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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德•茨默（Peter Zieme）教授，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回鹘文献研究专家，曾担任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研究员、柏林自由大学突厥学研究所讲座教授等职，出版关于吐鲁番及附近地区出土文献研究专著十余部，用德、英、俄、法、土耳其等文字发论文二百余篇，在回鹘文献的整理领域成果卓著。其《突厥语摩尼教文献》、《回鹘文佛教头韵诗》、《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头韵文书——兼论古突厥诗歌》、《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与社会——中亚出土回鹘佛教文献之跋尾与施主》、《回鹘佛典丛残——茨默论文选集》等著作，均为回鹘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吐鲁番考古到吐鲁番考证 李锦绣（以下简称“李”）：您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和回鹘文献研究专家，请您谈谈您的主要研究成果，或者说，您在突厥学、回鹘文献研究领域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彼德•茨默（以下简称“茨默”）：当我们说到“发现”时，最大的发现是先驱者的成功，我们的发现是微小的。真正的发明创造并不容易。有些对出土文献的第一次解读，如我最近关于柏孜克里克残片的文章，虽然此前学者没注意到，也不能称作发现。新的文字、新的释读，只是好的语文学研究，也不是发现。我只是在提出新的解说方面，比前人有些进步。 我的研究集中在中亚出土不同文字的古代突厥文本的释读上。这些释读通常包括对回鹘汗国时代（9至14世纪）三大世界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主题文本语文学问题的广泛注释，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彩的宗教共同体。同时，我还探索了非宗教文献，如文学作品；社会经济文书，如地契、奴隶买卖文书、小麦借贷契约等。 任何种类的佛经都可能在回鹘文献中存在，我主要研究的佛教经典包括数十种比较重要的译自汉文的佛经，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也研究了译自藏文的密教经典如《陀罗尼》、《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以及回鹘人自己的作品如《普贤行愿赞》及未定名的佛经，译自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等。 我研究目的在于复原整个回鹘文化。与原本比勘，回鹘文本可能更清晰，更有利于对汉文佛经的理解。当然，回鹘文佛经典可能有翻译错误，但即使是误译，也体现了回鹘文化、哲学思想和文学特点。语言学的训练对文本研究十分重要，但只进行语言学的分析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探索为什么回鹘人这样写。 李：您从收集支离破碎的资料入手，整理、释读、努力确立准确文本，同时，您还开展关于回鹘姓名学、名称、单词术语、局部特殊词汇、木刻本等系列研究，尽量建立一种科学的方法，试图对以往的局部的个体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展示回鹘王国历史文化的全貌。您从事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茨默：柏林吐鲁番研究所的标语是“从吐鲁番考古到吐鲁番考证”。我们的工作有写本的排比、相关残片的缀合，最终把各种版本纂集起来，最大可能构建著作原貌。柏林吐鲁番文献整理方法的另一特点是集翻译、注释于一体，尽量附有词汇表，以便于其他领域学者检索。对吐鲁番文献的研究，我没意识到我试图建立科学的方法，进行新的分析尝试，我只是从文献的内涵入手，进行理解和阐释，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研究，得出有限的假说。 李：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茨默：由于精力有限，我不得不缩减我的研究计划。第一个计划是我正在准备完成我的另一本专著《历史与回鹘文学》，我将追溯各种形式的文学。在我眼里，翻译佛经也是文学。我的第二项计划是研究《十王经》，吐鲁番有回鹘文本、汉文本，一些写本包含图画。我努力根据完整的汉文本，重新恢复回鹘文全貌。这项工作比较复杂，但又不可或缺，因为我们必须先确定碎片与写本的对应关系。地狱审判观念在中亚流传甚广，回鹘文中的地藏王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此外，我还要与日本学者合作研究净土宗经典等，也计划与其他学者共同研究赫定收藏写本。 德国的突厥学研究最发达 李：2002年，您作为组织者之一，主持召开了“重访吐鲁番”国际大会，这次会议被称为一次成功的盛会，您能谈谈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吗？ 茨默：这次会议的筹备，始于2000年，日本学者百济康义和我提到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纪念丝绸之路文化和艺术研究一百年。