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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身为京师大学堂国文教席的林传甲写出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讲义》,这部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开端。一百年很快就要过去了,中国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不仅具有了现代学术规范,成为门类齐全的学科,而且它以几代学者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构成了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肯定。时至世纪末,回顾总结本学科所走过的道路和得失,是当代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与这种历史契机相吻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于1998年5月6-8日,配合百年校庆,在北京香山召开了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来自美、日、英、德、法、俄、瑞典、捷克、荷兰等17个国家及台、港、澳地区的近300位专家学者,组成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考古五个分会九个小组,围绕汉学研究主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出席文学分会的四十多位学者,就西方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治学路径与心得、专题报告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切磋。 一、西方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已经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世界学术的内容。这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亦即如何让外国学者理解并像中国学者那样阅读和研究中国文学,一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原因恐怕还在于中西两种文化间所存在的差异。应该说这个问题牵涉到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会通,中国学者努力将自己的文化介绍给世界,世界又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呢?这在交流的初期是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冲突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中西学者渐渐达成了共识,即不同的文化需要互相补充,也就是“和而不同”、“多元互补”。与这种进程相符契,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也有类似的经历,当初被传教士介绍到西方的一些文学作品,目的或不在作品本身,但正是这些介绍开导了海外的汉学研究。如今可以说汉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海外汉学研究的回顾,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的《华盛顿大学的汉学渊源》、荷兰莱顿大学伊维德教授的《西欧及北美元杂剧研究中的某些新进展》、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罗多弼教授的《面向新世纪挑战的瑞典汉学》等,这些文章都涉及中国文学的海外研究。 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以欧洲的传统最为悠久,而瑞典汉学尤其具有深度。罗多弼教授介绍说,瑞典的汉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7世纪,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就出现了最早的以中国为题目的博士论文。从那以后,独特的中国文明就让瑞典人感到敬畏,并在瑞典社会日具影响。本世纪初,瑞典出现了一些卓有成就的汉学家。如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语言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艺术史家喜仁龙(Osvald Siren),开始运用现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课题,并且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性成就。其中高本汉教授曾在哥德堡大学担任东亚语言学和文化教授,他创造性地把比较历史语音学方法应用到汉语研究中,并借助这种成果去解读古汉语文献,从而揭示了历史语音学对训诂学的重要意义。高本汉于1965年从斯德哥尔摩大学退休,接替他的是其学生马悦然教授。马悦然教授在历史语音学和训诂学方面受过高本汉的严格训练,但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努力突破原先的汉学格局,逐渐从古曲转到现代,特别是对现代文学的译介。从罗多弼教授的介绍看,作为具有欧洲汉学研究最古老传统之一的瑞典,从17世纪到现在,汉学研究经过了从一般的介绍到建立规范,从研究古典文献到译介现当代文学的阶段,这反映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一般发展情形。 与欧洲的汉学研究不同,美国的汉学研究相对开始得比较晚,但在当代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康达维教授以华盛顿大学为例说,华盛顿大学的汉学根基,可以说承袭了中国和欧洲的学术传统。尽管早在20年代初期,华盛顿大学就已经开始有汉学的课程,但是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系统地教授汉学,而创设有关汉学课程的学者并非美国人,而是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学者。在这些学者中,来自欧洲的有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教授,他是在中国青岛出生的德国人,父亲是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elhelm)博士。