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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太平洋两岸的桥梁:美中教育交流,1978-2003》(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2003),李成编著,列克星敦书业(Lexington Books)2005年3月出版,平装本284页,定价25.95美元。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持续不断的苦难使中国这个一直以来都自认为处于世界中央的古老帝国逐渐低下其骄傲的头颅,认识到“睁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列强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此,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中华民族开始了她具有强烈而悲壮色彩的向外学习——留学——之旅。之所以称悲壮,是因为其无论留学时期之如何不同,留学的国家之如何不同,却都同样——或多或少——抱有一种“留学为强国”的梦想。 在1980年代中国重启开放之门的新时期前,中外教育交流——其实主要的还是中国留学外国——大约有三次高潮: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留东”(留学日本)、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后的“留西”(留学美国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留学苏联。 这三次留学潮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进程中留下的影响非常深远:留日学生在文学、政治领域的影响,如周氏兄弟、郭沫若和郁达夫之于中国文学,后者如孙中山和蒋介石之于中国政治;欧美留学生之对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的影响,仅仅列举胡适、傅斯年和钱锺书等人的名字就能知道;而留苏就更不用说了,其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要感谢那几代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勤于著述的欲望(或者还与时间有关,毕竟他们离我们时代比较久远了),通过阅读他们的回忆录、日记、书信以及杂记等等不同体裁的记述,我们得以形象地重历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他们的喜怒哀乐,得以知晓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我们时代生活的影响。 与他们相比,1980年代前后开始的可以被称为第四次留学潮的参与者们却似乎显得有些默默无闻,这与其在现实中的活跃恰成反比——要知道,这一时期的留学生规模之大(1978到2003的25年间,总共有70万留学生)、涉及的领域之广和对中国的影响之巨,应该是远远要超过前三次高潮的。 遗憾的是,对于这一批人、对于他们走的道路,却较少有出自他们自己的深入人心的记述,关于他们的影响的系统性著述也并不多见。其结果就是,在人们的印象里,他们远不及他们的先辈那样光彩四射、奕奕生辉。这一点着实有些让人奇怪,这一批人目前已然成为构建我们时代的一股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话语权应该是不会缺乏的。 由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政治学教授、著有《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成编辑出版的《联结太平洋两岸的桥梁:美中教育交流,1978-2003》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或可弥补这一遗憾。 该书源于2003年11月在中国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的中美教育交流25周年学术研讨会。参加此次会议的有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 Levin),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以及包括李成在内在的来自哈佛大学、香港大学等诸多中美院校的学者,因此可是说是出自中美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其议题也相当广泛,涵盖了中美教育交流的各个方面:中美交流教学课程的发展、中美教育交流的影响、中美教育交流的未来、归国留学人员对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 我们知道,1980年代前后开始的第四轮中国留学潮主要以美国为留学对象,人数庞大,而且还在逐年增长——根据《联结太平洋两岸的桥梁》一书的数据,仅仅在2000-2001年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就高达6万人,访问学者也有1.5万人,分别占留美学生和访问学者比例的10.9%和18.5%。倘若想要获取更直观的感受的话,则不妨去看看所谓的“疯狂英语”和托福、GRE热,或美国使领管前等待签证的长长队伍,其情其景足以让人惊叹不已。 出现这一情景有其特殊的背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8年12月26日邓小平决定向美国派出首批52名留学生,近30年来绝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因此,历经30年封闭和内乱的中国人,其对开放世界和自由生活的渴望有多深切,时隔30年之后再次启动学习西方之旅以重振中华民族的梦想有多强烈,是一般的外人所难以理解的。 而环顾全球,美国是当今世界最为强大、最自由的国家,其政治、经济制度是最先进的,科学和学术研究是最前沿的,她因此成为重新走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之地就毫不奇怪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李成教授就是此次留学潮的先行者之一:他于1985年来到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最后得以进入汉密尔顿学院任教。 值得指出的是,与前几次留学潮相比,这第四次留学潮有许多新的特点,比如,出国留学的人更少了些“爱国”或“强国”的色彩,多了些个人的成分: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个人发展前景考虑,或者是为了体验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元文化模式和自由主义生活方式。 再比如,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同时,外国、包括美国来中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根据《联结太平洋两岸的桥梁》一书的数据,从1978年至2002年,中国总共接受了35万人次的外国留学生,仅仅2001年一年,来中国就读或访问的外国留学生就达5万人次,超过了过去40年的总和,其中美国留学生人数为3000人,比上年同期增长30%,而2002年的外国留学生更是达到了8万5千人次,这使得所谓的中外教育交流从真正意义上得到了实现。 而从更广的意义来看,文化教育交流和变迁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变革的先驱和基础。前三次留学潮所带给中国的影响我们已经清楚,对于这第四次留学潮则似乎依然缺乏清晰的概念,虽然从这20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迁中可以模糊地感觉到。那么不妨就让我们回到事件的开头:在中国于1978年派出首批留美学生的同时,美国也相应地派来8名学生和学者来新中国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在当时这一举动不仅仅被看作是教育交流事件,而且还被赋予了政治意义,被当作是“善意的大使”之行;其后不久,中国召开了举世闻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几乎与此同时,中美宣布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从此全面启动。 有人曾将1980年代后的中国比作是“镀金时代”的美国,由此可见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个精彩纷呈的时代里出现的留学潮自然不会平淡——与前几次留学潮相比,它只有更精彩。