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雷海宗先生全家福 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发展史上，19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52年秋，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与清华大学历史系原主任雷海宗教授，因为难以言说的原因奉命调离北京，移砚南开，南开史学从此奠基，走上了崛起之路。1952-1962年的十年，谨言慎行的郑天挺先生生活相对平坦，雷海宗先生则因言遇祸，生命终结。 文化“二周”“战国”声名 17岁考入清华，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和不少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的学者不同，处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期的雷海宗，很早即形成其中外兼修、意识超前、理论见长的宏大学术格局。1927年雷氏归国，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亲历中国百年变局，深怀爱国热情的史学家，雷海宗追问求索的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集中体现了雷海宗所借鉴“文化形态史观”的独特理论方法、“中国文化二周论”的文化思想及敏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是其作为“战国策”派核心人物的重要作品。 雷海宗等强调的战时“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主张国共两党捐弃政争，全力抗战，支持战时建立“外表民主而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主张先以集权御外侮，以后民主行建设，认为战时中国应该有“英雄崇拜”等观点——引起众多争论，也受到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一些文化人基于政治立场的批判，“战国策”派的学术主张与文化思考，被视为“宣扬法西斯主义”和“为国民党张目”。 1943年1月，经史学家姚从吾反复游说、朱家骅亲书邀请，犹疑的雷海宗终于加入了国民党。1947年复员返平后，雷海宗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1948年1月，雷海宗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初选名单，随后，他又被蒋介石列入“抢救北方学人”的计划中。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梅贻琦、刘崇鋐等多次动员雷海宗南下，雷氏陷入去留两彷徨的苦闷，但终未成行。但无论如何，在1949年后的政治气氛中，作为“战国策”派的代表性人物，雷氏因与国民党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被迫反复检讨，仍难洗污点。 “原罪”难赦 移砚南开 共和国成立初，辞去系主任的雷海宗仍任清华历史系教授。1950年春季，雷氏被派往京郊参加土地改革运动。3月，被登记为反动党团分子，列为管制对象。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写了一组批判天主教的文章，将稿费捐献国家。1951年3月，雷氏再被派往西北地区参加土改运动。4月，管制被解除。 1951年，一位从前的女学生当面批判雷海宗给她造成的坏影响。雷海宗在思想检讨中称：“心中刺痛，话也说不出。……我当时没有勇气详细向她追问，因为心中实在太痛苦了。”十分看重导师身份的雷海宗，对于教育青年学生一向十分自信，也自认为是青年的引路人，渴望自己的学术探索可以为中华民族寻找复兴之路。但突变的政治气氛，让他始料不已，他也想积极靠拢，努力以新思想装饰自己。最后十年的雷海宗先生，一直活在现实与理念的纠缠中。 1952年3月，积极表现的雷海宗，向历史系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思想检讨并获通过。雷海宗放下了一块心病。不久，在院系调整中奉令建设工科院校的清华大学，撤销历史系。秋天，雷海宗奉调移砚南开大学。 有一种说法是：为占领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高教界，当时的一个做法是将历史上有问题、政治上不太可靠的学者清除出京，以便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展开。由于1949年前雷海宗与国民党关系较密切，被列入内控分子名单，调离出京可以使其学术影响力下降；与之境遇近似的还有曾被学生誉为“北大舵手”的明清史专家郑天挺。 初建于1923年的南开史学，当时因张伯苓“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理念，将人文学科的发展视为次要，开拓者蒋廷黻见难有作为，于1927年转至清华。1930年代，南开文学院曾有设立历史系的构想，但被抗战全面爆发所打破。抗战时期，加入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南开史学，只有刘崇鋐、皮名举等少数教师，培育学生十几位。抗战胜利后，冯文潜为主任的历史系终得成立，杨志玖、黎国彬、杨生茂、王玉哲等先生接踵而至，但在经济破败、国共内战的动荡中无力发展。 1950年代初，处于院系调整形势下的南开，正在为创办综合院校进行结构上的“折腾”，工学全部调整给天津大学，弱小的人文学科得以适当发展。郑天挺、雷海宗奉调天津时，南开历史系先后调入了吴廷璆、谢国桢、辜燮高、来新夏、魏宏运等人充实师资，渐成一支阵容可观的学术群体。 郑、雷两人移砚南开，或出于政治安排，也可能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合作有关。不管怎样，在院系调整中工科遭受重创的南开大学，因郑、雷同入南开，历史学科收获了两位大师，由此开启了南开历史学科的崛起与繁荣期。历史变迁的偶然性与复杂性，于此或可有所体会。 潜心教学 奠基学科 南开的氛围是相对宽松的，雷海宗在此获得了较多的心灵安慰，他开始在教学及学科建设上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在南开，屈尊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雷海宗，并不以此为忤。