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继愈 2016年4月15日是任继愈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国家图书馆将于当日在北京举办任继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国家图书馆并于今年初发起征集参会论文或纪念性文章，在此我们刊发其中的两篇，以表对作为文化巨匠、学术宗师的任继愈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 任先生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但馆里的同事们很少称任馆长，大家都习惯称任先生。因为大家觉得，馆长只是一个行政职务，而任先生对于大家来说，不仅仅是一位领导，更多的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导师、长辈。 任先生担任馆长，按分工主要是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向、人才队伍建设，至于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则由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负责。 办馆方向，实际上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定位。国家图书馆的到馆读者在全世界国家图书馆中是最多的，服务面在全世界国家图书馆中也是最广的，这当然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特色和成绩所在。但是，任先生常常为此感到忧虑，忧虑的出发点不是国家图书馆的读者太多了、服务面太广了，而是通过这个现象，他感到我国图书馆事业与发达国家图书馆事业之间的差距。因此，他总是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机会呼吁：希望国家和各级政府加大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和投入，多建一些社区图书馆，让那些本来应该在社区图书馆接受服务的读者免去舟车之劳，不要仅仅是为了一本普通的图书、一本常见的期刊而都“挤”到国家图书馆来，既为普通公众提供方便，也为国家图书馆“减负”，让国家图书馆集中精力更好地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 每年新年，国家图书馆照例要开一次离退休人员的茶话会，许多老同志赶来就是为了见一见任先生，向任先生问问好；国家图书馆也要开一次全馆员工大会，任先生总要讲讲话，每次讲话都不长，讲话的风格也都基本一样：讲一个小故事、一个笑话，说明一个大道理。有一年的讲话主题是谈图书馆的服务，话不多，任先生半开玩笑地说：馆里博士论文阅览厅墙上镌刻着赵朴初先生题写的《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意思本来很好，但我每次看到，心里总不是滋味，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换换，因为它总是让人产生联想，似乎在批评我们让读者为了找一本书、一册期刊而感叹“路漫漫其修远”，为借一本书、一册期刊而上楼下楼求索无门。大家在一阵笑声之后留下了许多思考。还有一次，也是全馆员工大会，该任先生讲话了，话也很短，内容与会议的主题也没什么关系，他突然说：世界上最值得敬佩的，要数中小学老师。为什么？因为每个中小学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今后能够超过自己，他们会为学生的一点成绩而高兴不已，也会把学生的成绩看作是自己的成绩。这与有些大学老师不一样，生怕学生超过自己。最后一句话点题：希望在座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向中小学老师学习，要注意培养年轻人。 任先生是国图的馆长，也是全国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任先生非常重视国图与其他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在他从馆长职位上退下来时，与馆班子成员有过一次集体谈话，话也不多，他说：各位馆长都有很丰富的经验，以往的具体工作都是你们干的，我很放心，没有什么要交待的，只有一件事要特别说一下：周部长在主持馆里工作期间，曾立下了一个规矩：兄弟图书馆的馆长们到馆里来参观、办事，无论大小，只要有时间，都要见见面，一起吃个饭。希望今后把这个传统坚持下去。国图的事要靠大家支持，要与兄弟馆搞好团结，共同把国家的图书馆事业搞好。任先生这话其实是有感而发的。