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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诗文总集《文选》相对的、由其弟萧纲命徐陵编纂的艳情诗选《玉台新咏》，正象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在多种意义上都与前者是对照的存在。但是，关于它成书情况的说明资料，仅有唐刘肃《大唐新语》中的一节： 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了这一记载，说："据此，则是书作于梁时，故简文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今本题'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撰'，殆后人之所追改。"《玉台新咏》编撰于梁代，如今已经成为大致是难以动摇的定说。不过，要说到这方面的具体的事实，我们就几乎毫无了解，这也是实情。我曾经根据编者徐陵在简文帝即位前的太清二年（548）夏因出使东魏而离国，此后又因侯景之乱的发生而不能回国的经历，判断《玉台》成书于太清二年以前①。这个断判虽然也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找到了解此书更确实的成书年代与成书情况的线索。所以不自量地草此拙文，以探求一种可能性。 首先，《玉台新咏》十卷的构成如下：从卷一至卷八为五言诗；其中至卷六为止的前六卷是从汉代到梁代的作品，卷七是以梁武帝为首的梁皇族的作品，卷八是梁朝群臣的作品。卷九为杂言体诗，卷十为五言四句的短诗--即后来的五言绝句体。卷九、卷十的排列都遵循与卷一到卷八诸卷相同的原則。 铃木虎雄氏取《大唐新语》"以大其体"一句，提出："起初，或许只是收集梁代流行的艳诗，后来又进一步推广到之前的时代，将同样种类的诗篇也收集进来。"并进一步推论说："这里考虑的成书时间是，书中梁代作品编于简文为太子的时代，而梁以前的作品则编成于简文的晚年。"铃木氏的见解概括起来就是二阶段成立说，他对此又有如下的说明："这原本不是终极的推测：最初的集子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是象前面所说的那样，起初只收梁代的作品，而后将梁以前诸代的作品追加上去的呢，还是起初只有卷七、八和卷十部分，而后追加上卷一至卷六和卷九部分呢？总之，最初的集子和后来的《玉台集》之间的分界是很难判定的。" 不管怎么说，铃木氏的二阶段成立说，使人觉得卷七、八的梁人作品是它的关键。但梁人的作品不仅在这二卷，而且也占据了在此之前的卷五、六二卷。那么，同样收集了梁入作品的卷五、六和卷七、八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差异呢？这里据保存了宋本原貌的明赵均刊本（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试看此四卷所收载诗人的排列顺序： 〔卷五〕 江淹 丘迟 沈约 柳恽 江洪 高爽 鲍子卿 何子朗范靖妇 何逊 王枢 庾丹 〔卷六〕 吴均 王僧孺 张率 徐悱 费昶 姚翻 孔翁归徐悱妻刘令娴 何思澄② 〔卷七〕 梁武帝 皇太子（萧纲） 邵陵王纶 湘东王绎 武陵王纪 〔卷八〕 萧子显 王筠 刘孝绰 刘遵 王训 庾肩吾 刘孝威徐君蒨 鲍泉 刘缓 邓铿 甄固 庾信 刘邈 纪少瑜 闻人蒨 徐孝穆（陵） 吴孜 汤僧济 王叔英妻刘氏③ 在列举大体属于同一王朝的人物的场合，其最一般的序列，是象正史中那样，由皇帝而臣下依次相续。如果以卷七、八为限而言，确实是根据这样的方法排列的。但是，为什么在皇族之前（卷五、六）已列有一群梁人呢？还有疑问：在卷八中，是以僧（汤僧济）与妇人（王叔英妻）各一人列于末尾④，而在卷五中范靖妇却置于何逊等三人之前，卷六中徐悱妻刘令娴也置于何思澄之前。试追溯至前，观察从卷一到卷四的各卷，都与卷五、六相同，尽管是妇人但并不置于各王朝的最后。由此看来，最初的六卷与卷七、八二卷，它们的排列原则显然是稍有不同的。那么这种不同对于《玉台新咏》全书的构成，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有必要从这一点作更深的发掘。 二 这里有一篇同《玉台新咏》毫无关系的文章，名为《梁简文帝法宝联璧序》，作者是简文之弟湘东王绎，即后来的元帝。文章收入《广弘明集》卷二十。