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君健与儿童在一起 叶君健(1914—1999）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一个特例：他用中文、世界语和英语写小说，翻译英语、德语、丹麦语等七门外语的世界文学名著。今年是叶君健百年诞辰，其子叶念先撰文回顾了父亲作为跨文化的作家、翻译家的光辉一生。 成长于大时代 父亲1914年12月7日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叶家河村。这是一个地少人多、多丘陵地的华中农村。这里过去很贫穷，但红田埂绿庄稼，风景很美。父亲儿时在家乡种过地，放过牛，在私塾里念过几年书。那时私塾主要是让学生背诵古诗文，老师略作解释。父亲对这种背诵教育有自己的看法：儿时记忆好，先在脑子里装一些经典诗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消化，遇事更能有所判断，采取行动。那些古诗文也使他一生保持着中国人的道义观念和爱国理想。这也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有的理想。 1929年，父亲的二哥在上海做店员，把父亲接到上海，送进中学。那时他15岁，乡下人的样子，说一口红安土话。他的同学中的富家子弟有一天在他背上贴了个条，上面写着“茶坊”二字，认为他只是个当茶坊伙计的材料。当时上海的中学里很重视英文课，他的英文没有基础。他的一位老师主动业余帮他补课，补了两周后，老师对他说：“我也是个穷教书匠，你能每月给我14块大洋的补课费吗？”父亲计算了一下，14块大洋当时是农民一年辛苦劳动所得，自己每月拿不出14块大洋。他给老师买了些礼物，就再也没有去补课。他下决心自己努力学习，并且要超过那些富家子弟，绝不在被人藐视中沉沦。当时流行着一本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语语法》，内容详实活泼。父亲非常喜欢这本书。他用一个暑假的时间，通过这本书学通了英语语法。接着他读了许多英语范文，背了大量的生词，最后，他把字典里的生词画出来，背起了字典。那时他坚持每天早晨朗读英语，他认为这是最好的、通过自身提高外语听说能力的方法。他每年寒暑假都抓紧时间超前学习，每年暑假过后都跳一班，3年就从中学毕业了。他生前常对我们说：“我那时没有录音机和光盘，但我把外语学成了，还用外语做了许多事。” 1932年，父亲18岁时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在此打下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础。那时，他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看到对世界语的介绍。世界语是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1887年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立的，目的是希望它能成为国际友好交流的辅助语。世界语的构词和语法比其他自然语言都科学灵活。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有国际世界语协会，我国有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世界语广播。国际世界语协会每年在一个国家召开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我国已召开了两次。这是世界上唯一不用翻译的国际大会。世界语在世界已流行100多年，在商贸、旅游、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科学普及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都被翻译成了世界语，包括我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列宁、鲁迅、毛泽东等都曾支持世界语。 父亲很希望向世界介绍中国。他虽然懂英语，但那时他不愿用另一个国家的语言写作。他很快就掌握了世界语。1933年，他用世界语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岁暮》。这也是第一篇中国人写的世界语原创小说。1937年，又出版了用世界语写的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书中写的都是当时穷苦佃农、工匠、小生意人和小知识分子的故事，反映了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底层人的生活。父亲在《被遗忘的人》的“后记”中说：“我在童年时就生活在小说集里的人物之中，他们一直在奋斗中。我希望在我的祖国的进步中，我们能‘忘记’那些不幸。”这就是父亲写这些故事的原因。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还把一些抗日战士、游击队员和左派文人的短篇小说翻译成世界语，总题目是《新任务》，行销世界，介绍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鼓舞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父亲从上海到了武汉，进入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做国际宣传工作。当时他是第三厅里唯一的英文翻译。他每天把中国抗日的新闻稿翻译成英文，交给外国记者。同时他还和一些世界语同志把新闻稿译成世界语，再由中国革命者、世界语者刘仁的日本妻子绿川英子（也是世界语者）译成日文，对日本兵广播做反战宣传。国民党不断迫害政治部第三厅的人员，1938年第三厅解散，父亲到香港，与国际友人、波兰裔的爱泼斯坦一起编英文期刊《中国作家》，同时与朝鲜爱国者、作家安偶生，匈牙利世界语刊物编辑布劳恩共同编世界语期刊《东方快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情况。各国世界语者十分关心这份刊物，并把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文章翻译成本国文字，因此，《东方快讯》当时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现在维也纳的世界语博物馆里还保存着这份刊物。 当时欧洲反德国法西斯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处于相持阶段，一些人失去了信心，十分悲观。这时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详细分析了法西斯外强内虚的实质，说明反法西斯的斗争要持续一个时期，正义的抗争肯定会胜利。当时廖承志把《论持久战》的文本交给我父亲，请他翻译。父亲在香港租了一间废弃的卫生间，把《论持久战》翻成了英语。同时父亲还翻译了许多来自延安和抗日前线的文章，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人民共勉。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到了大后方重庆，在重庆大学外语系教书。