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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13 15:16:15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2年第3期 有这样一个国家，它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它“飞奔着进入我们的视野”，它似乎将要“大举战胜我们”，这就是中国。中国经济的确增长迅速——在过去30年里平均每年的增速约为9.4％。随便浏览报纸和杂志就会告诉我们中国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现在，很多著作都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正在战胜美国，“正将美国排挤到一边”；它很可能成为21世纪的超级大国。我们一方面处于一种新的东方热之中，另一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东亚则是期望与恐惧并存。就像20年前我们对待日本的经济实力一样，面对“中国的崛起”，我们既有钦佩和夸张，也有恐惧和厌恶。对美国人而言，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隐喻。有人鼓励我们思考“中国”（奇迹或威胁）就好像它存在于真空中一样；正如关于“日本第一”的文献那样，那些关于中国的崛起和未来的看法尽管博人眼球，但却是一种荒谬的废话。 西方的凝视和中国的荣耀 当把“想象的”中国崛起与它“已知的”过去进行比较时，我们的目光好像又回到美好的过去：当中国是著名文明中心的时候，“西方人”还穿着熊皮四处奔跑。中国正在崛起，不仅如此，亚洲正在崛起，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衰落，可能不久就会完结。我们还应鼓掌欢迎，因为世界文明回到了它的原点。 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和新全球秩序的诞生》，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要考虑东方对西方即将到来的胜利和美国经济的崩溃。与很多其他人不同，雅克能看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有强大的海军和基地可以牵制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因为这点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中国“实现在该地区的霸权指日可待”。但是，任何认为美国霸权会被取代的分析，必须找到某个等待接过霸权的大国；1890—1945年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大国，但今天没有这样一个大国。然而，雅克说，中国正在慢慢成为“美国的替代模式”。这种模式包括多边主义、“和平崛起”学说、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援助和由平等主权国家构成的“民主”世界——国内不一定是民主政治，但彼此之间却实行民主。无论如何，我无法想起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这种“模式”已经取代了美国。 戴维·康的《中国崛起》无疑是一本更出色的著作。为了解释东亚现在的复兴和未来可能的主宰地位，他试图认真地探索它的过去。他认为，关于中国和东亚的流行的学术讨论在解释力方面都存在过度的局限，因为这种讨论仍然囿于这样一种方法：分析少数关于世界运作的理论之间的差异，把东亚视同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献声称，所有民族国家都野心勃勃，大国获得了大多数的已有利益，其他国家要么参与 “平衡”，要么“跟着强者走”，国际社会是肮脏、野蛮和漫长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即中国和霸权国即美国之间的战争将会不可避免地日渐临近。 康教授介绍了一些常识，他认为，今天在“中国惊人的崛起”过程中，东亚既不会结盟也不会跟着强者走。相反，中国无处不在的“和平崛起”口号又回到了不好战的1800年之前中国的世界秩序。他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一主张在当代世界中不可能经受住考验：美国火奴鲁鲁（即“檀香山”）的指挥总部监视着全球52％的地区，而且在太平洋上具有压倒性的支配地位，只有傻瓜——像20世纪80年代那些呆笨的苏联精英——才敢去尝试派出一支 “蓝色海洋”海军。“和平崛起”？当一个对自己的现代化征程完全不清楚的国家能够想在任何时候派遣三叉戟潜艇潜到你的海岸，或在精确的巡航导弹的扫射下损毁你的基础设施时，你要保持警惕。康认为，当30年前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时，当代中国历史便拉开了帷幕。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衰落的和孤立的中等国家”。 戴维·康对美国政治学家的看法是正确的。两位更有影响力的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已故的塞缪尔·亨廷顿都以关于21世纪中美战争的预言结束了他们的名著。他们以一种几乎随便的方式提出了即将到来的一场大灾难，好像任何人都会明白这种不测的可能性。在美国，这类书籍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中国观察家们的著作，但它们的轻率和不负责任的预言似乎很少遭到主流媒体的批评或反驳。