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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学者在中国史的研究上颇有成绩，有不少认真埋头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也有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专著问世。由于见闻有限，这里只介绍与本人研究领域相关或较为接近的几个问题，挂一漏万之处尚请谅解。 一、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 这是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领域，并且已经进入了学术界的主流。按照西方妇女史学界的说法，妇女史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将妇女还原到历史中去，一是为妇女重建自己的历史。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性别（Gender）一词又被引人研究之中，用来表示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结构。一些妇女史学者坚持认为，性是区分社会地位的基础，如果将妇女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群体，即作为一个性别加以概念化的话，那么男性也便作为有性的人显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普遍的历史也应该被看作是两性的历史：看作是社会性别史。所以，妇女史关注的就不仅是人类的一半，而是人类的全部了。这种对社会性别和性文化之间关系的关注，在最近两年也表现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这也就是说，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已不再象20世纪70-80年代那样仅限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等方面了。 有关中国古代妇女与社会性别的研究，近年间有新作问世，时间多在宋代到明清之间。其中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阁师：十六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出版较早，主要用十七世纪江南地区上层妇女创作的诗文来分析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当时的社会风貌，包括妇女自己的诗文对缠足的歌颂，她认为，所谓中国妇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是受害者的概念，是现代人为了某种需要构造的。 曼素恩（Susan L. Mann）的《宝卷：在漫长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被认为是美国汉学界最重要的宏观性的妇女史著作之一，获得过两个奖项。作者扫描了影响十八世纪妇女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政策、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心理等，特别讨论了妇女由为人女、为人妻到为人母的角色转换，经济发展与妇女劳动价值及生存率的关系等。该书也如高彦颐书一样，将妇女自己写作的诗词作为立论的材料。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能够解读中国诗词已属不易，这种做法也确实使读者耳目一新并颇具说服力，但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讲究情感表达的含蓄蕴籍与复杂委婉，女性诗人尤其如此，用来作为史料，即使特别小心，也很难保证不 会出错，该书中有些理解不当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 《技术与社会性别——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结构》（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I China. Berkelev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v of California Press，1997）是一本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讲社会性别的专著，本书把妇女作为历史上的生产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妇女的作用，一是妇女怎么组织生活空间，一是纺织技术，一是生育技术。本书作者弗兰西斯卡·巴瑞（Francesca Bray）是研究中国科技史出身的女学者，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任教。笔者认为，本书选择的独特角度和广阔视野，对我国历史学者而不仅仅是妇女史学者，都是饶有趣味和意义的。 二、清史及满族史 1998年，前全美亚洲学会会长伊芙林·罗斯基（Evelyn S.Rawski）出版了《最后的皇朝：清皇家机构的社会史》一书（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这部长达400页左右的著作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清朝的物质文化；第二部分论述清朝的社会组织，谈到皇族的世系、清廷对皇族的政策、皇家妇女与奴仆等诸多内容；第三部分谈清宫的祭把与崇拜，如满族早期的萨满教和后来的藏传佛教等。本书注意到清朝作为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政权，所具有的与以往汉族传统封建王朝不同的某些特点，描述了在中央统治机构中保留的满族特色，同时突出论述了清皇室是如何利用宗教（如佛教以及满族固有的萨满教）来进行统治的。美国汉学界以现任全美亚洲学会会长的曼素恩为首的一些学者，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说她开辟了以前无人研究过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新领域。其贡献在于，第一，它是美国史学界从重点研究中国区域史转而注意研究中央政权统治的一个信号。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白冰菊（Beatrice S．Bartlett）论述军机处的专著：《君与臣：中国清朝中期的要害机构，1723一1820》（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1723-182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问世，但该书过于艰深，阅读困难，所以影响有限。此后虽然也出版了几部论述康熙初期政治等问题的著作，但很快就归于沉寂。近年来，随着明清档案大量向国外学者开放，美国学者对清史研究的兴趣和投入的精力也较前更多，罗斯基这部著作，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第二，该书视野广阔，据作者自谓，举凡语言、民族、物质文化和宗教，无所不包，尤其是注意到了以往学者很少留意的民族问题，并且对此有比较完整具体的阐述，它所采取的角度，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的读者，都会感觉到某种新意。 但是，这部书也存在诸多问题。虽然作者企图从满族统治的角度来剖析有清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但对满族诸项制度的叙述并不全面，对于清朝统治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军事、法律和财政政策，很少或几乎全元涉及。