卫德明教授在华盛顿大学除了教授中国文学和历史外,也专治《易经》,为国外研究《易经》的权威人士。除卫德明以外,还有来自奥地利的罗逸民(Ervin Refler)教授,他是研究文字学、甲骨文、金文的专家,司礼义(Paui L-M serruys)教授则专治中国古代语法和声韵学。来自中国的学者有萧公权教授、李方桂教授、施有忠教授、严倚云教授等。华盛顿大学的汉学研究史,反映了美国汉学发展的一般情形。以卫德明为例,中国文化通过传教士从中国到欧洲再到美国,这其中很有意味地运用了中国文化传播方式中的家学模式,说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美国汉学的形成,除了继承欧洲的传统以外,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学者,这是与欧洲汉学不同的重要一面,也是美国汉学能够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华盛顿大学中国学者的出身和研究方法看,很可以看出汉学国际化的发展进程。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毕业于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又都留学美国,受过西方学术的严格训练。这对于汉学的现代学术规范的建立,以及汉学走向世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证。 在中西双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汉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作为汉学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国文学研究,始终是西方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当代国际汉学背景中的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怎样的特点,又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荷兰莱顿大学的伊维德教授在《西欧及北美元杂剧研究中的某些新进展》一文中介绍了元杂剧在西欧及北美的研究状况,由此或可见其一斑。伊维德教授说,从1735年马若瑟(Premare)发表《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以来,西方的元杂剧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法译本所翻译的是从《元曲选》中所选的纪君祥这部戏的一些散文段落,它的出现正好是欧洲中国热的盛期,从而对18世纪欧洲的戏剧及戏剧文学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到了19世纪,法国汉学家,特别是儒莲(Julien)和巴赞(bazin)仍然活跃在元杂剧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中。由于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始终不对外国人开放,因而这些汉学家们便以戏剧(和小说)为窗口,来观察日常的中国社会。儒莲不仅重译了《赵氏孤儿》(全译本),而且还翻译发表了王实甫《西厢记》的前四本。直到本世纪50年代,西欧和北美的学院派汉学才真正意识到新一代中国人的学术给本国文学研究带来的冲击,这种研究以王国维为先驱并且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巨大发展。不过总的说来,当杂剧的早期版本逐渐被认识接受的时候,许多学者仍然愿意以《元曲选》为基础进行工作。但当代欧美的杂剧研究已经不同了,伊维德说,受中国以及日本的现代学术研究的影响,西方一些学者认识到,在杂剧的最早印本和它们晚近的版本之间曾经发生过很多变化。一些研究已开始考察从元初到明末的几百年间导致剧本这些变化的环境、方式和内容。这些研究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即所谓“元剧”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是一个明代现象,它应该在对这一时期的戏剧和戏剧文学史的总体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以现存的最早版本为基础,对元剧进行专门的研究,以重新关注元代的戏剧本身。这类研究倾向表明,相对于后来的版本材料,在形象的塑造等许多方面,元代戏剧的存目以及单个剧本的风格和样式都有明显不同的强调。 欧美的元杂剧研究历史表明,从早期通过翻译以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为目的的译介,到现当代转入学术研究,是受到了中国以及日本的影响,这个进程与西方汉学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我们也看到,欧美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他们自己的视点,关注的对象和目的是与他们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的,因而研究的方法、手段都不同于中国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学者颇具启发意义。 在国际汉学中,日本、韩国的研究又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巨影响。这些国家的汉化程度是很高的,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理解也很深入。事实上,本世纪初中国大批学者赴日学习,这对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前面所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其实就是以日本学者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为样本而撰述的。因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国际汉学中成绩最为突出,有许多研究领域至今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由于这种独特的学术背景,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特点和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就有切实的了解。