听人说，以前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这两个大馆的关系并不太好，任先生在1987年担任馆长以后，很快就去上海，登门拜访了比他年长的顾廷龙馆长，两位老人握手言欢，从此，两个馆来往交流十分密切。1998年顾廷龙先生在北京儿子家故去，国图特地在馆里设了一个灵堂，供在北京的朋友后辈吊唁，这恐怕也是很罕见的事了。任先生的字写得很好，很有笔力，且有自己的风格，因此许多人都找他求字，我也求过，但没能得到。不过，只要是图书馆来求字，任先生几乎是有求必应，并且绝不收润笔，所以国内很多图书馆（有的还是规模很小的图书馆）的馆名都是任先生题写的。一天晚上，山东省图书馆赵炳武馆长突然给我来电话，说是新馆修好后，省里要把在大明湖公园里的老馆拿走另作他用，馆里希望借助任先生的影响（任先生既是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又是山东人，山东省的领导是很尊重他的），向省政府反映，建议留下大明湖老馆作为古籍分馆。省政府很快就要决策，事情紧急，因此任先生的信最好明天就能写好寄出。这样仓促，对任先生有些不敬，希望我先代为疏通说明。第二天一大早，我赶紧去找任先生，任先生什么话也没说，马上就写了一封信，并郑重地盖上自己的印信。后来，听说大明湖那处馆舍给山东省图书馆留下了。像这类事情是很多的。 任先生既管大事，也管小事、具体的事，有些小事后来也派上了大用场，解决了一些大问题。 2001年，我刚到国图，分管善本部和古籍馆。一天，任先生特地把我叫去，说：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很多名人手稿，管理制度比较严密，书库的条件也不错，只是有少数手稿需要特别注意。巴金先生曾多次捐赠手稿，但有一些手稿是用圆珠笔写的，你找图书保护组的同事研究一下，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防止圆珠笔笔迹褪色和洇浸。接受任先生的任务后，我马上找善本部和图保组的同事研究。这还真是一个难题，因为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图书档案界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最后，图保组提了一个方案：在每一页手稿之间夹一页无酸纸，以防洇浸。另外，做一批好点的书匣，把手稿与周围环境稍微隔离一点，以缓减空气中有害气体对圆珠笔笔迹的影响。此后不久，发生了巴金先生赠书流失事件，当时巴金先生家属及一些学者都耽心手稿是否安全，结果我们把巴金先生手稿保护状况的照片给巴金先生家属看，巴金先生的家属看到国图对保护巴金先生手稿是非常用心的，心中的怒气也就消了不少。 2002年5月，周绍良先生病了，亟需一笔钱。周家曾经是很有钱的，解放以后，出于爱国之情，周家将几乎所有的资产、文物及古籍善本等都捐给了国家，其珍贵藏书多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倘若换作金钱，不啻以亿万计。谁曾想，周绍良先生晚年体衰多病，又不愿向国家伸手，因此决定将自己因研究需要而收藏的一批拓片出让，委托中国书店办理相关事宜。周绍良先生是当代研究碑帖的大家，编有《唐代墓志汇编》，所藏拓片质量很高，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为章钰四当斋旧藏（此前章钰四当斋曾有过半数的拓片收藏于国图）。一位日本学者听说周先生有意出让，开价160万元，并马上赶回日本筹资，许以三日之期。此事被白化文先生得知，古道热肠的白先生赶紧将消息告诉任先生，希望任先生出面，想办法，既不让这批珍贵的拓片流落国外，又能解周先生燃眉之急。任先生不顾年高，立即驱车去通县的双旭花园周宅拜会老同学，周绍良先生则以实情相告，提出愿以100万元让与国图。从周宅回来后，任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周家两代人爱国之情，世人共知，国图受惠最多。现在周家有困难，得赶紧想法解周先生的燃眉之急。至于购买程序中操作方面的困难，我们自己想法解决。中国书店彭震尧经理闻知此事后，免收原来代周先生整理编目的相关费用，天津图书馆陆行素馆长慨然决定悉数购藏国图多余的复本，在各方的努力下，此事终得圆满解决。 国图文津街老馆以收藏古籍为主，建筑古香古色，环境非常优美。从2001年开始的文津学术讲座更是蜚声遐迩。任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关心、呵护，不仅给这个系列讲座取名“文津讲坛”，题写了匾额，又请朱家溍先生亲自设计匾额样式。任先生自己提出，每年至少在文津讲坛上讲一次。任先生还亲自出面，邀请到了华君武、王蒙、厉以宁、张岂之、秦伯益等先生前来演讲。每逢著名学者到文津街老馆讲演，不管风雨，无论寒暑，他总是亲自到场，坐在听众席上听讲。我们都知道，这是任先生在为文津讲坛“助阵”。 任先生是一位很细心、时刻想到别人的老人。每次上班时，他都不让司机把车停在办公楼的门前，而是早早停下，他自己多走一段路。因为他发现，如果车停在门前，会对进出上班的员工稍有妨碍。