《法宝联璧》一书不用说是早巳失传了，那是萧纲在做皇太子的时代动员了手下的学者文人三十八人编纂而成的佛典的百科全书，是一部据序为二百二十卷、据《梁书·简文帝纪》则为三百卷的大部的著作（但《隋书·经籍志》等书目已无著录）。它的内容现在虽已无从窥见了，不过单从序所说："酌其菁华，撮其旨要，采彼玳鳞，拾兹翠羽"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从内典中搜集大量语汇和事项的类书，再则正如"联璧"这一名称所暗示的，可以想象它当如《初学记》一样，是以分门别类的形式排比而成的。 从序所说"以今岁次摄提，星在监德"一语来看⑤，此书无疑是完成于简文帝为太子时代的寅年-即中大通六年（534）一月（十二年后的中大同元年虽也是寅年，但与后面所记载的编者们的年龄完全不合）。纲、绎兄弟的父亲武帝时年七十有一，正处于老来越发沉迷于佛教的时候。编纂这样一部大规模的佛教百科全书，从其时代的气氛来说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不过，这里所要取证的并不是序的内容本身。萧绎的文章最后说："谨抄纂爵位，陈诸左方。"逐一记载了参与编纂的三十八人的官职、姓名、年龄与字，他们自然都是当时的名士。我们在西历五三四年一月这一确定的时间点上，可以窥见梁代贵族社会的部分情况。下面完全按照原文抄录这一名册，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玉台新咏》卷七、八所收的诗人中，有几个人的名字（黑体字）也出现在这里（据大正藏卷五十二所收《广弘明集》）： 1使持节平西将军荊州刺史湘东王绎年二十七字世诚 2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年四十八字景阳 3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刘溉年五十八字茂灌⑥ 4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宫侍南瑯琊王脩⑦年四十二字彦远 5吴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琊王规年四十三字威明 6都官尚书领右军将军彭城刘孺年五十字孝稚 7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宝 8中军长史前中庶子陈郡谢侨年四十五字国美 9中庶子彭城刘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10中庶子南琅琊王稚年四十五字孺通 11宣城王友前仆东海徐喈年四十二字彦邕 12前御史中丞河南褚云年六十字士洋 13北中郎长史南兰陵太守陈郡袁君正年四十六字世忠 14中散大夫金华宫家令吴郡陆襄年五十四字师卿 15中散大夫琅琊王籍年五十五字文海 16新安太守前家令东海徐搞年六十四字士缋 17前尚书左丞沛国刘显年五十三字嗣芳 18中书侍郎南兰陵萧几年四十四字德玄 19云麾长史寻阳太守前仆京兆韦稜年五十五字威直 20前国子博士范阳张绾年四十三字孝卿 21轻车长史南兰陵萧子范年四十九字景则 22庶子吴郡陆罩年四十八字洞元 23庶子南兰陵萧瑱年四十字文容 24秘书丞前中舍人琅南琊王许年四十五字幼仁 25宣城王文学南琅琊王训年二十五字怀范 26洗马权兼大舟卿彭城刘孝仪年四十九字孝仪27洗马陈郡谢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28中军录前洗马彭城刘蕴年三十二字怀芳29前洗马吴郡张孝总年四十二字孝总 30南徐州治中南兰陵萧子开年四十四字景发 31平西中录事参军典书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字子慎 32安北中记室参军颖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33宣惠记室参军南兰陵萧滂年三十二字希传 34舍人南兰陵萧清年二十七字元奇 35宣惠主簿前舍人陈郡谢瑕年二十五字茂范 36尚书都宫郎陈郡殷劝年三十字弘善 37安北外平参军彭城刘孝威年三十九宇孝威 38前尚书殿中郎南兰陵萧恺年二十九字元才 在这些人物中，大约有三分之一能够从《梁书》和《南史》 中查实更为详细的阅历。他们的官位、年龄、字等虽然也有与正史不完全吻合之处，但对于这个名单的资料价值并没有多大的损害。因为这个名单虽然是分别加以记述的，然而对我来说，这里三十八人的序列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这个名单中，同时出现于《玉台》卷七、八的有六人。