理查德·布什和米高·奥汉仑在《一场与众不同的战争》一书中作出了更为谨慎的预测：如果战争来临，它将最有可能爆发在曾经以美丽而命名的一个小岛上：福尔摩沙（即台湾）。像米尔斯海默和亨廷顿一样，他们描绘了战争可能如何爆发的情景，最早在2012年。但是，他们更了解中美关系的现实，他们的真正意图是“管理”台湾，使战争变得不太可能。他们为避免麻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但是对问题的起源并不感兴趣，这让他们的分析显得肤浅。 积弱的中国 如果我们唤起关于太平洋是美国内湖的记忆，那么美国在东亚权力平衡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将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这无疑是正确的。在沈大伟这位最了解中国军事的美国人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发展出（即使优先在发展）一种力量投射能力”。近年来，中国已扩展了应对台湾的能力，但台湾也并非坐以待毙。看似荒谬的真理是，今天中国攻占台湾的能力比起1950年6月强不了多少；台湾的空军仍然优良，而中国的水陆两栖能力仍然不足以让必要数量的军队登陆，因此，它在战争中真正能做的就是用许多导弹摧毁这个岛屿——这是任何头脑清醒的中国将军都不愿看到的结果，除非一场地区性的全面战争爆发了。美国对台政策也基本上是1950年的那样：一旦中国发动攻击，对于是否保卫台湾，它仍然保持一种模糊的态度。同时，今天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军事实力都很强。日本的空军、导弹（虽然为数不多）和宙斯盾级驱逐舰都大大优于中国的驱逐舰；其海岸警卫队与中国的水面作战舰队几乎一样庞大。韩国和台湾加起来的防务开支几乎与中国相当，这取决于如何进行数字计算。朝鲜拥有世界第四大的军队，还有核武器以及全副武装的短程和中程导弹。此外，还有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罗斯。总之，中国被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所包围。就算撇开它们不谈，仍然有胜过中国的美军。 这就不难理解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寻求一[FS:Page]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并维持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中国快速抛弃了在东亚地区的冷战外交，这确实远远超过了华盛顿的预想；它在保持与朝鲜长期关系的同时，承认了韩国这个前敌人；发展了与台湾海峡的两岸贸易和旅游；并且在其“睦邻友好政策”之下与所有邻国进行了积极的水平外交。因此，中国在过去30年中一直是东亚模式的核心。在这种模式中，经济力量已经系统地侵蚀或消除了以前坚不可摧的冷战障碍。美国领导人从中国最近的外交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中国的外交也是一种在布什单边主义真空中发展起来的外交；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也希望美国重回多边主义，而且比中国更重视多边主义。 中国就在附近，并且无处不在 戴维·康基于史实分析认为，在现代帝国主义传到中国（1839—1842年）、日本（1853年）、韩国（1876年）和越南（19世纪80年代）之前，非常值得称道的东亚国际体系已经运行了数个世纪。这个仁慈的帝国位于北京，向四方辐射它的影响，一直到属于它的文明范围内的各个王国。中国周边的王国像韩国、日本和越南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中国很少干涉其内政，却常常被误解为在朝贡体系之上的中国的“宗主权”。这是一种最和平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中央王国仁慈地忽视了它的邻国，尤其是韩国和日本，而它们则投桃报李，按照自己的需要借鉴中国的文明和治国之道。 不幸的是，康教授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他把这些地方视为“民族国家”，当时这些地方是君主制国家，人们并不认同我们称之为“越南”或“韩国”的地方；1868年以前日本半封建的分封式主权尤其如此，新的明治领导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去建立大众的所谓“民族”归属感。 乔瓦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充满了赞颂之词：中国不仅将主导21世纪，而且在1800年以前通过它的经济和世界体系也主宰了其他所有国家。在短暂的200年之后，我们现在回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因为中国正在回到它的正常地位。“新保守主义的新美国世纪计划的衰落”和作为“东亚经济复兴领导者的中国的崛起”“正在将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从北美转移到东亚”。对阿里吉而言，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的衰落，或至少标志着美国不光彩地结束了它成为世界国家组织中心的长达60年的奋斗。 阿里吉对美国衰落的推论则更有趣：“中国的崛起”无法实现斯密的构想：建立在世界各个文明之间更平等基础之上的“世界市场社会”，是东西方之间相互尊重的前兆。