满洲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以及民族意识等问题，是作者在本书中的重头戏，但脉络交待得并不十分清楚。此外，本书中还有些常识性的错误，诸如皇室《玉碟》十年编写一次，作者却说是九年；清朝自咸丰以后的几朝皇帝迄未再去承德的避暑山庄，作者却说自嘉庆以后诸帝经常往还，等等。尤其是该书首页的清朝版图，作者称是嘉庆年间的，竟然未将台湾列入，海南岛的归属也模糊不清，即使是出于疏忽，也是个难以原谅的错误。 再者，作者虽然自称此书是在掌握了大量清代满汉文档案，并在汲取了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但事实上对于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动态却相当生疏。例如对清代中央统治机构中的满族特色问题，我国老一辈清史学家早有论及，王钟翰先生谈明清官制异同的文章中，就明确论述过清制中那些明代所无的机构如理藩院等，作者却全未提及。她虽也引用了一些我国史学家的论著，却往往并非该人的代表作。对我国史学研究成果持这种隔膜甚至漠视态度，在美国汉学界至今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表明两国学者要达到充分交流和了解的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最令人感兴趣之处，也许还是作者对于清朝统治者的儒化与中国化问题的阐释。这不由得使人回忆起几年前该书作者与美国著名汉学家何炳棣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那场著名的争论。1996年，伊芙林·罗斯基在全美亚洲年会上以前任会长的身份发表一篇演讲，名为《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后来发表在当年10月的《亚洲研究学刊》上，针对何炳棣1967年所写《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所说清朝统治者的“汉化”问题提出异议。罗斯基认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不是汉化，而是有效地利用了与内陆亚洲诸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从这点上说来，满族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并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认为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很多东西而本身还是保留了诸多自己的特点，她说，目前很多学者都反对将“清”与中国合二为一的观点，强调满族中心观对于评价清帝国的重要性。罗斯基的说法在美国汉学界反响强烈，颇得好评。接到挑战后，何炳棣用近两年时间撰写了《我对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答复）（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一文，对罗斯基予以驳斥。指出罗斯基的许多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并举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都要争“正统”的大量事实，说明少数民族的。‘汉化”乃是大势所趋。以清朝来说，汉化的标志就是“儒化”，所以也不妨以“儒化，，代替之，而儒化与中国化就是一回事。何还强调说，少数民族当然可能保持自己的某些特点，但保留这些特点并不说明就没有中国化，中国化了照样可以有自己的特点。何的文章观点犀利鲜明，史料确凿充分，说理透彻精辟，行文准确精美，堪称是阐述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儒化，’过程的典范性文章，是应该引起国内学界重视的。当然，以罗斯基在美国汉学界的影响之大，她的观点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与学生之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在《最后的皇朝》一书中，她又再次将自己关于满族并未汉化而只是“利用”儒学的观点，作了充分的发挥。 还需顺带说明的是，族群（ethnicity）的研究在近年美国史学界颇为热门，曾经建立起全国性统一政权并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满族，也随之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柯娇燕（Pamela Kvle Crossley）的《透明之镜：清朝皇族的观念（A Translucent Mirror：Qing ImperaI Ideolog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欧立德（Mark C·E11iott）即将发表的《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书，都是以探讨满族的族群与民族意识问题为主旨的。 三、历史人口学及其它 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及台湾学者对中国历史人口的研究，是以计算机技术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以及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为前提的，它使很多以传统史学方法难以运用的资料纳入史料的范围，开辟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1997年，李中清（James Z. Lee）和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利用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进行人口统计，写成《中国农村的命运与幸运——辽宁的社会组织与人口行为，1774一1874》（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l774一187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继此之后，李中清又与王丰合作，出版《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s and Chinese Realit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甫一出版便在美国历史人口学界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虽然这种处理史料的方式以及得出结论的途径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却颇富启发性，相信也会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 此外，如黄宗智的《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爱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经学，政治和家庭——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以及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等著作，虽然都有较大影响，但因出版时间较早，并且都已经有汉译本问世，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来源：http://www.zisi.net/htm/ztzl/hwzgx/2006-04-05-34959.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