由于《法宝联璧》与《玉台新咏》两书的编纂，本来是毫无关系的，因此他们的名字在两书中重出，当然只是一种偶然。可是，湘东王绎、萧子显、刘遵、王训、庾肩吾、刘孝威这六人的顺序，与他们在《玉台》卷七、八中的顺序完全一样，这就不能说是简单的偶然相合了吧。 由此再来看《玉台》卷九、十。收集杂言诗的卷九的构成，所据的原则与此前的五言诗部分相同。最初是从汉到梁的作品按照时代逐一排列，但到了梁代的中途皇太子圣制诗出现后，情况就交了，成为由皇族而臣下顺序排列。可以说卷九是按照卷一到卷八的排列方式压缩成一卷。接续在简文之后的作者总计有七人，其中三人的名字出现在前面的名单中，即1湘东王绎、2萧子显、37刘孝威，三人的相互位置在这里毫无变动。收集五言四句诗的卷十的构成也同卷九一样。这里排列在皇太子之后的作者有十三人，其中见于名单的四人是以2萧子显、31庾肩吾、26％孝仪、37刘孝威的次序排列的。这里只有一处，即庾肩吾和刘孝仪的顺序交替了。这也许多少包含着使刘氏兄弟并列的意思吧？不过变动的程度还不曾打乱总的序列。 如此看来，尽管《法宝联璧序》与《玉台新咏》原来是各自独立的存在，但却使人感到两者的姓氏排列方式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么，序中三十八人的序列意味着什么呢？按照常识的考虑，这自然是地位的序列。我们试以《隋书·百官志》、《通典·职官典》所记载的梁官品十八班加以对照。不过由于序中出现的官名不可能全部与十八班中的官名得到核证，所以只能取可能加以核证的进行对照；另外记载了两个以上官名的人，我想当取其较高的班次。首先I湘东王绎为别格；2萧子显国子祭酒，为十三班；3到（刘）溉与4王脩同为散骑常侍，为十二班，5王规太中庶子，为十一班，……l4陆襄与15王籍同为中散大夫，为十班；16徐搞太子家令（但系前职），为十班；17刘显尚书左丞，为九班；18萧几中书侍郎，为九班……。从中可以看出，这些人的官班总体来说确实是徐徐下降的。因之，认为《序》中三十八人是按照各人在朝廷的地位排列的，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吧。 如果上述意见能够成立，那么也就可以想象：《玉台》卷八中，正是将《法宝联璧序》写成的中大通六年前后还活着的诗人，按照地位的高下相随排列，然后在此官僚群的末尾，列上编者徐陵自己的名字。置于徐陵之后的吴孜生平虽未详，但从在他之后续以僧、妇人而言，或许是布衣身份吧？至于卷七，是在武帝、皇太子之后，依次续以纶（武帝第六子）、绎（第七子）、纪（第八子），毫无疑问是按照诸王兄弟的顺序排列的。 这里就成立了一种假说，即《玉台新咏》卷七、八是在距中大通六年前后不久的时期进行编纂的，收集了当时还活着的人们的作品。这样说是否妥当？试根据卷八中从萧子显到纪少瑜各人的没年加以验证⑧： 萧子显 大同三年（五三七）没 王 筠 大清三年（五四九）没 刘孝绰 大同五年（五三九）没 刘 遵 大同元年（五三五）没 王 训 大同二年（五三六）没 庾肩吾 大宝二年（五五一）没 刘孝威 太清二年（五四八）没？ 徐君蓓 ？大同三、四年间为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 鲍 泉 大宝二年（五五一）没 刘 缓 大同六年（五四○）没？ 邓 铿 ？ 甄 固 ？ 庾 信 隋开皇元年（五八一）没 刘 邈 太清二年（五四八）以后没 纪少瑜 大同七年（五四一）以后没 虽说也有没年不明的人物，但绝大多数人在中大通六年（五三四）确实都还活着。卷八所收的诸家中，死得最早的是刘遵，《梁书》本传明确记载着："大同元年，卒官。"所谓大同元年，仅仅是中大通六年的翌年。这样看来，卷八成立的时间范围就更为缩小了，更为增强了它与《法宝联璧》大略相同、为中大通六年之际完成的可能性。 那么，关于同样收录了梁人的作品的卷五、六应如何看待呢？卷五开头的江淹，天监四年（五○五）没。以下顺次为：丘迟，天监七年（五○八）没；沈约，天监十二年（五一三）没；柳恽，天监十六年（五一七）没。这四人的卒年，可以据《梁书》确认。从上面的记载知道四人皆死于天监年间，而且能够看出他们的顺序是按卒年先后排列的。后续的江洪、高爽以下诗人的卒年虽不清楚，但至卷六的开头，吴均死于普通元年（五二○），却可以据《梁书》本传断定。以下顺次为：王僧孺，普通三年（五二二）没；张率，大通元年（五二七）没；徐悱，普通五年（五二四）没。其后费昶、姚翻、孔翁归、徐悱妻刘令娴卒年不详，但最后的何思澄，据《梁书》文学传记载，是于中大通三年（五三一）四月昭明太子薨后由东官通事舍人转出为黟县令，再迁为宣惠武陵王中录事参军，在官至五十四岁时没，由此可察他大概死于中大通四、五年（五三二·三）。