当时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深恶痛绝于国民党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就到处讲演，大骂国民党反动派。有两个美国记者采访马寅初，父亲给他们当翻译，重庆大学就把父亲解聘了。后来父亲靠写作、翻译，在一些大学代课维持生活。1942年经复旦大学教育学教授马宗融介绍，父亲认识了我母亲，在作家老舍的主婚下他们缔结姻缘。我母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婚后她一直辅佐父亲，帮他整理稿件，抚养我们。母亲70岁时开始写书，学画，75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小有名气的画家。她今年90多岁了，前年还出了一本总结我们家经历的书。 1943年父亲应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邀请，到英国各地讲演，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情况。那时中英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国，父亲的讲演对英国和欧洲盟国都是一种鼓舞。他常夜以继日地做准备，有求必应，使许多英国人和在英国的其他欧洲人十分感动。英国报纸也不时登出一些他的讲演，使他在欧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以研究员身份到剑桥大学研究西方文学。在剑桥大学他接触到一些欧洲的著名学者和文艺家，如经济学家凯因斯及其妻子、俄国著名芭蕾舞演员莉迪亚·乐甫歌娃，意识流作家伍尔夫，画家瓦涅沙等。他主要研究了欧洲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法国的巴尔扎克、梅里美，丹麦的安徒生，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 父亲为了介绍中国，在英国用英文写了几本小说和一些文章。父亲用英文写的最引人注目的小说是《山村》。这本书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1984年还被英国世界语诗人威廉·奥尔德翻译成世界语，被国际世界语协会列入“20世纪东西方系列丛书”中。在《山村》中，父亲以自己的家乡为背景，描写1927年前后，在南方的一个山村里，一个老农妇与他的小儿子、童养媳菊嫂和一位寄居于老妇家的、北方流浪来的农民老潘一家人的故事。小说用白描的手法叙事，以老妇的家为舞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各色人物，既集中，又广阔。冰岛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山村》冰岛文的翻译者拉克斯内斯评论《山村》时说：“中国作家叶抓住了实质。他帮助我了解了中国人和一个古老的国家的一场大革命，关于它，马克思并没有做出任何预言。这本书的故事浓缩在一个小山村里，读者集中地在这里看到中国革命初期阶段的一些变化，在这个世界上一个超级大国家里，革命是如何在农村中开展的。把这本具有真实意义的小说用冰岛文介绍给冰岛公众，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助力新中国文化外交 1949年全国解放，年底父亲就回到了祖国。《山村》在英国出版的当年被评为“最佳作品”，英国文化界都很惊奇，他们以为父亲会成为英语作家，甚至加入英国籍。他们不能完全理解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深厚感情。英国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雷恩斯说：“我很欣赏叶的才华，我以为他会成为英国作家。但是他的心，他的写作题材却是在中国，当那里的内战快要结束，蒋介石政权接近崩溃的时候，即1949年，叶就匆匆回国，支持那即将胜利的革命。” 1953年父亲发现一本苏联出版的英文期刊《苏联文学》，联想到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为世人所知，父亲便向对外文委和作家协会打了报告，被批准创办英文版的《中国文学》。茅盾任名誉主编，父亲任副主编，负责中外文的定稿。这本刊物三分之一介绍古典文学，三分之一介绍“五四”新文学，三分之一介绍新中国的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这个刊物介绍到国外的。毛主席的诗词也是首先从这个刊物介绍到国外。《中国文学》开始时是季刊，后来成为双月刊和月刊，还出了法文版。 由于父亲懂多种外语，“文化大革命”前他几乎参加了所有中国参与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和国际作家大会，足迹遍五洲，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从在从事抗日宣传的政治部三厅时代开始，他就结交了许多国际文化人，如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美国作家阿瑟·米勒，新西兰作家、诗人路易·艾黎，中国-比利时混血女作家韩素音，匈牙利著名世界语诗人尤里奥·巴吉，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俄国的帕斯捷尔纳克一家人，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的儿媳和孙子等。他与国际友人交往时总是坚持原则，诚恳地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取得的成就和失误，使一些正直的外国文化人一直保持着对中国辩证的、客观的看法，保持着好感，相信中国能在不断地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和不懈努力中向前发展。父亲在国际交流中有几件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父亲在英国做研究工作时就认识了韩素音。那时韩素音在英国学医，由于都来自中国，他们就成了朋友。1956年父亲到印度新德里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韩素音的丈夫是印度人，她与父亲在印度相会。当时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一些印度人对中国人不友好，韩素音一时也不知应该怎样与中国人相处。那时她已多年未回中国，创作几近枯竭。父亲对她说：“你有中国血统，也在旧中国生活过，你的作品背景都是中国。你还不了解新中国，你应该回去看看，端正对中国的态度。这样你的创作才会更有意义。”韩素音理解了父亲的话，后来她每年都回国一两次，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内容都比较客观，涉及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外国人的经历。她回国寻访了她父亲的家族成员，写了自传，还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传记。