日本京都大学中文系清水茂教授在《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有人认为中国文学以诗文为中心,描写现实为主,虚构的文学如戏剧、小说发达很晚,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在中国文学里,虚构的手法不在戏剧、小说里出现,而往往在辞赋里使用。就“以诗文为中心,描写现实为主”这一点来说,西洋古代文学也是如此,只是西洋多用在神话而已。同时在西洋古代,小说并不发达,散文文学的重要成果是历史和哲学,因此西洋古代文学也并不看重虚构,而看重现实,与中国文学并无不同。应该说中国和西洋有平行性,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的特点,不要把时代的特点错认为各国文学的特点。清水茂教授通过比较,否定了以往通行的说法。那么中国文学的特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清水茂教授认为,与西洋文学相比较,中国文学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从古代到现代一直用汉语表现的文学,西洋文学则是古代用希腊文或者拉丁文,近代以后才用自己的国语。对于中国文学三千年以前的作品,现代了解汉语的人都可以欣赏,这是世界上很稀有的事情。第二,在汉语的发展中,押韵的诗文早就很发达,金文盘铭、《周易》、《诗经》往往押韵。西洋的诗,乃到了近代国语才用押韵。第三,汉文学的书面文学用汉字。汉字是表意文字,具有形、音、义。音可以随时随地变化,国内可以用方音念,国外可以用本国语念。例如日本有所谓训读,朝鲜亦有其念法。因此对于中国文学,不会汉语的外国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国语念,了解其义。不但了解作品,而且日本等外国人也能作汉诗。这样的国际性,很像西洋世界的拉丁文,虽然不是唯一的,但也是少见的。日本学者所论中国文学的这三个特点,的确比简单地用写实和虚构来区分,要更切实际。 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汉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正如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主任袁行霈教授在开幕辞中所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领域的扩大。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范围大大地拓展了。由于敦煌石室的发现,一种以敦煌命名的学问即敦煌学诞生了。在文学领域里,小说、戏曲等一向被忽视的俗文学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史学领域里,中外交通史引起应有的注意。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的更新。随着文学史、汉语史、哲学史、宗教史、政治史和中国通史的不断撰写,一种具有历史眼光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得到广泛的运用。学科的交叉,使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互证为史学打开了新的局面。新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带来了考古学的巨大变化。西方语言学引进以后,历史悠久的以通经为目的的小学发展成为描述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汉语语言学和文字学。正是这些变化,才使得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世界学术文化的格局中,得以广泛地与世界对话,并出现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开一代风气的学术大师。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齐裕焜教授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进展》一文中,对本世纪初中国小说研究做了深入的回顾。他说,本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98年至1949年,自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提高到空前的地位。此后王钟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和黄人的《中国小说史》开始了对中国小说史的探讨。20年代至3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小说史著作,约有十部之多,其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勾勒出中国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建立了比较科学的体系。这个时期小说史基本上是进化论观点,强调小说处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但进化论的观点不能完全正确地阐释小说史的发展,而且进化论的观点强调了一条进化的主线,容易忽略进化主线之外的其他小说形式的演变。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至1978年,代表著作即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的《中国小说史稿》。这一时期的小说史研究,主要是用反映论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作家世界观对创作的影响。由于强调作品的阶级性,因而对小说的艺术形式、文体演进研究得很少,一些作品被打入“冷宫”,一些流派无人涉及,无法反映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原貌。第三个时期从1978年至今,古代小说研究进入全面繁荣的新时期。主要表现是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大大拓展了古代小说研究的范围;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倡导新方法论,加强了海内外的交流,小说史研究出现多元化局面;研究工作更加扎实,资料工作有了新进展,古代小说大量出版;各种小说研究的专著蜂拥而出,对古代小说进行了多角度的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出版了约25部以上的小说研究史,类型有通史、断代史、体裁史、题材史等等。