除了张率与徐悱两人的相互次序是反常的例外，整个排列的主旨确实是以卒年的顺序为原则的。 卷五、六的排列方式，与卷一至卷四的基准相同。所以总的来说，从卷一到卷六都是按卒年的顺序排比而成的。这种方式至卷七、八一变，在编纂当时还活着的诗人的作品时，采取了由君而臣、而且臣下的部分根据他们在朝廷中地位的序列加以排比的办法。卷九、十的构成都是按照卷一～卷八的方式压缩为一卷，前半根据已死者卒年的顺序、后半根据生存者地位的序列加以排列。 这些看法如果是妥当的，铃木虎雄氏的二阶段成立说便难以成立了。卷七、八与前六卷之间，确实能够看出一条构成上的分界，然而这两者都是一个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卷六的诗人中最晚--看来是中大通四、五之际--死去的何思澄，假如再迟一二年死的话，他的名字就会载入卷八；卷八诸家中最早--大同元年--去世的刘遵，若是更早一二年死的话，他的名字应当山现存卷六中。毫无疑问，《玉台新咏》的编纂，完全是整个十卷全体一贯地进行的。 《玉台》的编者徐陵在排比过去的诗人和现代的诗人时。可以说是以不同性质的构成原理加以组合的，这里面包含着某种值得深思的意义。就我们今天能够确认的而言，到徐陵时的各种总集，大抵都仅以巳死者的作品为对象，生存者的作品则排斥在选择范围之外。一般认为是总集之元祖的西晋未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已是如此⑨，其后东晋李充的《翰林论》也是这样，距《玉台》时间最近的《文选》就更不用说了。即使在与总集深有关连的文学批评领域内，《文心雕龙》、《诗品》的视野也都只限于过去的作家。《玉台》的前半与《文选》相同，以作者的卒年为基准进行排列，这大概是以总集的传统方式作为依据吧？与此不同，编纂收录生存者作品的选集，到那时为止恐怕还没有什么先例可循。那样的处理当是徐陵的创新。把地位的序列这种与文学的批评基准完全不同的因素带到了《玉台》集中，使我们不能不由此产生一种"现代"的实感。 三 不用说，《玉台新咏》的直接的编者是徐陵。但在他的背后，我们能够感觉到皇太子萧纲庞大的身影，这也是明白的事实。《陈书》徐陵传说："中大通三年，王立为皇太子，东宫置学士，陵充其选。稍迁尚书度支郎。"虽然徐的父亲徐搞，从萧 纲为晋安王的时代起就跟随着度过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是最老的亲信，但徐陵的正式出仕，毕竟还是在萧纲立为皇太子以后的事。他受嘱编纂《玉台新咏》时，加入东宫学士的行列还不久。在这一节里，我想试就在背后支配徐陵的皇太子萧纲的实际存在为中心，对《玉台新咏》卷七、八的一些问題作进一步的探讨。 对卷七、八，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以皇太子为太阳而转动的世界。他的作品仅在卷七中就有四十三首之多（其它如卷九有十六首，卷十有二十一首），是古今所有诗人中收录数字高最的。并且，不仅是数量上首屈一指，从支配其他诗人的创作动机这一点来看，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从晋安王时代起，就以徐搞和庾肩吾为两翼，酿成了"绮艳"的诗风，这早巳为人熟知。在《玉台》卷七、八中，也保存了不少他与属下的同人们的唱和应酬之作。 例如《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同庾肩吾四咏》二首、《和湘东王三韵》二首、《和徐录事（摛）见内人作卧具》、《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这些诗一见便知是唱和之作。徐摛充任安北将军萧纲之下的中录事参军，据《梁书》为普通五年（五二四），上述《见内人作卧具》诗，无疑是晋安王时代所作。其它与皇太子（或晋安王）有关的唱和之作，举例如下。 与皇太子《和湘东王三韵》二首（《春宵》、《冬晓》）直接对应的，是湘东王绎的《寒宵三韵》、《咏秋皮》两篇。与皇太子同时和湘东王的诗作，有庾肩吾《和湘东王》二首（《应令春宵》、《应令冬晓》）、刘孝威《奉和湘东王应令冬晓》、刘缓《杂咏和湘东王》三首（《寒闺》、《秋夜》、《冬晓》）等诸篇。这些都与太子诗作一样为三韵六句。