这是一个深刻的洞察，因为白人男性操纵了过去200年的英美霸权。阿里吉也敏锐地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经济领先但却不受美国军事力量庇护的国家。但是，在美国霸权之外的中国是广泛定义的吗？我认为不是如此。简单的错误有时会伪装成论据：例如，“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日本早在以前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但严肃地说，并没有取代美国。中国正在步日本的后尘，试图赶上200年来发展相当快的美国。 尽管如此，阿里吉以对斯密思想的长篇讨论来强调他的主题。斯密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领先于欧洲，用阿里吉的话来说，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发展的典范”。这种市场处在擅长“集约型”发展的小生产者中间，但没有遵循“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西式道路。此外，事实证明，中国不只是大国，而且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像戴维·康一样，阿里吉想要说服我们，关于中国崛起的未来前景仅仅是过去东亚模式可以预见的复兴。阿里吉赞同彭慕兰的想法，即200年前中国和西方在经济实力上大约相当，但是西方的技术变革加上东方的帝国附庸使中国陷入了它现在正在避免的束缚。他同意王国斌的观点：在直到工业革命前的数个世纪里，中国和欧洲拥有以市场为基础的增长和“劳动集约化”的类似模式。他欣赏杉原薰关于1600年后的东亚“勤劳”的发展理论和滨下武志关于东亚贸易网络的开拓性著作。不久，他结合杉原薰和斯密的思想，创立了东亚“勤劳革命”的理论，认为这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弥天大谎与持久真理 对中国而言，1949年后的30年是蜿蜒曲折的30年。自从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已成为两位数稳定增长模式的典范。但是，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干扰因素，如千百万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因此，对1949年之后的历史发展进行一致连贯的描述殊为不易，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人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部分。正因如此，为中国亲历了过去60年的人们写出一本严谨连贯、忠于史实、不偏不倚且充满善意的历史作品，必将令读者和同行们目瞪口呆。林春的《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本标志性的著作。 她的书以中国寻求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史实开篇，而非西方传教士在现实中从未发现过的理想化中国，也非世界规模最大的议会民主，更非台湾或韩国“奇迹”的最新版本。毛泽东和邓小平均致力于“开辟另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这种追寻一直并将永远充满艰难险阻”。近期内，如果这条道路能通过“建立于广泛社会共识基础上的强大的道德和理性力量”取得成功，那么它即使无法挑战“转变中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从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其向社会市场的方向转化。然而，在国际孤立和“千年倒退”的双重钳制中破除重重障碍，中国的确实现了“发展”。 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在东亚都曾扮演过帝国主义的角色，可是这段耻辱史在中国从“东亚病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演变中往往不见踪影。但林春认为，如果忽略中国的苦难与帝国主义的暴行在说明民族解放运动正当性中的作用，这难道不是一个弥天的谎言吗？帝国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治理方式的渴望仅限于其国内，难道中国应该将自由民主制度的嫩芽植根于这样虚伪的土壤之中？又或者说，难道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冷战顶峰时期诞生所面临的艰难环境而“被历史地剥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选项”？对于那些曾一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趸者而如今变成了批评者的人——如《纽约书评》的乔纳森·默斯基——而言，这是一事无成的半个世纪：1999年中国建国50周年时，他写道：“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而这种观点在中国观察家中并不罕见。作为一位在中国长大且具备敏锐观察力的女性，林春绝不会作出这样惟我独尊的武断评价，仿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为了取悦外国人，仿佛它果真一事无成。对历史极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