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第一捱不过的，是岁月荏苒，世事苍茫。我的面前坐着一个99岁的老人，慈眉善目，笑得很喜乐。 交谈不是很流畅，需要我很无礼地冲他大声嚷嚷，他听清楚了，轻言细语地回答，对比很是鲜明。被光阴浸泡 得太久，渐渐会丧失时间感，老人已经不能很顺序地回忆平生，说的都是单件的事情，还时不时问身边的博士生：我是哪一年毕业的？我是哪一年进的史语所？人生的点滴堆压在一起，前后会错位，但大小浓淡却是确定的。所以，他记得抗战逃亡，记得陶希圣和仙槎大哥，记得童年的青椒炒鸡蛋。 何兹全出生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他讲的人和事，都是大半个世纪前的，落满了历史的尘埃，而此时，初春的阳光正照耀着他。 聊天是从长毛（太平军）开始的。据何先生说，何家在山东菏泽，算是有门第的，他的曾祖父当年当县令，抗击长毛，父子双亡，曾祖母将女儿推入井中，自己再投井自尽。四条人命，换来了一个世袭云骑尉，往下传给了何兹全的祖父和大伯父。大伯父的儿子何思源，何先生叫做仙槎大哥的，是对他影响极大的一个人。 何兹全的父亲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当上了军官，何兹全生正逢时，从小娇生惯养，私塾也不好好上，整天盼着仆人来叫“少爷，回家吃饭了”。后来转到初小学堂，才开始学数学等“现代知识”。小时候的主要记忆就是玩，跟着大兵学推牌九，“还好没学坏”。众星捧月中长大的孩子，天性善良，不无软弱，贪玩，胆小，一团和气。这就是何兹全。 随父亲驻军迁居几个地方后，何兹全在菏泽转入南华学校的高小班，开始接触英文。私立的南华学校当时有进步青年和国民党地下组织，受其影响，何先生很快参加了童子军，而且在升入南华初中（南华师范学校）后的1926、1927年间，加入了国民党。少年何兹全爱国，政治积极性很高，家里藏着国民党南华分区的大印，常参与国民党党内活动，策反土匪，创办《警钟》刊物，还曾经负责把守城门，抓拿共产党嫌犯，结果嫌犯来了，是他的同学。他比对方还紧张慌乱，到底把人放走了，回去挨批评。书生总是干不了政治的。 在动荡的1927年前后，北洋军阀和国民革命军激战，菏泽是前线战场，学校便停了课。那一年，何兹全参加在文庙里开办的一个国文补习学校，知道了梁启超的国学书目清单，但找不到书，只读了《诗经》和《左传》。但在这过程中，他减少了政治热忱，渐渐有了向学之心。尤其是当时国民党分成了左右两派，何兹全的政治立场，是左派，受陈公博、周佛海的影响很深，坚持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的分裂行为，但也反其他党派的激进。 战争的硝烟平息之后，何兹全转到公办的省立六中，潜心读书，同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在主席任上，何兹全还遇到过一次学潮，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新派是对的，但办事往往没技巧，操之过急做傻事，学生群情激奋被利用，最后获胜的是旧派。那之后，他真的“笃志好学”了。 1930年他初中毕业后，闯荡到北平读高中，考上了辅仁大学附中，语文老师是台静农。在辗转了几个学校后，何兹全终于高中毕业，于1931年报考清华、北大、山东大学，被后两所录取，他选择了北大。 但生计成了问题。在北京读书，要两百块大洋，是地方高校费用的一倍。还好，他的仙槎大哥当时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不仅负担了他的花费，而且为他写信给傅斯年。何兹全拿着哥哥的信，受到了傅斯年的热情接待。傅斯年对这个新生的教诲很“老旧”，学好外语和古汉语。何先生老了还摇头，说，自己两样都没学好。 老北大录取学生不分系，文理也不分科。学生考取后自行选系，自由转系。何兹全是从政治系转向历史系的。他上过胡适、傅斯年、钱穆、王镛的课，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陶希圣，正是通过陶希圣，何兹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历史观的影响持续到了今天。说到“辩证唯物主义”，何先生有些许不好意思一般，问我：“你们现在不讲这个了吧？”“你们年轻的，都不信了吧？” 胡适、傅斯年、林伯渠这样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代表着史书上的一个时代，而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大学是学术的起点。