她的创作旺盛起来，作品在国外也受到重视。 1980年7月，父亲随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到保加利亚亚瓦多纳市参加63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的世界语代表团到会就散发了一份用世界语写的反华传单。在全球世界语界有个规定：不许攻击别国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父亲发现苏联的反华文章后就会同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向大会主席团反映了情况，大会主席团也觉得苏联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语精神的宗旨，就没收了全部苏联散发的传单。这种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的意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更应注意，同时要采取适当有效的方法。 1982年5月，父亲到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参加国际作家会议。在中苏关系紧张十多年后，参会的苏联作家想与他聊聊，又不好意思直接找他，就托南斯拉夫作家牵线。父亲对南斯拉夫作家说：“作家也是人民，人民应该成为朋友，共同探讨如何建造美好的世界。我愿意与他们聊聊，共同克服不必要的成见。”于是他与苏联作家作了友好的交谈。他们谈论文学，甚至谈到中苏不会永远对峙下去。苏联作家很惊异中国人那么了解和尊敬他们的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和高尔基等。他们与父亲分手时说：“相见恨晚，我们应该保持接触啊！” 翻译与创作比翼齐飞 50年代父亲在工作之余开始翻译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全部童话。父亲最早是从世界语的发明人柴门霍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了解到安徒生的，他立刻就喜欢上了安徒生的童话。父亲在英国时就决定要把安徒生的童话翻译成中文，他不时到丹麦访问，了解丹麦的风土人情，结交丹麦朋友。父亲在翻译之前细心研究了安徒生的生平，并写了一本书《鞋匠的儿子——童话作家安徒生》。他自己是作家，能够体会安徒生遣词造句的意味，他的译文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父亲对安徒生的每一篇童话都做了研究评论。例如，他指出：《皇帝的新衣》意义十分深刻，安徒生是不偏不倚的，只要是人类的缺点，无论是王公还是百姓，他都要善意地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的真诚。父亲指出安徒生认为“只有人才能改造自己的命运。要永远充满希望，看到光明”。我国读者熟悉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虽然在除夕之夜冻死在街头，但她一息尚存时，梦到了爱她的奶奶和天国。我们同情她的悲惨遭遇，更被她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所触动。由于父亲认真地研究了安徒生，并把他的全部童话精心地翻译成中文，1989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他丹麦“国旗勋章”，感谢他把一个小国的名人之一介绍给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 父亲很喜欢小孩，不时为儿童写作和翻译一些童话、民间故事和儿童剧。在这方面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要使少儿读物的品种和内容多样化，不只介绍流行的童话，我翻译了一些北欧和南欧的童话和民间故事。应该让孩子们对世界了解得更多，因此我翻译了一些挪威、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等国的民间故事。”1991年中国儿童剧院还把他翻译的挪威民间故事《豆蔻镇的居民》改编成儿童剧上演，儿童们都觉得十分新奇有趣。父亲还编写和改编了许多儿童故事。他说：“它们在我的笔下都属于再创造，我根据自己在国内外的见闻和阅读对象，给予描述、铺演、解释和新的主题，是一种创作和推陈出新。”在他写的儿童故事里有各国儿童。他说：“交通和媒体的发展使世界人民越来越接近，要主动地了解世界，为建设和谐世界而奋斗。” 父亲出版过十多本散文集，如《两京散记》，写他在北京和东京的见闻；散文集《地久天长集》相当于是他的一本自传，写他从青少年时代到晚年的经历。《欧陆回望》写他在欧洲遇到的人和事，还探讨了翻译和创作技巧。他指出：“文学的翻译更要求信达雅，传神。这要求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提高修养，负起我们在现代生活中中外沟通的责任。” 对于文学创作，父亲说：“我一提起笔，读者就站到我的面前。他们是有一定文化、生活经验和智慧的人；我得承认他们的智力至少与我相等，可能超过我。因此我在纸上表达我的思想感情时，就得老实，不能装模作样，故弄玄虚，更不能板起面孔教训人，或者只管发泄自己的怨气——文学应该有教育自己和别人的责任。我只用平直、朴素的语言，冷静、客观地讲我的故事，同时也追求诗意。我控制自己不胡说八道，控制到冷酷的程度。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信，对读者有益。” 1988年父亲发表了《寂静的群山》三部曲和《土地》三部曲，深入并且延伸了他在《山村》里讲的故事。书中人物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是对我们近代生活的巡视和思索。1998年英国费伯出版社把他的《寂静的群山》三部曲翻译成了英文。 1991年父亲患了癌症，调养了4年有所好转。父亲抓紧时间，与母亲写了一本散文集《金婚》。这本集子的内容包括：母亲和父亲相识、结婚和生活的记录，教育子孙、学习写作、绘画、养花的经验；他们特别描绘了他们接触的普通人，理发匠、老中医、中外朋友；还包括父亲、母亲共同访问丹麦、荷兰和英国的见闻。这是我父母合作的唯一的一本书。父亲在后记中说：“我珍惜一场大病后剩下的这点生命，希望为人民再尽一点微薄之力，聊以自慰。” 1999年父亲的癌症复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每天仍坚持看《新闻联播》，关心着国家的发展，总想做点有意义的事。 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在回顾父亲一生时感到：老一代许多志士仁人带着深厚的爱国情结，作出了他们的贡献。我们的国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让我们共同继续努力吧！ （作者为叶君健长子，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监事长 叶念先 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