在教学上，他请教研室其他老师先认定课程，别人不愿承担或者难以承担的课程由他来讲。1952年，教育部参照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决定开设“世界现代史”必修基础课。这门课先前在国内全无基础，各校都无专职教师，北大、北师大等校也无法立即执行新计划。可是，有雷海宗的南开却顺利如期开课。雷海宗在1940年代就从历史角度入手，写过大量论述二战及其影响的专文，对这个领域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和学术积累。 毕业于美国的雷海宗，对于苏联教育体制形成的画地为牢、分科过细的问题颇有微词。他开设世界现代史课程后，没有照搬苏联的提纲和教材。他指出，苏联教材对现代历史时段的划分并不符合东方国家的史实，是苏联中心论的产物。从实际出发，雷海宗采用专题教学法，按历史次序讲授系列专题，大大深化了课程内容和思想性。与此同时，他在备课中尽可能采用英文文献。当时流行的是俄文材料，雷海宗虽然也能阅读俄文，但他认为搞社会科学不能不注重西欧和美国的成果。雷海宗同时订阅了十多份外国杂志。他说：“不看外国杂志，就不了解人家科学的一日千里。”他私下多次提示青年师生不能只看苏联小册子，甚至冒着被人误解的危险，主张“哪个国家先进就学哪国文”。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如此言行既需要一番勇气，更要有超然的眼界。 1956年，教育部计划开设“物质文明史”，全国各高校都开不出来。又是南开的雷海宗率先开出此课程。在课堂上，他从生活和服装的变迁反观民族历史的发展，讲到游牧的塞其提人由于骑马征战，穿绔、长靴、马褂、风帽；后来由于绔御寒不足，就加上腰，成为开裆裤；再以后演变成合裆裤。一条裤子的演变雷海宗足足讲授了几节课，但这绝不是对历史无聊细节的穷究考据，而是延续了他从文化形态史观观察物质文明推演的治史思路。明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认为，这门课当时给了他很大启发，乃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后来对社会史的关注。 在此阶段，雷海宗还完成了教育部委托他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他对当时普遍采用的分区分国教学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种授课方式容易让学生产生各国兴衰循环的错觉，很难形成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观感。他于1956年提出采用“综合年代教学法”讲授世界上古史，并于当年率先实践，获得了成功。此后，雷海宗先生陆续培养出王敦书、于可等人，逐步奠定了南开世界上中古史专业的基础。 雷海宗还担任《历史教学》编委，分管世界上古史部分。遇有教学问题需要深化或者纠谬，他就亲自撰写文章予以解答。例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等。这样的“大家小文”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对高校青年教师和中学教学都有很大帮助，“看似写来不难，实则非高手莫办”。 只要是能够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提升学术水平的事情，雷海宗都热心去做。他特别在家里为几位青年教师讲授两周秦汉史，王玉哲和杨志玖先生听说后也来旁听。又有同事教课不受学生欢迎，以致无法继续，雷海宗虽然课时已满，却仍然勉力中途接课，并想尽办法使随班听课的这位同事不感到难堪。这位同事听课后对雷海宗大为感佩，后来反右时拒绝批判雷海宗，并说：“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师。” 雷海宗十分珍惜时间。魏宏运先生回忆，每次到他家中请教或者讨论系里的事务，“我看到雷先生总是伏案读书”。曹中屏教授亦亲眼见证雷海宗直至1962年重病缠身之际，仍然坚持清晨朗读英语文献。可是当时总有很多会议和学习需要参加，雷海宗也穷于应付。有一次，一位党员同学通知他开会，雷海宗说：“你们叫我开会，我要准备功课，到底怎样好呢？”不过虽然勉强，“他还是来”。张景茀先生则说：“海宗假如开了一天会，回到家中，第一件事，一定要拿本书看，一边说‘今天整天未看过书’。他真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 触犯“天条”错划右派 雷海宗希望能将余生全部用于学术科研活动，但他终于没能躲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号召展开全党整风。在天津召开的传达会上，也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讨论，雷海宗应邀与会。在会上，不谙政治风气的雷海宗，比较系统地谈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 他说：“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现在已62年，在这62年之间，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就中国最近的情况而论，我们党的两篇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直在不停地发展的。但是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60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之中。”具体就是指“最近60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不断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认识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语句。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是一切遵照办理”。（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45页）在座谈中，雷海宗将这种情况形象比喻为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即总结革命经验较多，而总结人类历史经验不足。