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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教授《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在旧岁已尽,新年将来之际,“清华东亚文化讲座”最后一次活动邀请了严先生,请其就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作的写作和在日本的访书经历做了一些介绍。 他的新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共三卷,四百多万字,共收录流传在日本列岛的汉籍善本一万余种。由于古籍“善本”这一概念随时间而流动,该书所说善本界定为明本和明以前的汉籍。该书对日本所存的汉籍善本进行了一次整体的搜访和著录,举凡书名著者、版本馆藏、版式提要、流布影响等各方面都作了详尽而认真的考辨和记录。 严教授从1984年开始从事该书的编著工作,到1999年完成初稿,交付中华书局刊印。当年任继愈先生在为该书所做序文中高度评价了严教授的工作,认为严著是继杨守敬(著有《日本访书志》)和董康(著有《书舶庸谭》)、傅增湘等前辈学者之后,对两千年来流传在日本列岛上的现存汉籍作的第一次整体的调查和梳理,其著录图书的数量和著录体例上都远远超出前辈学者,诚为日藏汉籍史上空前的大制作;认为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目录学著作,不是就书论书,因为严教授作为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专家,能够从很高的角度出发观察日本的汉文书籍在两国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深刻蕴涵;能够透过中日书籍文化交流的历史梳理中日文化交流的脉络,是以书录形式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比较文化史研究著作。 但是,严教授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断有新的认识和收获,对交印的书稿不断增订,以致又过了7年才与期盼已久的读者见面。 通过长期坚实的日藏汉籍文献调查研究工作,严教授不仅在相关领域为学界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清理了许多此前学术界没有认识到或没有解决的问题,诸如,对江户国学派形成过程中汉籍在其文化生成语境中的地位问题,江户汉学派内部不同歧异产生的共同源头问题,江户时代日本文学形成中的中国因素问题,等等,都由于文献的新发现获得了新的认识。进而由访书和研究的体验生成或恢复了一种文化自觉:即所有文化研究,文本分析的基础是文献调查,没有自己的材料准备和文献调查的理论发挥是没有根基、不可靠的;扎实的实证研究可以使人文学术的可验证性得到确立,多层面、多重文本的验证能够使我们接近事物的真相。 二十多年来,严教授为编著此书,近四十次前往日本访书,历经万难,甘苦备尝,终成大作。更令人钦佩的是,严教授此书的编著完全是在业余时间进行,他历次到日本都有公职——担任日本大学的教职或研究人员——因有感于汉籍特别是晚清民国年间中国文物图籍的流散异域,中国和日本都无人收拾,而发此宏愿,从事这一空前的工作。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在文化上,日本在20世纪前期劫掠中华图籍的过程,就成为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这方面令国人震惊莫名、扼腕叹惜的事件,首推1905年号称我国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归安陆心源氏皕宋楼藏书十四万余册为日本岩崎氏以十万元舶载东去。而在日本方面,反把帮助巧取陆氏藏书的岛田翰誉为“天才少年”,称羡其业绩,吸引了不少步其后尘者。 2006年夏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钱婉约、宋炎辑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记录。该书汇集了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等六位日本学人在华访书的个人记录。他们多次来华,足迹遍及奉天、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扬州、宁波、杭州、易州、焦山、房山等大小书业中心,搜求中国典籍的珍本善刻,捆载而去。他们在清末民初中国处于政局混乱民生凋敝之际,使大批中华文物图籍离开故土,成为今天日本足资夸耀的“国宝”和“文化财”。 这种“秘籍被盗、珍本外流”的情状,百年以来,成为中国人的痛史,“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悔悟和启示”。(钱婉约语)严绍璗教授1974年首次到日本,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部终于亲见《永乐大典》的几页手钞,他心中涌现的复杂感受也是如此吧。我想,至少这是支持他数十年如一日,不畏艰苦、不避繁细,孜孜矻矻,尽萃心血于此的原因之一。也因此才有他完成了查阅资料工作后,接着去探访当年曾经藏过这些汉籍的地方的行踪。 一次他在名古屋爱知县大须观音庙(1945年被毁的真福寺旧址上复建的)查阅了该庙所藏的唐太宗朝翰林学士18首诗卷写本后,由日本友人陪同辗转前往曾经留存过这些唐写本的祈福县的一个庙宇。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寂冷的月光下,一座锁闭的庙宇孑然兀立,寒风中,严先生不禁静思默怀,遥想三百年前那批书卷被人携至这荒凉的所在,默默的待了一百多年,今夜,终于有中国人跋山过海来看你们了,看你们当年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过的是什么生活……当他连夜回到京都,已经是第二天5点多钟了。后来,严教授又一个人去那里凭吊过两次。讲述着这些,严教授感喟说,那种心情是不可名状的:书和人的命运是一样的吧,一方面,觉得很欣慰,终于看到了这些先人的依存;另一方面,此生大概也只能看这么一次了,他们曾经在异国尘封了那么长时间,现在还要永远的留在日本了…… 我们期待严教授尽快撰写一部《日本访书记》,使压在《书录》背后的见闻感受和激越情感得到抒发,也使中日之间通过“访书”形式展开的种种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及其蕴涵得到认真的清理和总结。我想,那将是另一部大书。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