从以上三个时期的回顾看,20世纪小说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说问世的小说史著作,大多还只是作家作品的评价,还只是对小说发展外在表象的断续的描述,没有达到对整个小说史内在逻辑的完整的把握,还缺少具有理论形态的中国小说史著作。齐裕焜教授认为,今后的小说研究,起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要有所突破:1.小说史的客观与主观、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关系;2.小说史与历史的关系;3.小说与其他文体的关系;4.内容与形式的关系;5.雅与俗的关系;6.古与今的关系。 对《文心雕龙》的现代的科学研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最早当推刘师培、黄侃在北京大学的讲授,时至今日,已经发展成为影响甚巨的“龙学”。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大约一千五百多篇文章和一百多部著作。中国大陆在1983年成立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辑出版了学术刊物《文心雕龙学刊》(后改为《文心雕龙研究》),举办过五次国内学术研讨会,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张少康教授在《刘勰〈文心雕龙〉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一文中,从生平研究、思想研究、文本研究、理论研究、比较研究五个方面,对本世纪《文心雕龙》研究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做了回顾。张少康教授认为,《文心雕龙》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为了使研究向纵深发展,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首先,要加强研究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其次,近年来的研究水平趋于一般,如何取得突破,需要认真加以思考;第三,如何进一步开展《文心雕龙》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也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小说与戏曲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建立学科,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学者运用西方“文学”概念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直接结果。得出这种结果,与本世纪初关于“文学”概念的讨论有关系。历史发展至20世纪末的今天,学术界乃至一般百姓都毫不犹豫地把小说、戏曲作为文学的主要内容,相反却把传统学术中的内容,也即本世纪初为大多数学者卫护的散文(如骈文、笔札)、赋等挤出了文学的殿堂。有人以“纯”、“杂”加以区分,但二者间的褒贬之意还是非常明显的。有鉴于此,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教授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之思考》一文中认为,近百年来国人参照西洋文学的成就而审视本国文学,观念大为明晰,促进了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的研究,但也遗落了散文与其他文体的研究。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产生了不良后果,诸如政府的报告、机关的公文,都以达意为满足,不再追求文采之美,举目所见全是近于口头表达的文字,这是有违于我国悠久的文学传统的。因此周勋初教授认为,我们不妨重温发生在“五四”之前的那场争论,即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坚持采用“大”文学的观点,这其实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写作文学史时,真正百花齐放,有写作丰富的大文学史,有写作抉择甚精的纯文学史,读者可就性之所近,去选读有关著作。学生读过纯文学史后,也可选读一些大文学史,这样或许可以培养出一些眼光更为宽广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应该说周勋初教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表面上与本世纪初的那场争论相同,但实际上却是近百年文学研究现代化后,对其进程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从近百年的西方学术思想影响下走出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事实,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学史研究。 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一大批学术大师为推进这个进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胡适、鲁迅等对小说的贡献,陈中凡、郭绍虞等对文学批评史的贡献。除了这些个人以外,我们不能不关注荟萃了这些大师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大和清华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作用,是值得认真总结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在《清华学派:文化联姻的童话与现实》中,对清华大学在中西文化会通中孕育出新文化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该文认为,就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而言,清华学派的学术特点有三:第一,清华大学的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在此研读4年到8年后,赴美深造,因而成就了一批既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又对西方文化有深切了解的学人。较长的西方游学经历,不仅使他们熟练掌握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从西方的视角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第二,在方法论上,他们不取两极对抗的理路,而取“中庸”理路,既不做拘囿于传统的卫道士,又不做西方文化的搬运夫。