我与当时的所长宗德曼（Sundermann）商量，由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三家在2002年9月8日至14日联合举办了这次国际会议，同时还举行了丝绸之路艺术展。这次大会非常成功，我们得到了政府的资助，我的同事们也精诚合作。来自世界各地的140多位学者莅临会议，宣读论文。会后，用两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包含72篇论文的会议论文集。 李：请您谈谈国际突厥语文学研究的现状。 茨默：德国仍然是突厥语文学最发达的中心。在土耳其，有许多出色的突厥语文学学者，但没有充分利用资料，许多人只从事土耳其历史研究，研究领域狭窄。而在德国，突厥语文学属东方学范畴，学者研究更加自由。目前，美国的突厥语文学研究呈衰弱之势，英国在发展之中，法国以奥斯曼土耳其研究著名，意大利有少数突厥学研究者，匈牙利的突厥学研究有优良传统，但一度中断，波兰有些学者，捷克更注重土耳其研究。这样看来，日本是突厥学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荷兰也有学者从事突厥语文学研究。 李：您觉得中国的学术环境怎么样？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突厥语文学研究？ 茨默：现在在中国，就做学问而言，有丰富的资料，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有各种合作机会，有普遍的学术交流。在学术会议上，学者能互相争论，讨论批评。年轻的学者能够顺利出国进修，开阔眼界。每天我看电视，都能听到政府鼓励支持教育的声音，国家对学校、对教育重视，使中国的学术环境改进了许多。中国有财力邀请外国学者前来讲学、授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中国的变化令人惊喜。我很喜欢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但真正的交流还有待加强，图书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耿世民是开创中国突厥语文学的第一位学者。他几乎涉猎了突厥学所有的领域。他是研究新文献的先锋、石碑文献研究的先驱，也是各国学者之间合作的开创者。目前，他的学生在世界各地进行着突厥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一些学者和教师加入了内陆欧亚学研究的行列，这必将推进中国突厥学和内陆欧亚学的进展。 李：您如何看待世界突厥语文学的发展前景？ 茨默：没有人能预见将来会如何发展。一百多年来，突厥语文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很高兴看到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我希望世界各国都有年轻学者投身这一事业，通过各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使珍贵的突厥语文献得到充分整理、研究，丰富人类的文化财富。 不应急于编纂回鹘文的《大藏经》 李：现在有的学者提出要编纂回鹘文的《大藏经》，您认为这个提议可行吗？ 茨默：现在，这项工作并不急于进行，我们必须等一段时间。因为还有一些文本没有释读，没有出版，同时，我们还要区分真正的创作和翻译的文本，还需要做许多基础性的语文学研究工作。然后编纂这样的回鹘佛经集成，才能可行。但在工作进行中，我们可能又会发现新的文本，使工作再重新开始。新的原始文本的发现，是我的梦想。 李：如您所知，内陆欧亚幅员辽阔，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着无数的民族，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欧亚草原文化与周邻诸文化（汉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并深深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随着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方式的产生，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中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它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为研究对象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您能谈谈突厥语文学在内陆欧亚学研究中的意义吗？ 茨默：即使是提出内陆欧亚概念的塞诺（Denis Sinor）也对突厥人印象深刻。当然，他是从另一角度进行观察、研究的。他重视古突厥人的文字，珍视突厥碑铭。从现今的考古发掘看，在早期历史阶段，只有突厥人才有碑铭。因此，突厥语文学在内陆欧亚学中起了重要作用。除碑铭外，还发现了西突厥的资料，货币及其他文书等等。欧亚研究如此广阔，没有人能以一种方式将之全部囊括在内。冯加班（Von Gabain）曾写过一部关于内陆欧亚的著作。实际上，撰写欧亚历史困难重重，因为许多资料已经失去，许多领域还是空白。但是无论如何，需要发展内陆欧亚学的研究，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学科，许多层面的研究亟待深入。近年来内陆欧亚学研究有加强的趋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