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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2年间,苏联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以德国著名记者的身份为掩护,领导他的情报小组在中国搜集了大量情报,特别是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 成为苏联判断德国和日本战略意图的重要参考。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2005年第3期发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维克托·乌索夫撰写的文章,介绍佐尔格和他领导的小组30年代在中国所从事的战斗工作。文章如下 : 理查德·佐尔格堪称苏联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他的事迹为人熟知,国内外出版了不少有关他的书籍和回忆录,但这些出版物对佐尔格小组1930—1932年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却着墨甚少。虽然不断有档案文件解密公开,但有关内容常常残缺不全,前后矛盾,读来如同雾里看花,难窥全貌。本文作者经多方考证,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还原这段历史。 大记者佐尔格博士 1930年1月10日,一艘日本客轮停靠在上海港,船上走下一名高个男子,约35岁左右,微跛。他文质彬彬,双目明亮清澈,其证件上写着:德国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博士。 一周后,佐尔格来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德国总领事科伦贝格男爵递交了德国外交部新闻司签发的介绍信。信中写道:“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家住柏林,现前往上海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问题。敬请协助佐尔格博士收集相关资料。” “研究金融和农业问题?”科伦贝格先是皱着眉头嘟囔着,随即又似乎有所醒悟,心照不宣地冲佐尔格使了个眼色,“明白了……”他以为佐尔格肩负着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 “我们德国人应当互相帮助。我建议您想办法结识蒋介石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科伦贝格签发了多封介绍信,将佐尔格介绍给上海的德国商人以及其他国家驻上海的外交官。 佐尔格此次中国之行颇费了一些周折,经过了苏联红军总司令部4局(负责军事情报工作)的周密安排。他在莫斯科接受了任务后先前往德国,目的是获得记者身份并拿到推荐信。 早在20年代初期,佐尔格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教期间,曾在该校刊物《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此时派上了用场。佐尔格造访母校,与《社会学杂志》达成合作意向,得到推荐信。此后又与《德国农业报》和德中协会取得联系,受二者聘用,负责中国农业和金融问题的报道与研究。紧接着,佐尔格又来到美国,经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介绍,与美国报界取得联系。佐尔格同意以“亚历克斯·约翰逊”为笔名无偿供稿,又拿到了几家美国报纸驻华特约记者的证明信。于是,“资深记者”佐尔格带着一大摞介绍信、推荐信和记者证,取道法国马赛,乘日本客轮,经苏伊士运河、科伦坡、香港,最后抵达上海。凭借多家报刊驻华记者的惹眼身份和生动犀利的文笔,没过多久,佐尔格便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圈内成为著名人物。 德国顾问团的秘密 佐尔格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佐尔格精通英语、法语和俄语,来华前后,他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汉语和日语。他在苏联情报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他负责的情报组织网络因此而被称为“拉姆扎小组”。该小组成立后,有14名核心成员,包括报务员、译电员、联络员、摄影师、军事顾问等,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几个月后,佐尔格又将自己的情报网络扩展到了广州、天津等地。莫斯科每月划拨的经费约为8000英镑,来自欧洲的情报人员每人每月经费为200美元,女情报人员150美元,亚洲人更少些。 拉姆扎小组只是苏联对华情报网络中的一个环节。在中国,仅“合法”的间谍机构就有12个,它们分别设在重庆、兰州、哈尔滨、上海以及乌鲁木齐、阿克苏等地,分属共产国际联络部、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苏联红军总司令部4局等部门。 佐尔格接受了科伦贝格总领事的建议,到上海一周后便启程前往南京,下榻一家有德国人居住的宾馆。在宾馆的酒吧里,佐尔格“邂逅”了南京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吉尔贝特上校。几次会面后,两人便成了“朋友”。 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的官方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改组军队和抓军工生产。但这只是表象。吉尔贝特向佐尔格透露,德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把中国当作德制武器的试验场,派德国官兵到中国接受实战训练,为德国军队培训骨干。一战后,德国受制于凡尔赛和约,军队人数和军备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但德国正在秘密研制新式武器,扩军备战。各种援外军事项目便成了这计划中的一环。佐尔格曾应吉尔贝特之邀,赴汉口郊区参观一次武器试验。他看到新式德制远程大炮威力无比,天空中战机轰鸣,地面模拟工事被炸得粉碎……“飞行员是中国人吗?”佐尔格问。 “清一色的德国人。”吉尔贝特自豪地回答。 佐尔格及时地将上述情况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吉尔贝特后来接替科伦贝格出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但仍担任军事顾问的职责。他仍像以前一样,常常领着自己的记者老乡视察汉口和长春等地的中德军事试验场。他们还一同前往开封和西安,视察正在围剿中国红军根据地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这些部队里的德军顾问实际上扮演着指挥官的角色。 “我们德国花这么大力气训练中国人值得吗?”佐尔格问。 “我们需要他们的试验场。我们也需要掌握实战经验。这些经验很快会派上用场的。” 靠赛车结识蒋介石 佐尔格到中国不久便结识了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举办的招待宴会上,他认识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后来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又结识了军政部长何应钦。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还认识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名狂热的汽车爱好者。 