他们期求按严格的学术操作规范使中西文化会通。第三,会通的主要途径是“解释”,即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的思想与方法重新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发现它的新意义。清华大学从国学研究院开始,拥有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等一大批以中西会通为职志的优秀学者,从而在实现中西文化联姻上显示出集团性优势。清华学派对中西会通的主要贡献,是对西方文化的解析与在解析基础上的深层综合。从本世纪初以来,包括清华学派在内立志于进行中西会通的学人,尽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其结果应该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联姻,当初企图将各种文化加以综合以构建一元的理想国的想法当然也不可能实现。究其原因,徐葆耕教授认为,第一,东西方政治上的对抗、经济上的竞争比任何因素都更加强烈地干扰着文化上的综合;第二,隐遁在政治歧异背后的文化霸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干扰着人们的理性;第三,中西文化有着内在的某种不可调和性。以上三个方面恰好指出了我们在未来世纪里的努力方向。 中西文化的交流,经过一百多年各方面的努力,应该说开始有了共识。此次会议上东西方学者基本上都在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即“和而不同”和“多元互补”应该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最基本态度。北京大学费孝通教授说:“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而不同的文化形态又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也应当相互尊重、相互沟通。”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提出“文化的馈赠”概念,他说:“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差异不一定导致冲突。差异是否导致冲突,取决于彼此的态度。如果抱着强加于人的态度,就会导致冲突;如果抱着馈赠于人的态度,就不会导致冲突。馈赠的关系是双向的,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馈赠的态度是彼此尊重,尊重对方的选择,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馈赠的结果是多种文化的互相交融、共同繁荣。事实证明:不同的文化需要互相补充,也可以互相补充,但并不互相依存,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以另外的某种文化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地,文化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的价值。在当今的世界上,孤立的民族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单一的全球文化也是不可想象的。‘文化的馈赠’意在通过互相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化的高度昌盛。”用“馈赠”一词形容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是十分贴切的表述,因而受到中外学者的盛赞。应该说,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所达成的共识,是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美国达慕思大学艾兰教授在《西方人为什么要学古代中国》一文中说:“古代中国和现代欧美相比,其时代、地理空间和文化起源极不相同。可是当我凝视一块古代中国的玉器或青铜器的时候,或者当我吟诵《诗经》中的一首诗歌、《庄子》中的一篇散文的时候,我会为它们的美所感动。我意识到,无论时间、空间和文化氛围多么遥远,我们享有共同的人生。”这应该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基础。 三、治学路径与心得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我与汉学研究”,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题目。到会的学者大都是各学科专业中学有所成的知名教授,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题,介绍心得体会,既展示了本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也交流了各自的研究经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同的流派之间的学术交流,本身便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学研究是极有裨益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曹道德教授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专家,他对文学史的理解是:第一,文学史首先要作为“史”来研究,这就要研究其全面发展的过程,不但要研究其繁荣的时代,也要研究其相对落后的时代。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曲折的、螺旋形的,不繁荣的时代往往孕育着以后繁荣的契机,而繁荣的时代也许潜伏着衰落的原因,如果忽视相对衰落的时代就很难真正说明后来文学再度繁荣的原因。他研究十六国和北朝文学,正是从这点出发的。第二,应该广泛地留意各种有关的学科和其他学术部门。比如他在研究北朝文学不如南朝文学发达的原因时,就联想到了像《齐民要术》这样的书为什么会产生于北方而没有产生于南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在《颜氏家训·涉务》中了解了北朝人的生活状况,再联系《魏书》等史书所载有关材料,终于找出久居坞壁、离群索居是北朝文学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曹道衡教授对史料的熟悉掌握,是受到学术界一致首肯的,其实不仅史书,他也熟谙经学和小学,这些知识使他在研究文学史时,视野更加广阔,也更能在复杂的现象背后找出本质原因。 中华书局程毅中编审是古代小说研究专家,他在《古代小说校雠释例》中提出了八点意见。他认为,古代小说的特点是异本多、伪书多、佚书多,无论研究还是整理出版,都会有校雠上的问题,对此必须注意:1.