显然，雷先生的批评对象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发展状况，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4月，在《人民日报》记者召开的座谈会上，雷海宗再次重复他的观点。《人民日报》记者在随后发表的座谈纪要中，竟把雷海宗的讲话“加工”成了“承认马克思主义应该发展，可以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在当时，这可是犯了大忌的！杨志玖先生甚至写信给《人民日报》，称其曲解雷先生的讲话原意，但无人应答。很快，报刊即开始了对雷海宗观点的批判。 6月2日，不知大祸临头的雷海宗，在天津史学会讲演“关于世界史的分期问题”时，提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差别不大的观点，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经典理论的“修正”，再次触犯“天条”。 时任天津市文教部科学处长的于光远，认为雷海宗的观点是学术问题，不应划为右派。据说，康生在7月初的内部讲话中点名批判雷海宗。中宣部也传来了“天津再不批雷海宗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斥责。8月14日，在天津科协举行的反右派大会上，雷海宗遭到点名批判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牵连者有好几人。时隔多年，雷师母张景茀仍然清楚地记得： 1957年夏，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噩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 雷氏夫妇“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雷海宗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过妻子张景茀的陪伴还是给了他很大安慰。有人送来了从香港寄来的饼干，病中的雷海宗一块也不肯吃，全都留给妻子；有电影票、戏票，他总是催妻子去看，并说“你能出去散散心，我就高兴了”；妻子在厨房做饭，他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说：“我不能帮你做，只好陪陪你”；妻子外出回来稍晚，他就在校门内踱来踱去，直到她回来……。 被打成“右派”后，雷海宗的教学活动被勒令停止，但他并没有放弃专业学习和科研工作。当时历史系全体教师奉命突击编写一套亚非拉各国历史的书，稿子虽按期完成了，但其中错误疏漏非常多，无人使用的历史系只能分配由他进行校对工作。身为右派的雷海宗没有资格参编，更不能署名，但他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他每天在图书馆里查对英文资料、修补文稿疏漏，为这两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病中的雷海宗，还翻译了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的重要章节。直到1962年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还委托助教王敦书从图书馆借出全套《诸子集成》，打算研究先秦诸子，写作有关著述。 重上讲台 最后独白 1961年末，雷海宗被摘除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2年初，雷海宗即抱病重上讲台，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其中后者还是一门新课。这时，他患慢性肾炎已经三年，严重贫血，全身浮肿，行走困难。可他仍然用颤抖的手亲笔拟就“外国史学史讲义提纲”，又让助教用三轮车带他到教室上课。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历史教学和科研事业，直到最后时刻仍然保持着认真负责的专业精神。 此时戴着“摘帽右派”帽子的雷海宗，在学生眼中衰弱不堪，又是极其异样。当时听讲的肖黎先生忆道：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 可是他一旦开始讲课，却突然振作甚至亢奋起来： 他讲课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写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腊文。他端坐在椅子上。每当助手写完后，他头也不回，把拐杖往后一甩，有时打在黑板上，然后大声地念着，像朗诵一样，那浑厚的男中音依然那么好听。看得出来，他很兴奋，甚至有些忘乎所以。 他讲课口若悬河，很有风度，知识面之宽，文字学之精，着实令人叹服。我真想深情地喊一句“先生！”以表达我的敬意。我敢说，大多数同学都有与我同样的心愿。然而，我们都依然保持着沉默。 每次课后，大概兴奋期已过，雷先生显得非常疲劳。在助手的搀扶下，他拄着拐杖艰难地、默默地走出教室。教室里十分安静、冷漠，既无喝彩声，也无掌声，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然而，阶级斗争的严酷气氛让学生不敢与他接近，一些“左派”在他每次课后还要再安排“消毒”课。雷海宗的最后一课是那么孤独： 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 雷海宗的生命独白，一直坚持到1962年11月底他再也无法行动为止。 12月16日他被送往医院抢救，12月25日，雷海宗因尿毒症及心力衰竭在天津病逝，年仅60岁。 雷海宗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的学者，他四十年治史不辍，铸成贯通古今、中西兼修、自成体系的史学风格；他虚怀若谷、任劳任怨、因材施教，为清华史学和南开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其名字联成的“声音如雷、学问似海、史学之宗”的美誉佳句，既是史学界的佳话，也是对其学术地位的高度认可。 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有诗赞曰： 不争二字见生平，全部工夫铸史成。绕室青光如照遍，直叫中国可无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