何先生在大三时，第一次发表论文《北宋的差役与雇役》，之后又发表了《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等6篇文章，其中《中古时代之中古佛教寺院》得了五十多元稿费，买了个德国相机，好不得意。他的毕业论文《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指导老师陶希圣给了88分。那时候，他已经在史学界崭露头角了。但他不这么认为，那个时代的史学界出了很多大家，他不过是附时代骥尾而已。“那是个好时代。”他说。 大三时还有一件事，何先生一个圈子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名叫“玛宁寨”的非正式组织（因为大家彼此见面问好“morning（玛宁）”），成员包括北师大教育系的朱启贤等人，大家思想倾向接近，都爱国、关心社会和教育、认同民主、温和改良、部分接受社会主义。1934年，以朱启贤为头儿，大家创办了《教育短波》，一份给乡村小学教师增加资讯的综合性刊物。杂志得到了陶行知等人的支持，请钱玄同写的刊头，找陈立夫要的资助。《教育短波》发行量一度高达5万，构成了何先生人生中重要的一个板块。 1935年，何兹全毕业了。傅斯年有意接收他入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何思源则可以送他去日本留学，何兹全选择了后者。可是，在日本的一年是极不愉快的，他紧张、迷茫、彷徨，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报国无门，读书又静不下心来，以至于严重神经衰弱，不得不回国静养。 那时何先生的志向是做学问，研究中国史，回国后本来可以也应该去史语所，但他忌惮研究所里的科研压力，决定先到《教育短波》杂志社，半休养半调整，结果一入红尘尽染埃。朱启贤清高狂狷，给陈立夫写信以兄相称，跟90多岁的杜威论辩也毫不礼让。何兹全和他共同办刊，期间有理想，也有私心，有精诚合作，也有过争执分歧，几乎闹到绝交，两人是最好的朋友，结交最深，摩擦也最多。何先生不愿意说编辑部的故事，那“只是在社会上瞎混，瞎混了好多年”。他认为这是人生选择的一大失误。 其实，即使在杂志社“混事”期间，他也抽空写了《中国中古寺院经济史》，原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商务印书馆在“八一三”淞沪战火中被焚，稿子下落不明。 1937年7月7日，何兹全去前门车站送朋友，车却停开。谁都没想到，卢沟桥已经发生了战事。 战争爆发，社里开始考虑将杂志社迁往南京。7月下旬的一天，社里决定派何兹全先行南下考察选址。当时，他正在伏案翻译日文的《农业资本主义》一书，通知来得急，他想着去两天便回，译稿摊开在桌上都没收拾，被子也没叠，便走了。不料想这一走，就是十多年，再回北京，已经是建国后的1950年，换了人间。 逃难、跑警报、躲飞机，南京，武汉，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在武汉滞留期间，何先生继续办刊，结识了陈独秀，在国民党组织的青年战训团担任教官，给流亡学生讲授“中国民族革命史”课程，期间的一件大事，是“抽空”与郭良玉女士结婚。 何先生的婚姻，是真正的倾城之恋。两人在北京本就相识，“八一三”时，两人都在南京，何兹全设法弄到了两张开往汉口的船票，连夜将郭良玉接走。不久，南京沦陷，继之以南京大屠杀。 两人脱险到汉口后，便结婚了。当时没有婚仪庆典，之后有70年的厮守，白金婚。仙槎大哥给的400元礼金，两人也一直没舍得用，存到抗美援朝，捐了出去。郭良玉是个急性子，小时候就幻想着要练飞檐走壁的功夫，抗战期间在国际宣传处的对敌科上夜班，负责收听日本广播并翻译成中文，蜡纸刻印了供国民党中央做参考。结果她跟领导吵架，丢了工作。晚年坐在轮椅上要何先生推着走，还口齿伶俐地指挥人。 1938年夏秋，何先生到了重庆，《教育短波》气息奄奄，不久便正式倒闭。在那多事之秋，何先生最重要的恩师和领路人陶希圣给他留下1000元，被汪精卫接到了香港。生活困难，何先生先后干过很多工作，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当编审，编写教材，申请中英庚款的学术补助，写作《日本维新史》，在中央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左手抱着小儿，右手写文章，小孩子淘气，两手一拍，不是稿纸破就是笔飞了。 