他下令组建了一个赛车俱乐部,并亲任俱乐部主席。佐尔格同样是个赛车迷,加入了该俱乐部。一次比赛中,他发挥出色,驾驶着那辆并不怎么样的赛车在赛程的最后一段超过了排在第一位的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气得脸都变了形————从来都是他第一,谁敢超过总司令?!佐尔格一直保持半个车身的优势,只是快到终点时,他才克制了一下自己的好胜心,略微放松油门,让蒋介石率先冲过终点。赢得冠军的蒋介石显得宽容慈善,他下车后,径直走到佐尔格跟前,主动伸出手,请教佐尔格的尊姓大名,并且执意邀请他到自己的郊外官邸做客。 从此以后,蒋介石身边的将军们都爱跟佐尔格套近乎,见到他无不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用佐尔格的话说,如同“母鸡啄食……” 在中国的万里“采访” 1930年5月,佐尔格前往广州,并从那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的内地“采访”之行,足迹遍及南方多个省份,以及北京、天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为有关报社撰写多篇有关农业问题的文章。这些深入的报道在德国为他赢得了著名记者的好名声。 佐尔格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标出了他在中国的采访行程路线。到了年底,他大概算了一下,半年的行程距离大约有10000公里。 在“采访”之余,佐尔格凭借其资深记者的身份、与德国总领事和军事顾问的特殊关系以及与国民党高官的“交情”,深入到许多连中国的达官贵人(更不用说外国人了)都去不了的地方。每到一个大城市,他都积极打入当地的德国人社交圈子和上流社会,广结人脉,并在广州、天津等地招募情报人员,设立情报网点。他很快便通过莫斯科派往上海小组的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发回大量情报,内容涉及蒋系军队的真正实力、武器装备、军队部署,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国民政府和直奉系北洋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动向,美英法德日对华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利益纠葛、相互矛盾和实力对比。 佐尔格还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发展,并及时跟踪蒋介石围剿解放区的情况,其中一份较为详细的报告中说:“目前,苏维埃运动在中部和南部的300多个县蓬勃发展。苏区拥有正规部队36个军,此外还有20万民兵和大约100万装备较差的工农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给农民,免除农民的债务———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苏区为全中国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广泛而全面的支持,但无法消灭苏区。蒋介石对苏区大张旗鼓的征讨接连失败。但国民党不打算放下武器,近期将对解放区展开新一轮征伐……” 1930年底,佐尔格根据近一年的对华调研,通过克劳森向莫斯科发回了一份报告,对中国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得出多条结论。不久,克劳森收到反馈,莫斯科对这份报告印象甚佳,建议佐尔格继续特别关注中日关系。 尾崎秀实与史沫特莱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 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一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中国。他在日本上大学期间曾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到中国后目睹警察血腥镇压上海罢工工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在上海,尾崎结识了一些革命青年团体,开始为左翼文学刊物撰写文章。但他最为关注的仍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文章,由于学识渊博,文章一针见血,观点鲜明,没过多久他便成了日本驻华最出色的资深记者之一。回到日本后,他于1937年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顾问。 1930年底,通过《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美国左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实时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好朋友。”他们差不多一个月见一次面,交流信息和对时政的看法,会面的地点有时在史沫特莱的住所,有时在某个饭馆。虽然后来尾崎在日本成为佐尔格小组的核心成员,但在中国的几年里,尾崎并不知道佐尔格的特工身份。 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在佐尔格的特工生涯中,史沫特莱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她在拉姆扎情报小组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佐尔格和史沫特莱1928年都在莫斯科,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认识的。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在供词中写道:“我早在欧洲时就听说过她。我知道我可能得依靠她的帮助。我请她帮我组建在上海的情报小组,特别是帮我挑选中国的工作人员。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常常能帮上大忙,特别是她的那个卡片箱令佐尔格受益良多。卡片箱里收录了中国218名高级将领和地方军阀的详细资料,从身高、体重、相貌特征到性格特点、身份背景及观点言论等等。在有关直系军阀张宗昌的资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个老婆和情人的内容。 从其他情报人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关系非常亲密,佐尔格曾不止一次试图帮助史沫特莱,并在给莫斯科的密函中对她大加赞扬。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并不包括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或许也并不完全清楚佐尔格的真实身份,但她被佐尔格小组列为“可靠人士”。从她那里,佐尔格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帮助,也许还有爱情……有趣的是,佐尔格的搭档、报务员克劳森对史沫特莱的评价却相当尖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相去甚远……她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虚荣心强的、自满自恋的女人。” 营救牛兰夫妇行动 30年代初,南京政府逮捕并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轰动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佐尔格小组曾全力参与营救牛兰夫妇。 