在他从馆长的岗位上退下来的大会上，他说了一段话，至今让许多员工感动不已：“我到国图担任了十八年的馆长，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没有做什么，我记得只有一件事是我做的：刚搬进新馆办公楼时，门口的玻璃擦得很亮，好多人没注意，往往会一头撞上去，有一次还伤了人。我发现这个问题后，让后勤的同志在玻璃上贴了几条彩条，让人知道这是一扇玻璃，从此后就再没有发生撞门的事了。” 任先生从2009年3月住进医院，很快我们就明白，任先生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因此去见任先生的时间比以前更多了。有时谈学术，有时谈学林掌故，有时谈馆里的工作，有时谈社会问题。在诸多社会问题中，任先生最关心的是教育问题。 有人说，知识分子精神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对现实的批判上。这一点，在任先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任先生非常注意观察，既关注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也关注一些具体问题；作为一位哲学家，任先生善于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提炼出带有规律性、实质性的东西。因此，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任先生知道得很多，分析得也很透彻。譬如说学术界一些抄袭、剽窃行为，任先生会通过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所反映出来的实例来加以批评。在分析当今教育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他又提出了像重建考试制度、设立“国家博士”学位制度等建设性方案；在批评当今社会重经济、轻文化的倾向时，他自己身体力行，直到生命的终点还在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他说：“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工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因此任先生对于馆藏文献的整理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像《中华大藏经》、文津阁《四库全书》、《永乐大典》、馆藏敦煌遗书、馆藏西夏文献以及其他古籍的整理、出版等等都是在他的关心、指导甚至直接主持下开展的。其他如“样式雷”“北堂藏书”等专藏文献的保护、整理，他也十分关心，常常过问。 许多人都知道，我是任先生从四川大学调来的，也有不少人以为我是任先生的及门弟子。其实，在来国图工作之前，我没有见过任先生。 记得上大学时，中国哲学史教学指定参考书就是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但说来惭愧，以前任先生的著作只是浏览并未曾细读过，也没有想到过会与任先生有直接的接触，更没有想到能在任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记得是1998年秋天的一个雨夜，我突然接到川大宗教研究所卿希泰先生的一个电话，说任先生给他打电话，国图（那时还叫北京图书馆）正在物色一位业务副馆长，有人给任先生介绍说徐中舒先生指导的一位博士在川大图书馆任馆长，口碑还行。任先生办事是很细心、很缜密的，于是请卿希泰先生从旁了解。卿先生对我是比较了解的，在任先生面前自然是谬奖有加。虽说任先生只是希望从旁了解，但卿先生觉得还是应该问问我本人的意见，是否愿意去北京工作。这样，我才开始与任先生有些通信联系。2001年2月我到了国家图书馆，分管业务工作，常常要向任先生汇报、请示，遇到一些大事、棘手的事，要向任先生讨教，每次总能在任先生那里得到帮助，有时他会直接表态，有时并不直接表态，而是讲一个故事、讲一段闲话，让你自己去体会、思考。工作之外，一些属于个人的私事，任先生也是要过问的：任先生常常会在周末的早上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练习英语没有？有一次还专门把我的妻子叫到他的办公室单独谈话，说：你的英语好，得督促陈力学好英语，在家里多说英语，有一个学英语的小环境，天长日久，他的口语水平就能提高。就是在他老人家最后一次住院、我们去看他时，他还提起这事。 任先生离开我们快七年了，但我一直觉得他老人家还和我们在一起，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但提起笔来，一时竟不知从何写起。残梦断忆，草成此文，以为怀念。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