战时最能见世道人心，二房东以2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房子，再以400元租给何兹全一家。四川省教育厅长曾经被抓壮丁，厅长亮出身份，保甲长也不买账。何先生的儿子何芳川才100天，被送到托儿所，谁知托儿所照看不力，致使蚊虫叮咬染上疾病，幸好抢救及时才度过危险期。不久，不满周岁的孩子又患病，连夜冒雨送到重庆市立医院动手术。多年以后，何芳川考入北大，从东语系转到历史系，后留校任教。有谁知道，这个被北大学生选出来的“十佳教师”、北大副校长，童年竟然如此多灾多难。他于2006年病逝时，才67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给何先生夫妇俩极大的打击。 在战乱中穷得饿肚子，发疟疾，打摆子，连续好多天高烧不退，即使如此，何先生还在想着国家大事，坚信抗战总会胜利，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总有矛盾。他给傅斯年写信，讨论相关问题，认为国民党应该承认共产党的民主权力，而共产党应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和统一。这些“书生之论”，遭到了傅斯年的“嘲笑”和否定。他后来才知道，傅斯年1945年去延安见过毛泽东，对于国共的和平，是不抱希望的。 颠沛流离到1944年，何先生从重庆赶往昆明的史语所工作，才渡过了一小段极安逸的日子，没有飞机轰炸，生活也无忧，每日里读书写文章，有时候去营造学社听林徽因“训话”。 早在大学期间，何先生已经参与了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秦汉说等，还有的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特征，是家族宗法本位和帝国时代，根本就没有欧洲所谓的“封建社会”。何先生独辟蹊径，提出魏晋封建说，且能言之有据。 史语所期间，他进一步意识到魏晋南朝时期与东罗马帝国相似，写了三篇文章：《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魏晋南朝的兵役》，进一步完善了他的“魏晋封建说”。还研究了“獠”族的资料，可惜没有写成文章。何先生一生坚持魏晋封建说，即使在严酷时期与官方钦定的观点直接冲突，却从未动摇苟且、学术自诬。何先生美滋滋地说，这是他最重要的成果，这个观点“我是第一”。他伸出左手食指，在阳光下得意地晃了晃，咧着没牙的嘴，笑了。 抗战胜利后，仙槎大哥当了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转任北平市长。何先生由此获得山东省公派出国的机会，他拿着胡适给他写的介绍信，于1947年到达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开始学习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后来转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那时已经是1949年9月。 何先生有研究生奖学金，几年内生活无忧，可以将妻儿接到美国去定居；史语所还保留着他的职位，以及他的一部分书物，他可以奔赴台湾归队；他也可以选择回中国大陆。 最终，这位老国民党员，决定回到共产党治下，“归顺”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1950年回国，由白寿彝推荐到北师大历史系教书。他说，之后的几十年，除了普通的批斗、游行、抄家、下放外，他没怎么受罪。可惜，也没再做什么事。然后就老了。 何兹全给自己的定性是，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政治。算起来，他在社会上“晃荡”的时间和在书斋做学问的时间还真差不多。但骨子里毕竟是书生，社会政治活动并没有带给他多少快乐的回忆，可以让他在阳光里晃着指头说，“我是第一”。 我总记得老先生的笑，眉眼弯弯，嘴角弯弯。一个99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居然还记得问一个脱羽绒服的年轻后生：你这样冷不冷？写稿时想起他的笑模样，还有这句问话，我几乎落下泪来。 《中华读书报》2010年4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