牛兰的真实姓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2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1930年3月,牛兰重返上海,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经费筹措。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拥有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由于牛兰同时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因此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其发起人包括爱因斯坦、蔡特金、德莱塞、高尔基、史沫特莱以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通过驻上海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与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搭救牛兰夫妇。宋庆龄亲赴南京,数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书面担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并帮助妥善安置他们的儿子吉米。宋庆龄还就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亲自与蒋介石谈判。有报道说,宋庆龄曾提出以留苏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换回牛兰夫妇,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牛兰夫妇于1932年被判死刑,随后又减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底出狱,而后回到苏联。 佐尔格小组不但在共产国际与宋庆龄之间牵线搭桥,而且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直接参与了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佐尔格曾建议用美元收买有关人员。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德国共产党员齐伯乐和布劳恩分别携带2万美元,从哈尔滨前往上海,将钱交给佐尔格,由佐尔格转交牛兰夫妇的律师,再由律师贿赂陪审员和法官。此举发挥了作用。特工布劳恩回忆,牛兰夫妇之所以没有被执行死刑,正是由于莫斯科方面买通了陪审团成员。据记载,莫斯科为此案花掉的费用高达10万美元。 暴露身份被捕牺牲 营救牛兰夫妇花去了佐尔格大量时间与精力,同时也使他“走了光”。佐尔格于1932年5月向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致电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不久,佐尔格在发给顶头上司、红军情报部门领导人别尔津的密电中说:“与律师和患者(指牛兰夫妇———本网注)的联系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别尔津在电文下面批示:“我们早该脱身了。” 国民党警察从1931年7月开始监视佐尔格在上海的住处。警方的监视报告称:佐尔格很少回家,回家后“常与朋友下棋,时常接到电话。接电话时非常小心,尽量不让别人听到”。 1932年10月10日,别尔津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扎身上聚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 11月15日,拉姆扎小组来电:“拉姆扎已于11月12日从上海启程前往日本,21日将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佐尔格回到苏联后不久,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前往日本,开始了他特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后,佐尔格曾短暂回到中国,亲眼见证南京大屠杀,将拍摄下来的一幅幅骇人照片寄回德国。1941年11月,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在东京相继被捕。三年后,两人同时被处死。 相关链接:理查德·佐尔格其人 (摘自百度网 《博士间谍——佐尔格》) 德·佐尔格1895年10月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父亲是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母亲是俄国人。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理查德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读高中期间,自愿报名参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他两次负伤,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在茫茫黑夜中,他终于发现了一丝光辉----共产主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攀登马克思主义的阶梯”,他还广泛涉猎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的计划是“除了学习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不久以后,佐尔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在此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份。同时他又积极地参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培训党的地方组织干部。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即红军四局的成员。佐尔格再次与前苏联共产党接触,这次见面是佐尔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选,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四局的人说:“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就到莫斯科来罢。”佐尔格欣然表示同意。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很快,他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佐尔格对这份工作颇感兴趣,他的经历、知识和智慧与这种工作亦颇为相称。接下来的几年,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1929年,佐尔格被召到莫斯科,决定把他派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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