要选择善本;2.要尽可能寻求较早的版本;3.要注意不同的印本;4.校勘要慎于改字;5.校勘要以存真为主;6.要善于利用他校;7.要慎用理校;8.辑佚要辨别真伪。这八点意见,不仅适应于古代小说版本,也同样适应于所有的古籍整理,因而对古籍整理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本世纪初经过前辈学者如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的努力而独立出来的学科,如今中国各大学中文系大都开设了这一专业,其中当以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绩最突出,影响最大。该系先后编写过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前书的参加者和后书的主编之一顾易生教授在谈及编写的历程和体会时说,我国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有着深厚的哲理思想、文化积累与文艺实践经验基础。先秦诸子的文艺观都是他们独创的哲学、政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西汉至近代,司马迁、刘勰、苏轼、龚自珍等一系列文论大家,无不兼通儒、道诸家(魏晋以后再加释家)学说,识见高超,具有进步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人道精神,擅长诸体创作,因而所发表的文艺见解宏通深刻,联系实际,真有会心。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范畴,例如言志、抒情、发愤、文与道、虚与实、形与神、情与景,以及风骨、意境、气象、性灵、神韵等等,广泛接触到文艺的内部与外部规律,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提供了适合于民族性的养料,值得介绍出去,贡献于世界文苑。有些菲薄我国古代文论不成体系或缺乏民主精神之说,是需加商榷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冯其庸教授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他在《关于〈石头记〉脂本的研究》一文中,介绍了自己研究《石头记》(即《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经验体会。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无论是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还是艺术,都离不开对脂本的研究。“红学”是当代显学,研究队伍庞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许多研究者仅从一本《红楼梦》入手,就大谈《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事实上他们对这部作品的各种版本的特征及其传承演变关系,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没有做过研究,而这却是准确把握曹雪芹作品的关键所在。将后人增添、续补或改窜的文字误为原作,研究的结论当然是不可靠的。冯其庸教授介绍的经验,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的示范,对当代“红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此外,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学错教授介绍了他关于李商隐研究的工作和体会,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怡良教授介绍了他研究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心得。 本次会议上提交的个人研究心得的论文,还反映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即年轻学者与老一辈学者在治学方法上显示了一定的区别。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玫仪教授对词学研究有较深造诣,她在《我与词学研究》中说,传统的词学研究主要重点有二:一是词学之考订,诸如词之体制源流、谱调格律等,另一是作家作品之研究,包括作家之流派与风格、作品之笺订与赏析等。她过去从事词学研究,基本也是循此路径,但是最近几年,渐渐体悟到由于今日环境的变迁,要想在古人基础上求新求变,必须具有新观念及新方法。所谓新方法,就是利用科技优势,用计算机处理资料,加以检索、排序,所收效果甚著。她本人这几年所做的工作有:1.词学工具书的开发,已编纂《词学论著总目》一书;2.词学资料的搜罗,已合作编成《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见存书目》一书;3.电脑系统的构建,已完成《全宋词》、《全唐五代词》及《词谱》、《词律》等检索系统。林玫仪教授的工作方法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相比,的确是事半功倍。但是,新的科技手段的利用,是否一定能够代替和超过传统的阅读方式,还是存有疑问的。 除了介绍本人的研究心得以外,对一些前辈学者的治学成就进行研讨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点。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宋代观之我见》一文,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研究中为人忽略的宋代文化观进行了寻绎和探索。该文认为,陈寅恪一生留下许多经典性论著,唯独没有关于宋代的著作,甚至连一篇专题性的史论也未见,然而在对我国历朝历代的“民族文化”的总体评价上,他对宋代文明的评价之高,远远超过任何别的朝代。从现在仅存的材料看,陈寅恪有关宋代的论述虽较零散而观点却自成系统,用语大都简要而含意又极明确,其中包含有深邃的历史意蕴和沉重的现实思考。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的评价,是与他一生的文化理念、治学宗旨、人生操守密切相关的。他的宋代文化观最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中体西用”、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理念、独立自由的治学宗旨以及崇尚志节的文人品格。王水照教授对陈寅恪宋代文化观的发掘,使我们对陈寅恪的思想、学术,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中国文学研究专论 本次会议还提交了为数不少的古代文学研究专题论文,反映了当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研究者各自不同的方法、视角,这里既有不同国家、地区的特点,也有不同学术流派、风格的差异。