关于这第四次留学潮,我们希望会有更多能让我们入迷的个人记述和系统论述出现,只有这样,他们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对当前的中国、甚至未来中国的推动作用才能被我们更好、更深入的了解。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40期,2005/11/16 附:倾斜的版图与海归――专访华裔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博士 “中国的成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建立起一种机制,使其能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地分配人力物力资源。现在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回国后选择在沿海定居就业对中国的均衡发展战略十分不利。”美国汉密尔顿大学(Hamilton College)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警告说,“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精英的多元化,直接关系到中国是否会形成一个更负责任,更有有代表性,多元化的机构。现在海归派从政人数的比率很低,不利于中国多元社会的形成。” 过去几年中,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善、经济的发展,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及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政策,以及在美国就业困难等种种原因,中国迎来了人才回归的大潮。截至2004年底,有197,800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在617,000人仍留在国外的中国人中,427,000还在攻读学位,作研究或是访问学者。 “海归带回的技术、经验和新思想,将有助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但海归在中国的党政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还非常少。”李成评价说。 恋“海”的海归仍隐于幕后 “现在约有三分之二的归国留学人员选择在北京和上海定居,在青海省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只有8个,更不用提洋博士了。”李成对此现象表示非常不安,“这种人才分布不均衡的现象,短期内在中国不会改善。但政府加大西部开发的力度,实施配套的工资及人事制度改革,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海归到西部安家。” 李成对中美教育交流有深刻的研究,由他主编并撰写了其中两章的最新专著《联结太平洋两岸的桥梁:美中教育交流,1978-2003》(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2003)已于2005年3月出版。 “在一些如教育、科技、学术管理的领域,留学人员已经挑起了大梁。如在教育行业,海归不仅掌教育部大权,也在全国60%的高校出任要职。81%的中科院院士,54%中国工程院院士,和72%国家科技项目带头人,都是留学归国人员。”李成说。 然而,目前中国的海归只是在一些专业技术职能部门(教育,科技,外贸和外交)担任领导职务,在专业领域外锻炼的机会并不多,进一步提升的机会也不大。在中国的省部级高官中,只有5%是海归。李成指出,“不是海归不愿意参政,而是体制不够开放。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十年很关键。” “总体而言,是否让海归在省部要害部门任职,中国领导层顾虑颇多。”李成说,“海归派在政府和党的机构中担任职务意义重大。有多少公派留学官员任职政府领导层,是衡量中国开放和政治转变的一个指标。与别的海归不同,公派留学官员能进入政府决策圈,对政治过程产生直接影响,” 李成在书中指出,能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官员的海归绝大多数是公费留学的人。虽然自费留学生占留学总人数的95%,但这批海归在党和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人非常少。 虽然没有实权,但海归并不是没有影响力。“海归领导的智库和研究中心,是中国政府和国际学界的桥梁,是决策层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纽带。”李成说。很多海归作为军师,在幕后为政府出谋划策。李成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海归会从幕后走向前台。 美国: 从终点站到中转站 中国在1970年代末起重新开禁的留学潮,如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找回文革中失掉的十年,缩小和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差距,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派出留学生。当时大多是公费访问学者。1992年中国公布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留学方针。 “随着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出现,自费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留学越来越商业化。学生年龄更低,更多人开始直接到国外接受本科教育。过去十年间,学习经济,MBA,法律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李成指出,中产阶级在中国沿海的比例是10-15%;从全国来看占1.4%。李成对年轻一代重视人文教育的倾向给予高度评价。 “现在留学生学成归国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新生代留学生将留学美国当成事业和人生的中转站,而非目的地。”李成指出。李成不仅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委员,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客座高级研究员,而且最近刚被聘为美国国会“中美工作小组”学术组(Academic Advisory Group of the U.S.-China Working Group)执行理事。美国国会“中美工作小组”于2005年成立,旨在营造友好的中美关系,提高国会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知,影响国会相关的决策制定。 现在,中国留学生的去留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也牵涉到国家战略利益。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人力资本(由大学和研究所开发的知识和技能)对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比物力资本至少重要三倍。在2003年12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了人才强国的战略。在这个会议上,胡锦涛指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胡锦涛也强调了培养、吸引、用好人才的重要性。 2005年10月12日,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建议,一旦外国学生在美获得博士学位,美国应该自动延长他们的签证,以满足美国对科技和工程技术的人才的需求。 “美国学界的人担心美国会失掉在科技领域的优势,想让外国学生留美工作。一些国家认为这会导致人才流失,但邓小平说过,有20%的中国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就非常好了。中国领导人相信,出国人员引起的人才流失是暂时,可逆的。中国决策层也认为,即便不回国,海外华人学者也会利用暑期和别的学术交流机会,间接地惠及中国。”李成指出。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40期,2005/11/16 文章来源: 华盛顿观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