以下，与太子《从顿暂还城》（五韵）对应的，有刘遵《从顿还城应令》（五韵）；与《执笔戏书》（六韵）对应的，有《徐陵走笔戏书应令》（六韵）；与《咏舞》（五韵）对应的，有庾信及徐陵的《奉和咏舞》（五韵）；与《率尔为咏》（九韵）对应的，有王训《奉和率尔有咏》（七韵）；与《咏美人观画》（四韵）对应的，有庾肩吾《咏美人自看画应令》（四韵）；与《娈童》（九韵）对应的，有刘遵《繁华应令》（九韵）；与《春闺情》（三韵）对应的，有甄固《奉和世子春情》（三韵）等各种相应的诗作⑩。引入注目的是，这些和诗几乎全部与太子的诗作韵数相同。现在我们试取其中《咏舞》和庾信、徐陵的唱和之作来比较一下。 咏 舞 皇太子 可怜初二八 逐节似飞鸿 悬胜河阳妓 暗与淮南同 入行看履进 转面望鬟空 腕动苕华玉 袖随如意风 上客何须起 啼乌曲未终 奉和咏舞 庾信 洞房花烛明 燕余双燕轻 顿随疏节 低sx髟哀逐上声 半转行初进 飘衫曲未成 回鸾镜欲满 鹄顾市应倾 己曾天上学 讵似世中生 奉和咏舞 徐孝穆 十五属平阳 因来入建章 至家能教舞 城申巧旦妆 低鬟向綺席 举袖拂花黄 烛送窗边影 衫传铪里香 当关好留客 故作舞衣长 这三首诗，恐怕是在皇太子的宴席上同时所作吧。此外在描写天真的舞女的姿态、头（鬟）和手足等等的动作中表现出的流转之美方面，三者也是共通的。从诗型来看，都是统一的五韵十句。这种形式和主题的统一，使人感到唱和之际暗中是受到约束的。越过这种统一，对诗歌整齐的美以及作者们的文学共同感，必然会起到促进的效果。《艺文类聚》卷四十三乐部舞（又《初学记》卷十五乐部舞、《文苑英华》卷二百十三）中，与上述三首诗一起收入的还有刘遵和王训的《应令咏舞诗》，也都是五韵十句，因此，同时所作的可能性很大。除此之外还有简文帝与庾肩吾二韵四句的《咏舞诗》，以及刘孝威同样形式的和诗，这大概是另一组唱和诗了。 关于形式方面还要补充一句，就是正象前面已用圈点表示的，《咏舞》诗除了徐陵一首的第九句外，都毫无遗漏地实践着平仄夺替的规则。把它们与沈约、谢眺等人的还是大体上做到四声相互交替的永明体作一比较，更表示出它们已经向近体诗的形式靠近了一大步。在这些唱和应酬之作中，作者们已经有意识地把通过平仄交替推进诗的统一的美作为一种目标来追求，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了。 遗留下同皇太子唱和之作的诗人们，当然是和他在日常有很多接触机会的人。这样再来看《玉台斩咏》的卷七、八，就会強烈地感觉到：在这两卷中，以皇太子为主、湘东王为副的文学同人们（也就是宫体诗主要担当者们）通过相互交友关系写下的诗作。构成了一个宠大的中心体。卷八留下姓名的诗人中，从刘遵开始到徐陵为止，几乎全都是皇太子萧纲或湘东王萧绎的部属。属于前者的有：刘遵、王训、庾肩吾、刘孝威、庾信、纪少瑜、徐陵等，属于后者的有：徐君蒨、鲍泉、刘缓等。还应注意到，前面提及的与皇太子唱和诗的作者，几乎都在这个名单中。只是列名卷八之首的萧子显，因为是武帝手下的显达人物而略微显得特别。不过，皇太子也很器重他的才华，这在《梁书》本传里有明确的记载11。 见于卷八的诗人中，显然不属于萧纲、萧绎兄弟的文学集团的，只有排列在萧子显之后的王筠与刘孝绰二人。他们不用说是属于已故昭明太子萧统一系的人物。他们和陆棰、刘洽、殷芸等人，都是昭明太子玄圃游宴的常客。有一次，太子乘兴执着王筠的袖子，抚着刘孝绰的肩膀，引郭璞《游仙诗》开玩笑说："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梁书·王筠传》）是有名的故事。刘孝绰是与简文帝关系很深的孝仪、孝威二人的哥哥，但是由于人生的殊途，他与两个弟弟颇为隔远。 通过以上的考察大致可以明了，构成卷七、八中心的，是皇太子萧纲--湘东王萧泽集团的诗作。他们父亲武帝的诗虽说也采入了十四首，但就其中并无一首唱和应酬之作这一点来看，武帝也只是孤立的存在。在背后支配编者徐陵的皇太子萧纲的编集方针，看来就是把皇太子--湘东王一系的同人们的诗作作为主体，再点缀以武帝以下（还活着的）名诗人的作品，构成全书的中心部分--即七、八二卷。然后由此上溯，把与艳诗传统相联 系的过去作品作为选择对象，构成了统一的全书。对《大唐新语》所说的"以大其体"，铃木虎雄氏理解为"推广到前代，将同样种类的作品收集进来"，显然是不错的。《文选》的编纂，是选录过去作品中堪为楷模的精华；而《玉台新咏》的编纂，却是以编者所属的文学集团的诗风为基準，对过去的作品作出裁断。不管这样做是好还是坏，它具有以前的总集所不曾有过的一种新的眼光，的确是事实。 四 《玉台新咏》编纂于中大通六年，即使编者徐陵当时正在任东宫学士，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个令人感到奇异的疑问：为什么这部书的编者是徐陵，而不是他的父亲徐摛呢？