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邓嗣禹、董作宾、钱存训（至左向右）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合影  钱存训 据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线网2015年4月10日披露，著名华人汉学家、中国书史和文化史研究泰斗,留美学者钱存训先生于4月9日在芝加哥去世，享年105岁。由于外公邓嗣禹（1943-1947年兼任馆长）与钱存训先生曾经是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前后任馆长，对于钱先生的动态，我近年一直关注。我曾保留了他们在1947-1948年期间的两张珍贵合影。为纪念钱先生，现撰文阐述他的学术成就，追忆他们早年交往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学术成就与贡献 钱存训先生出生于1910年。1947年秋，他接受美国汉学家顾立雅邀请，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主管，1962年升任远东语言文化系教授兼远东图书馆馆长，直至1978年退休，任职馆长时间长达16年。在这期间，他与夫人许文锦女士经过多年努力，将1936年以来芝大图书馆所积存的十多万册中文藏书，加以整理和编目，为芝大远东图书馆日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学者，他的研究主题是“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书史”，先后出版有《书于竹帛》及《纸和印刷》等中英文专著20余种。令人十分钦佩的是，他102岁高龄时，还在其学生的协助下，出版了《回顾集：钱存训世纪文选》一书。他一直强调中国文字和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中《书于竹帛》是在他早年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编而成，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增订再版，并分别在1980年、1990年有日文版、韩文版翻译出版和再版。书中特别指出汉字的伟大和功能，其持久、延续和多产性，不仅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多姿多彩、源远流长，也展现了在世界文明史上所独具的特色。 此书英文版出版后，先后约有30篇书评文章在世界各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对此书推崇备至。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评论中称赞道“此书可称为卡特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的姐妹篇。……钱书与卡特的名著完全可以媲美而并驾齐驱。……全书行文清晰利落，要言不烦，是写作的典范。”李约瑟的这些赞美之词，成为他邀请钱存训编写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良好开端。 钱存训的《纸和印刷》一书，更是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的国际地位。李约瑟出版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唯一由个人署名、华人撰写的分册——《纸和印刷》，就是出自钱存训之手。钱存训在书中不仅介绍造纸、印刷这两大发明在中国的产生经过与传播过程，还着重讨论了它们为何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原因。钱存训在书的结论一章中指出：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方的功能虽然相似，但其影响并不相同。在西方，印刷术的使用，激发了欧州各民族的理智思潮，促进了民族语言及文字的发展，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在中国，印刷术的作用正好相反，它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保存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因此，印刷术与科举制度相辅相承，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坚固基础。这一结论得到了李氏的大加赞赏，认为可引发他在大系全书结论的思考。 1985年，此书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册定价66英镑，合100多美元，应该说在当时西方图书市场，也是相当昂贵。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初版1500册在出版之前就已预订一空，二次续印不久又告售罄，成为这一大系中最畅销的一册。英国《泰晤士报》当时评价说：“钱氏将这一专题的资料浓缩在一册之中，以西方语言介绍中国文明尚属首次，第一版在发行之前就已预订一空。”创造了学术出版书籍销售的奇迹。 李约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这一分册使我们看到这一计划的第一个果实。我们说服了关于这一专题世界最著名的权威学者之一，我们亲密的朋友、芝加哥大学钱存训教授来完成我们书中这一部分的写作任务，我们非常钦佩他为此所做出的贡献。……我认为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从钱书中，读者将可纵观中国造纸和印刷术的整个历史，并了解到，欧洲对此一无所知时，它们已经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世纪。”同时，此书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册关于纸和印刷术的权威之作，也是有关这一专题的百科全书。 在顾立雅、钱存训、邓嗣禹等中美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芝加哥大学成为除哈佛大学之外的另一个汉学研究重镇（详见笔者在2014年3月5日中华读书报第5版发表的文章《他们令芝加哥大学成为汉学重镇》）。 