日本立命馆大学清水凯夫教授是研究《文选》的专家,也是“新《文选》学”的提倡者。他提交的论文是《从全部收录作品的统计看〈文选〉的基本特征》。清水凯夫教授认为,要把握《文选》的基本特征,首先应从宏观上对《文选》所收作品的内容进行分析,在大致把握住其选录标准及倾向后,再从微观上就“撰者的确定”、“各类问题的选录标准”等逐一进行分析,然后将所得出的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综合考察,来阐明《文选》的整体形象。在文章中,清水凯夫教授按时代顺序列出了《文选》全部收录作品的标题和作者,从整体加以概观,再就《文选》收录的是哪一时代的作品、哪位作家的什么作品等问题加以具体的分析考察,以期把握《文选》的大致特征。通过这种统计分析,作者认为,《文选》实际上所收作品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质彬彬”的文学观颇多牴牾。清水凯夫教授的论文,显示了“新选学”的研究特点,他用统计的方法,对《文选》收录作品情况认真调查,提出的观点颇有启发性。 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是中国古典诗歌和女性文学研究专家,她在《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一文中,从西方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国文学的经典化,特别是明清文学的经典化提出疑问。她认为明清妇女诗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仅仅在三百年间(从明末到晚清),女性诗人的选集和专集就有三千种之多,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女诗人。然而奇怪的是,近代的中国文学史却大都忽略了这个庞大的女作家群对中国文学传统所做的贡献。针对这个现象,孙康宜教授将明清才女的大量涌现及其作品的传播和“经典化”置于文人文化的“上下文”中予以现代的诠解。所谓文人文化是指“边缘文人”的新文化——它代表了明清文人对八股文的厌倦以及新的价值取向,可以用重才、唯情和崇尚女性(或女性化的审美观)三个特征来概括它的文化趣味。重才特指偏重个人在辞章上的才能,同时旁及在其他艺术领域的全面发展。唯情尤其强调崇尚自然情趣和求真的态度,它意味着个人对实利的超越,还倾向于认同像才女那样被理想化了的“边缘人”的形象。所以明清文化常把女性诗奉为理想诗境的象征,认为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人,却钟于女子。重要的是对才女的赞赏,常常成为文人摆脱诗坛陈腐风气的一种努力;而对女性文本的传播和品评,也就无形中提高了文人自己和女性趣味。另一方面,无数的才女开始编定自己的诗词集,而且很自觉地撰写序跋。随着出版业的兴盛,她们发展了一种女人自己出版专集的风潮。可以说,她们都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自我”的声音,同时也持有重才、唯情和尚趣的价值观,从而偏离了传统诗歌中那种只重闺怨的妇女形象。此外,她们还通过两种途径来争取文学写作的合法化和经典化——那就是对“德才相通”的强调,以及对杜甫等男性诗风的认同。 孙康宜教授的论文,显示了西方汉学界华裔学者擅长在两种文化比较中开辟新观点、发现新问题的能力。与这种研究不同,台湾大学中文系齐益寿教授,通过对《文选》所载谢灵运《述祖德诗》中“达人”形象的分析,指出谢灵运将陈郡谢氏自谢鲲以降的任达矜傲之风,提升到“高情”、“济物”、“辞赏”三德兼具的理想人格,并顺应魏晋玄风“儒道为一”、“孔老可齐”、自然与名教“将无同”的思潮,将“贵自我”的“高情”与济人济世的才性融为一体,塑造出“达人”的新形象,以颂扬祖父谢玄,使之与段干木、鲁仲连等先贤遥相辉映,共垂不朽。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笔,由微知著,这或许更能显示出中国学者的研究特点。 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分析了元杂剧何以称“杂”的原因,以及元代观众对“审美”功能的认识。文章说明追求娱乐性是元代观众审美理想的重要方面;也说明当“载道”与娱乐的双重需求在表演层面中尚未渗透时,便呈现出“杂”的审美特征。元杂剧之所以被视为“杂”,恰好是戏曲发展到一定时期所留下的充满时代特色的烙印。 此外,一些学者就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的《杜诗“伪苏注”研究》一文,从出现时间、文本真伪辨析、作伪手法和产生原因等方面对宋代伪托苏轼之名注杜诗的现象展开研究。北京大学陈曦中教授的《〈红楼梦〉脂抄本非伪造之文本证明》,根据对各脂本与程本文字异同所做的校勘,认为“程前脂后”说不能成立。北京大学周先慎教授的《〈莺莺传〉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特征》,一反前人成说,认为造成莺莺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并非门阀观念,而是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中产生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陈腐观念,《莺莺传》的悲剧意义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这种传统观念对妇女的深深的伤害,这在封建时代是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的。北京大学孙静教授的《论龚自珍的历史哲学——〈壬癸之际胎观〉》,具体分析了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一组九篇文章,指出龚自珍的这组文章主要着眼点始终是在人和人类社会、人类历史方面,这是龚自珍历史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大体说来,龚氏是从社会批判开始,进而探求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再进而思考人与人类的本质问题。四川大学向熹教授的《宋人笔记与〈诗经〉研究》,通过对宋人涉及《诗经》研究的40种笔记的调查,指出宋人体现在笔记中的《诗经》研究虽然不成系统,但对一些个别问题往往有非常精辟的见解,或可与专书互相补充,或高出旧说,是值得现代《诗经》研究者认真总结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06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297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