关于结集在皇太子萧纲手下的文人，《梁书·庾肩吾传》给我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资料：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果，彭城刘遵、刘孝仪、孝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班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 在这些文人当中，最早跟随萧纲的是徐搞。据《梁书·徐摛传》，他以太学博士起家，不久迁为左卫司马，由周舍推荐，成为当时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晋安王萧纲的侍读。时天监八年（五○九），纲七岁，徐搞大约是三十八、九岁。他是作为符合武帝希望的、"文学俱长兼有行者"的人物被推荐的。以后，随着萧纲的迁任而始终相随有二十余年。至萧纲即皇太子位，徐摛被任为太子家令，依然如故地侍承于旧主之侧。徐搞不但与皇太子有着如此长久而亲密的关系，而且，据《梁书》载，"宫体诗"的名称也是以他为起点的："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徐摛是一个广通经史的博学之士，但正像《梁书》本传所称："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从年轻时起就有志于新倾向的文学。"新变"这个词，最初似乎是萧子显--他和皇太子有着亲近的关系--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论述五言诗的形式时使用的："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不用说这里是从价值的意味上使用这个词的。 对于梁代诗人的先驱者谢跳、沈约等永明体诗人，《梁书》同样也以"新变"加以评述："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眺、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庾肩吾传》）而后到了宫体诗的作家，这一倾向更为增强了："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从上述这一文学流脉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新变"具有"声律"和"丽靡"两大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徐搞之子徐陵的评价中，"新变"一语也同样适用。《陈书·徐陵传》："其文颇变旧体，辑裁巧密，多有新意。"有意思的是，"新变"两字的意义在这里得到了铺展，与其父之文"不拘旧体"的称誉相为映发。（请注意《梁书》和《陈书》的著省都是姚思廉。）此外，关于湘东王的属下、宫体诗人之一的徐君蒨，也有如下的评价："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南史·徐君檣传》）因此《玉台》卷八、九各收了他的二首诗。 追寻以徐搞为开端的"新变"的系谱，就会认识到，他们宫体派的诗，乃是永明体诗所代表的新趋向的发展形态。皇太子萧纲自己就曾在《与湘东王书》中，表白了追踪谢跳、沈约的愿望："近世谢脁、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他们对自己的文学所达到的"新"是如何地自负，单从以"新咏"为名冠于诗集一事，便可从某种程度上察觉出来。 在皇太子肖纲"沙龙"新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徐搞不管怎么说都是表现了重要作用的实力人物。在编纂以那些同人的诗为核心的艳诗选集时，最合适的编者（当然只能以现存的资料为据作出判断）理应是徐摛。然而，事实上却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他参与了编纂。不仅如此，在《玉台新咏》十卷中只有徐摛的诗一篇也没有采录。肖纲从晋安王时代到皇太子时代的文学朋友庾肩吾、刘遵、刘孝 仪、孝威等人的作品，或多或少均有选入，为何原因只有徐摛的诗完全被排斥在外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 徐摛在肖纲被立为新皇太子时选为太子家令，那是中大通三年秋七月的事情。