。其间，先生常随其胞兄吕凤子（著名画家）到金陵刻经处听杨仁山居士讲经、购买经书，由此结识了当时在该处任编校工作的欧阳竟无居士，经常向其请教佛学，书信往来不断。1914年，民国大学停办，适逢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讲习，他即前往随竟无先生学佛学，成为佛学研究部的第一批成员（第一批成员仅四人，其余三人为：邱唏明、姚柏年、徐仲俊）。一年后，先生随其兄吕凤子东渡日本，入美术学院专攻美术。次年，先生因抗议日本侵华而罢学归国，随即为刘海粟先生聘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年仅二十一岁。先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职约两年，在此其间，他结合教学，先后编撰了许多种美术专著。如：《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以后于1931至1933年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8年，他应欧阳竟无先生的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协助竟无先生筹建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吕澂先生悉废原有旧学，专心佛学研究，终生不逾。 吕澂先生是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的最得力助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吕澂先生的忘我工作，支那内学院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绩。在办学培养佛学人才方面，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后，吕先生担任教务长之职，负责全部日常教务工作。1925年，吕先生又协助竟无先生在内学院研究部中创立了法相大学部，第一批招生达64名之多。吕先生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演，阐明创立法相大学之宗旨是求“纯正佛法之全体”，而“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他说：“我国佛法自奘师一系中绝以来，正统沉沦，经千余载。其间虽有净、密、台、禅之继起而盛，然于佛法精神背驰日远，无容讳言。吾侪大师（指欧阳竟无），苦心提倡，历十余年，卒在今日于佛法基础上立法相幢，慧日曙光，重睹一线。诸君认识既真，应不迟疑，应知提倡佛法实唯法相一途。绝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专志精勤，必使纯正佛法遍世间。”（《内学》第二辑）1927年，法相大学因故停办，支那内学院研学方面仅存问学、研究两部，规模较前缩小。1937年，日军入侵，内学院由南京迁至四川江津，设立蜀院，继续聚众讲学，由欧阳和吕先生等轮流主讲。 1943年欧阳竟无先生病逝，吕先生继任内学院院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承竟无先生遗志，继续组织人员，讲学不辍。在此期间，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吕先生为在内学院建立“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所作的努力。早在1938年时，吕先生就对当年玄奘留学的印度那烂陀寺的讲习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那烂陀寺的讲习体系是将佛学分为六科，其次第为：毗昙——因明——戒律——中观——瑜伽——般若。而欲通佛学大纲，则必须完备此六科之讲习。于是，当他主持内学院工作后，在那烂陀寺六科讲习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佛学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了一个“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其次第是：毗昙——般若——瑜伽——涅——戒律。同时，在教学方法和步骤方面，也与那烂陀寺采用的学完一科再学一科的方法不一样。吕先生认为，“五科佛学，各以义理推阐，逐时开展。故必历三周而尽其学，合五科而识其全，经之纬之，成章以达。”（《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具体讲，则是选定五十部经典，分三个阶段进行讲习。在这三个阶段中，每一阶段都具五科，而以一主题要义贯通之。如，第一阶段，习十二部经典，以“心性本寂”为主题，称之为“知本”之学；第二阶段，习十九部经典，以“转依”为主题，称之为“正宗”之学；第三阶段，再习十九部经典，以“一法界”为主题，称之为“终鹄”（或“究竟”）之学。三个阶段的讲习期限，则需三至五年。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吕先生的佛学教学体系未能得到完全实施。然而，吕先生的这一佛学教学体系原则和设想，对于今日佛学院教学体系的建设也仍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支那内学院在吕先生主持下一直维持到1952年，后经院董会议决定停办。1961年，吕澂先生受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托，在南京举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研究班，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佛学研究人材。 支那内学院刊印的《藏要》和其他各种佛典，是迄今校勘最为精善的佛典版本，是内学院对近现代佛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工作是由竟无先生发起、主持的，他亲自为其中的二十多种经论写了极有学术价值的“叙”，而各经论的校勘工作，则委托给了吕先生。《藏要》的校勘、出版，吕先生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诚如竟无先生所说的，“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蛩巨不离者，有吕秋一，《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经版图书展览缘起》） 吕先生不仅在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材培养，以及佛经校勘出版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在佛学研究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吕先生在佛学领域中可称得上是一位通才，无论是印、中佛教史，还是佛教各派各类学说，他无不委曲通晓，而对于佛教文献的考证、辨伪，则多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辨析。 如前所述，吕先生认为，中土自玄奘一系中绝以后，伪说蔓延，背离佛法精神，而且越走越远。所以，他在佛学研究中，与其师竟无先生有一共同之处，即把重点放在辨清佛法之原义正解上，冀欲“使纯正佛法遍世间”。关于辨正佛法的研究，吕先生大致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文献辨伪，一是理论求真。在文献辨伪方面，吕先生尝指出说：“中土伪书由《起信》而《占察》，而《金刚三昧》，而《圆觉》，而《楞严》，一脉相承，无不从此讹传而出。”（《复熊十力书二》）其中，对于《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吕先生更作了详细的考辨。选入本书的《大乘起信论考证》与《楞严百伪》二文，充分反映了以欧阳竟无和吕秋逸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系统对这两部佛经的看法，同时也是近代有关辨析伪经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在理论求真方面，吕先生对于“性寂”和“性觉”之说的揭示和分疏是最有创见和值得注意的观点。吕先生认为，“心性本净一义，为佛学本源”。然而，对于“心性本净”一义的理解，在印度佛教与中土佛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在与熊十力先生辩佛学根本问题的一组书信中，曾反复强调说：“性寂与性觉两词，乃直截指出西方佛说与中土伪说根本不同之辨。”又说：“性寂乃心性本净之正解（虚妄分别之内证离言性，原非二取，故云寂也）。性觉亦从心性本净来，而望文生义，圣教无征，讹传而已。”（同前）为什么这样说呢？吕先生作了十分详细的阐述。他说：“要之，佛家者言，重在离染转依，而由虚妄实相（所谓幻也，染位仍妄），以着工夫，故立根本义曰心性本净。净之云者，妄法本相，非一切言执所得扰乱（净字梵文原是明净，与清净异），此即性寂之说也（自性涅、法住法位，不待觉而后存，故着不得觉字）。六代以来，讹译惑人，离言法性自内觉证者（不据名言，谓之曰内），一错而为自己觉证，再错而为来来觉证。于是，心性本净之解，乃成性觉。佛家真意，遂以荡然。”（《复熊十力书五》）总之，吕先生认为“性觉”说完全是“由译家错解文义而成”，它给正确理解佛学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新中国成立后，吕澂先生自1953年起，先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吕先生一生著述甚多，1991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五册），收入了吕先生佛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论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