与顾立雅、邓嗣禹的共事交往 1947年的芝加哥大学，在哈钦斯校长的改革措施吸引下，就师资力量而言，可谓人才济济，尤其以东方语言文学系的阵容最为强大。东方系的中文课程由美国学者顾立雅（H.G.Creel,1905-1994）、柯睿格（E.A.Kracke,Jr.1908-1976年）、中国学者邓嗣禹（1905-1988）三位主讲，每人除担任语文课外，另有其他专题讲授课程。三位教授各有分工，顾立雅担任第一年汉语、古代史和思想史；柯睿格担任第二年中文、中古史和政治制度等课程；邓嗣禹在第三年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目录学、中国史学方法和现代中文。再有受顾立雅邀请，1947-1948作为访问学者的董作宾，曾开设中国考古学、古文学等课程。1949年秋，邓嗣禹接受费正清邀请，重返母校哈佛大学，最早讲授“现代中国问题”课程。之后，他所讲授的中国目录学、中国史学方法等课程由钱存训接任。 中国目录学课程，讲授的内容是图书历史与文献资源的基本知识，目录的编排方法及论文的写作格式；中国史学方法课程，则是着重研讨历史学科的类别和内容，系统介绍主要参考书目。这两门课程对于研究生论文的专题选择、编写大纲和写作进程，都有很大帮助。所以当时的东方系和后来的图书馆学系大部分学生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其前期作业都是在这两门课程的基础上形成的。1958年远东系正式成立之后，这两门课规定为博士生班的必修课程。 1947年1月，董作宾来到芝加哥大学后，顾立雅为他精心安排，租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位美国学生家中。这是一幢两层楼的住宅，楼上有卧室一间，平时则在楼下会客起居。这年10月，钱存训来到东方学院报到后，和他合租在一个住宅。两人在东方研究院的办公室也是相邻。为欢迎钱存训的到来，邓嗣禹曾在学校宴请过钱存训，并邀请董作宾作陪。餐后三人在校园内合影留念。 顾立雅为了帮助钱存训尽快熟悉业务，并加强与外界的联系，10月9日即致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裘开明，“你可能知道，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钱存训先生已成为我们的职员，负责进行我们中文馆藏的编目工作”。10月14日，钱存训就有关图书编目之事，根据邓嗣禹的要求，主动致函联系裘开明，“久慕盛誉，未获识荆，至深抱憾。训今秋应芝大之约，来此整理中文藏书，得邓嗣禹兄指示，略知梗概。此间订有HY（哈佛燕京学社）卡片五套，分类编目拟全部随尊著方法，以期一律。兹有数教，仍求指教，应祈拨冗赐示为幸”（《裘开明年谱》1947年10月9日、14日）。 钱存训在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任参考部主任期间，就曾与裘开明及夫人曾宪文有过工作上的合作，他们之间应该说是老朋友。在裘开明夫妇赴美之后，接续她的未完的工作，继续为中国科学社编印书目。所以在信函之后，钱存训有意询问此事，并请裘开明代为转达他对于裘夫人的问候。 1948年，钱存训与邓嗣禹、顾立雅夫妇、柯睿格夫妇、麦克尼尔共同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司马特美术馆举办的王济远个人画展，并在展览会上合影留念（详见：《他们令芝加哥大学成为汉学重镇》）。 50年代初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以致美军的介入，美国各大学逐渐重视对于中国及亚州地区国家的研究。1948年远东学会更名为亚州学会。《清代名人传略》主编恒慕义当选为主席，费正清为副主席，邓嗣禹任理事，1958年兼任亚州学会研究考察委员会主席。该学会在1966年改选时，钱存训当选为亚州学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主席。 1959年，时任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邓嗣禹，在学校所在地布鲁明顿市，举办了一次为期三天，以“亚州研究与州立大学”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邀请各大学亚州研究主任参加。钱存训曾代表芝加哥大学参加会议，他在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美国的亚州研究”的论文，全面论述了”亚州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在美国发起的历史及现状，强调了开展亚州研究的重要性。会后，邓嗣禹将与会学者们发表的论文汇编成册，主编了《亚州研究与州立大学》的论文集，1960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陈润成：《邓嗣禹与战后美国汉学的发展》）。1961年，冼丽环将钱存训的这篇参会论文翻译成中文，以“美国对于亚州研究的启蒙”为题目，在台湾的《大陆杂志》第22卷第2期上发表（1961年3月出版）。两人曾经为推动美国学界对于亚州研究工作的开展,并肩合作做出过不同的贡献。 在60-70年代，邓嗣禹与钱存训曾在多部名人传记的编写过程中再次合作。在富路特（L.C.Go⁃odrich）和房兆楹主编的《明代名人传》（全2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中，邓嗣禹应邀撰写明太祖朱元璋的传记；钱存训应邀撰写了明代铜活字印刷人华燧和安国的两篇传记。在包华德（HowardL.Boorman）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全5册，1967-1979年出版）中，邓嗣禹应邀撰写了赵恒惕的传记；钱存训则应邀撰写了齐白石、高剑父、高奇峰和冯承钧四人的小传。在法国人吴德明（YvesHervouet）主编的《宋代名人传》（1976年出版），邓嗣禹撰写了郑樵（1108-1166）的传记；钱存训则写作《九经三传沿革例》一文，两人合作交往的时间长达30年。钱先生为国分忧，不断进取与追求的精神，永远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楷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