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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大规模刻印经史始兴于五代，第一次把诸多正史加以汇刻，是宋绍兴十四年（1144）四川漕井宪孟在眉山校刻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眉山七史”，又称“蜀大字本”，因版印模糊，又被称为“九行邋遢本”。现存眉山原刻，仅《宋书》残册一种。原刊加上元、明递修者称“三朝本”。 第二种汇刻本是元大德本“十七史”。可详参张元济《校史随笔·隋书·元大德九路刊本》。大德本校刊精勤。 其三是明代汇刻的南、北监本“二十一史”。南、北监指明代设于南京、北京的国子监。南监本成书于嘉靖七至十一年（1528-1532）；北监本成书于万历二十四至三十四年（1596-1606），系据南监本重刊。南、北监本问题很多，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讥笑“适足以彰太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姗笑”。其主要缺点，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说是：“明人刻书，每喜窜易。遇旧本不可解者，即臆改之，使其文从字顺。然以言行文则可，以言读书则不可。”（《校史随笔·北齐书·因刊误而愈误》） 其四是汲古阁本“十七史”，系明末藏书家毛晋延请名家校刊。书成于明崇祯至清顺治年间，因朝代更迭，中间有所损失而修补。毛氏所刻流传颇广，影响很大，但错误也不少，藏书家、校勘家对之毁誉参半。 清朝乾隆时开四库馆，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正史类原已有二十一部，遂将最新刊行的《明史》、几被废弃的《旧唐书》和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一并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 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1739-1784），武英殿将“钦定二十四史”汇刻成书，这便是对近代影响极大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当时许多渊博的学者如齐召南、杭世骏等参与其事。其中《明史》、《旧五代史》为初刻，两《汉》、《三国》、《晋书》、《隋书》系依据宋元旧刻；其余大部分依据明南、北监本。由于所用底本较差，即便用宋、元旧刻者也未必是最佳之本，错误不少，故此汇刻不能称之为最善。 与武英殿本几乎同时，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也整理抄录完成，其开始时间虽晚于武英殿本，完成时间却早于武英殿本。一般认为其所据底本“内府刊本”即为武英殿本，但实则两者存在很大差异，尤以辽、金、元三史最为明显，甚至可说截然不同，可见内府刊本并非全是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虽然由于避讳等问题对书内容多处删改，但仍有其独立的版本价值。 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个书局合刻的“局本”二十四史是继“殿本”和“库本”之后的又一大版本系统，是清代地方官刻的一大壮举。各大书局都聘请了一批知名的学者从事编校工作，如金陵书局的张文虎、戴望、唐仁寿、冯熙、刘恭冕，浙江书局的谭献、黄以周、王治寿、张大昌、张颜等，皆一时经史、词章学家，因此校勘比较审慎，整体质量胜过武英殿本，在当时普遍受到欢迎。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称：“一时京朝大官，索局刊史者纷起。” 1930-1937年，由张元济主持校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著名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每一部史书，均选用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最古的善本影印，但由于宋元旧本多已残缺不全，因此残缺部分还需他本补配。补配者力求与原本相称，即宋本宋配，实在不能，即退而用其次者。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祐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祐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如此便犹如僧人所穿的“百衲衣”，故称之为“百衲本”。这是一项艰辛而漫长的工作，有时一史的版本收集和确定，往往前后要花好几年的功夫。百衲本受到学界高度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1959年，根据文化部的决定，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指导，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对二十四史展开全面系统的整理点校，至1978年，二十四史全部整理完成并付诸出版，被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采用了标点、分段，并进行了校勘，纠正了旧本中的谬误、脱漏、衍文、倒置等许多错误，除《史记》外，各史都撰写了详细的校勘记，是目前最为通行和权威的版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