那一年四月乙已，肖纲兄昭明太子萧统突然病逝，过了一个半月直到五月丙申，武帝才勉勉强强发出立晋安王纲为太子的诏令。这一个半月的耽搁，表明了武帝在选肖纲还是选昭明太子的嫡子为太子的问题上的犹豫。七月乙亥，因东宫正在改建，新皇太子纲就住进了东府的临时宫殿。 我们已经知道，对"宫体诗"作出广泛的评判是以后的事。但当时宫体诗的事传到武帝耳中，把他激怒了。也许它那过度的淫丽搅乱了老皇帝的神经了吧？武帝急忙召来被视为魁首的徐摛，痛加叱责。《梁书》本传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摛）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敦。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曰隆。"真不愧于往年被赞扬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而得到推举，"武帝大概会这样想吧。此后，武帝身边也允许徐摛随意出入。 这是给了徐摛很大的面子。但有个人却因此非常苦恼，这就是喜欢夸耀自己绝大权势的朱异。他恐怕如此下去自己的地位要受到威胁，便在武帝面前说，徐掐年老，又爱好山水，以此为借口，成功地使徐搞转出为风光明媚的新安郡太守。《梁书》载："中大通三年，遂出为新安太守。"徐摛于本年七月任太子家令，在职不过数月，便离开了国都。他再次还都归任，已是满了三年太守任期以后的事情。 中大通六年一月写的《法宝联璧序》中，徐搞的官职是"新安太守前家令。"就是说在《序》写作时，他还在外地。那么，看来是大致同时成书的《玉台新咏》的编纂，他自然是不可能参加了。当时，他的儿子徐陵尽管任东宫学士的时间还很短，在同人中又属晚辈，却被选为编者，或许可以说是作为父亲的替身的吧。皇太子起用比自己还年轻五岁的徐陵，难道不是对徐摘长年忠勤的勉励、对这位给自己以极大的文学感化的老臣表示敬爱吗？ 皇太子肖纲的《与湘东王书》，是阐述其文学观的代表性文章，它所表现的追求新文学的强烈欲望，是《玉台新咏》产生的内存原因。文中，他对以京师为中心的通行的既成文学表示了极大不满，呼唤弟弟肖绎与他携手并举，开创新的文学风气。关于这封信限于篇幅无法详细评述，但可以推察肖纲写此文的时间必定星被立为皇太子后不久。 文章里被肖纲举为近世之文学典范的人物中，陆倕在普通七年（五二六）五十七岁时，张率在大通元年（五二七）五十三岁时，周舍在普通五、六年（五二四、五）五十六岁时，相继去世。还有，波肖纲贬为"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的裴子野，是在中大通二年（五三○）六十二岁时去世的12。也就是说，在这封信中受到褒贬的诸人，以裴子野为最后，到肖纲立为太子的前一年（中大通二年）为止，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大体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还没有对某个在世的诗人指名道姓地从正面进行批判的情况。就连言辞尖刻的批评家钟嵘，也是在沈约死后才在《诗品》中对他作了曲折的批判。而肖纲在信中正面批判了裴子野，所以，在裴死后作的可能性极大。 在这封信的最后，肖纲又用如此热情的语言和弟弟相约："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一读到这样的话，就会想到他们已经不在世的兄长昭明太子肖统。由于曾经作为文学的中心而占据了重要位置的肖统已不复存在，过去旧文学的大家们也相次死去，以宫廷为主要舞台展开活动的文学界，如今出现了大的转机。皇太子肖纲岂不是很清楚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呼唤他的弟弟与之联盟的吗？正象《文选》与《玉台新咏》所直接象征的那样，肖统与肖纲的文学观中具有难以融合的不同个性。作为同胞骨肉悼念亡兄的感情另作别论，这里企图在因为兄长死去而形成空白状态的文学界中，以自己新的文学潮流去实现变革的欲望充溢于字里行间，也就不足为怪了。 皇太子肖纲当然希望为他们的新文学建立一座纪念碑显示于天下。根据与肖统编《文选》不同的观念编纂一部新的诗集，确实可以使他们的文学的存在基础更为坚固。由此看来，以徐陵代替徐摛，急于编成《玉台》的原因，也在皇太子这一方面 尽管如此，《玉台》不选徐搞的诗仍然是个奇妙的问题。是顾忌到迫使徐摛出都的朱异呢，还是因为与昭明太子的诗同样一首也未收录有关连的、某一种另外的考虑呢？（昭明太子现存的诗有二十首，其中有艳诗趣味的，有《相逢狭路间》、《三妇艳》，那些是不是值得采录的佳作呢？）徐搞诗今存的仅有六篇，几乎都是咏物诗，还是在类书里零碎地保存下来的。而且，《梁书》、《南史》的本传，都没有记载他有家集，更不用说《隋书》经籍志里，也没有著录徐搞的集子了。那样一个在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的作品，为何很早就消声匿迹了呢？这是留在世间的一个有趣的迷。 注释： ①书评，林田慎之助著《中世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创文这》一九七九，一一）。 ②句思澄之后，又列有徐悱诗一首。纪岩容玉台新咏考异》认为庫为徐悱妻刘氏之作。但二人已见于何氏之前，在这里再度出现，显然可疑。总之各卷之末，往往有似为后人增录的作品，应予注意。参照注③、④。 ③赵本于王叔英妻刘氏之前，列有徐悱妻诗一首。从纪氏《考异》，应改为王叔英妻诗。 ④汤僧济，即汤惠休，末人，置于此卷不当。或可能为梁代另一诗僧。 ⑤《史记》天官书："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展出东方，名曰监德，" ⑥刘溉，恐为到溉之误记。《梁书》卷四十《到溉传》："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除通直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郡官尚书。"刘"字诸本同。 ⑦大正藏作"王循"，据宫内厅本等改为"王修"。 ⑧没年所据各人本传等记载如下（只标明卷数的均为《梁书》）：萧子甦"大同三年，出为仁威将军、吴兴太守，至郡末几，卒年四十九"（卷三十五本传）。王筠"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时不入城。明年，太宗即位，为太子詹事．筠旧宅先为贼所焚，乃寓居国子祭酒萧子云宅。夜忽有盗攻之，惊惧坠井卒，时年六十九"（卷三十三本传）。刘孝绰"大同五年，卒官，时年五十九"（卷三十三本传）。刘遵"大同元年，卒官"（卷四十一本传）。王训"普通四年冬。父暴暴疾卒，训时年十三。……以疾终于位，时年二十六"（卷二十一本传）。庾肩吾"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为度支尚书。……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几，卒"（卷四十六本传）。刘孝威"及侯景寇乱，孝威於围城得出，随司州刺史柳仲礼西上，至安陆、遇疾卒"（卷四十一刘潜附传）。徐君茜"为粱湘东王镇西咨议参军"（《南史》卷十五本传）。湘东王为镇西将军系大同三年．鲍泉"及元帝承制，累迁至信州刺史。……后（侯）景攻王僧辩于巴陵。不克，败还，乃杀泉于江夏"（卷三十本传）。刘缓"迁镇南湘东王中录事．复随府江州，卒"（卷四十九刘昭附传）。湘东王大同六年为镇南将军江州刘史。庾信"（隋）大象初，以疾去职，卒"（<周书》卷四十一）。刘邈，史无传，曾仕侯景，献乞和全师策）《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纪少瑜"大同七年，始引为东宫学士。……后除武陵王记室参军，卒"（《南史》卷七十二本传）。 ⑨参见拙稿《挚虞文章流别志论考》（《入矢小川教授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 ⑩卷九中，皇太子《乌栖曲》四首与萧子显《乌栖曲》应令二首（俱为七言四句）；《和萧侍中子显春别》与湘东王《春别应令》四首、萧子显《春別》四首（俱为七言）相互关连。刘孝威《拟占应教》奉萧纲之命。卷十中，庾肩吾《咏舞曲应令》、《咏主人少姬应教》同为奉萧纲之命。 11"然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其见重如此。"（《梁书》卷三十五本传） 12对裴子野过于古典化的作风提出非难，在他生前就有了。《梁书》本传："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 原载：《中国古典文学丛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8]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035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