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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莱顿大学汉学院 莱顿大学成立於1557年，在中国，正是明朝万历三年，它是荷兰历史最久的大学，也是声望及学术地位最高的大学。 莱顿地区在十六世纪因庇护新教，与旧教（天主教）唱反调，已具声名，不仅如此，英国的清教徒受英国国教排挤，莱顿亦大表同情，在清教徒移居美国之前，曾大量移居莱顿，使得莱顿成为当时站在基督教争议的尖端，而今荷兰全境，新教（喀尔文派及其他）独盛，莱顿在历史上发挥了领导作用。荷兰的天主教比较属於少数，莱顿的几座教堂皆属新教，市中心的圣彼得教堂建筑宏伟，但与旧教教堂比较，简朴宁静，教堂的主体不是神龛圣像，而是讲台与环列的信徒坐椅，表示教义以讲道论道取胜，繁缛的崇拜仪式多予简化，是其特色。 莱顿大学设校早期，实为培育新教宣道人员为主，後来逐渐发展，终成今日完整大学规模，共八个学院，有学生三万余人，教职员则有五千余人。 汉学院的中文全名是“汉学研究院”，因带一“院”字，很容易误会是一个独立的学院，其实汉学院的英文名字是Sinological Institute，正常的译名应作汉学研究所，是属於该校文学院的一部分，但Institute这字在英文也不见得是指我们台湾认知的研究所而言，它可以是研究院，有时甚至可以指与“大学”平起平坐的学院，美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CIT（加州理工学院）中的I都是Institute。 但莱顿的汉学院如解释成如我们学校的中文研究所，也不符合实际，因为汉学研究院的学生目前绝大多数的是大学部学生，（大约有150人），而称博士生的学生目前仅五名，所以这个汉学院不如译作“汉学系”更恰当。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开设的课程，都是为大学部开的，因为莱顿大学有一项传统，即是博士班学生不须修习课业，只须跟随教授作研究，此後作论文即可。 虽然汉学院放在“文学院”系统中，但却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单位。因为汉学院的历史悠久，再加上荷兰政府自十九世纪末起，就把荷兰其他地区的有关汉学研究机构合并，一起并入莱顿的汉学院，（其他学校不得设汉学研究机构），荷兰境内的汉文书籍，亦完全并入莱大汉学院的图书馆，以致使今日汉学院的藏书甚多，在欧洲大约是第三大的汉籍集中地。再加上从1890年起，以莱顿为基地的汉学家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汉学家合办了一本汉学期刊，名叫《通报》（T’oung Pao）在莱顿发行，这本《通报》到今天依然无间断的出版。《通报》被称作西方世界当今最具权威性的三部汉学学报之一，（另两部为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这两部都是在美国发行，而历史则比《通报》晚）莱顿大学汉学院促成了《通报》的发行，而《通报》也维护增益了莱顿学大学汉学院的声望与地位。《通报》从1890年的第一期即采两人主编的方式，其一是莱顿大学汉学院的教授，其一则是法国汉学界的汉学家，不一定是由那一大学或单位出面，但大约从20世纪的40年代起，法国的汉学家几乎都是出身於巴黎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汉学家，譬如现在担任法方主编的Pierre-ÉtienneWill即是，《通报》原来是荷兰政府出资而由莱顿大学主持编务的一本汉学学报，莱顿大学为了表示中立公正，故由莱顿大学汉学院与法方的一位汉学家合作编辑，莱大只负责行政支援，并不干涉编务。而《通报》更奇怪的一点是，它自1890年第一期开始，即由在莱顿的一家Brill出版公司合作，主编编好即交予Brill出版发行，一百余年来皆无改变，（目前Brill出版公司主持人为Albert Hoffsraedt Brill），而Brill参与既久，便对《通报》的编辑乃至版式、发行量与发行方式有极大的控制权，而且依照传统、荷兰政府给《通报》的出版经费，是直接拨入出版社的户头，出版社只拿出一部份给主编作为编辑费用，（无稿酬，编辑费用并不高）因此Brill对《通报》的掌控甚密，问题在Brill是一家数百年家族性质的出版机构，作风极为保守，（莱大与人交换的「公关书」，亦需向其购买，一本亦不送）百年来一仍故例，不愿稍加改变。 自60年代之後，荷兰政府财政逐渐窘迫，表示无力负担《通报》出版之所有经费，商及法方，法国政府愿意出资一半，迄今《通报》是由荷、法双方政府出资所办的汉学学报，为维护传统，依然由莱顿大学负责编务，而依然交Brill出版。 现在回过头来看汉学院本身。汉学院的教学单位的重点是大学部，汉学院（系）的教师全职的大约有二十位，多数是语言教师，主持系务与研究专案的有三位教授，（一直如此）这三位教授，被视为汉学院的骨干，比较有代表性，目前汉学院的三位教授都甚年轻，大约四十出头而已，其中是： 田海（Barend J.ter Haar） 他是三年前由海德堡大学「挖角」回来的教授，专长是历史与中国民间宗教及信仰，目前担任汉学系主任（Chair）及《通报》的荷方主编。 施耐德（Axel Schneider 德籍） 也是由海德堡大学请来的汉学家，他的专长是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研究主题是陈寅恪及傅斯年等，对国共党史亦有研究，施氏曾留学台湾，在政大上过三年课。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 专长中国近现代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曾担任过汉学系主任，三年前曾访问本校，目前休假在北京作研究。 汉学院这三位教授，以言谈程度而言，均可谓相当杰出，但以台湾诸大学中文系的学术生态而言，莱顿大学汉学院的学术生态显然不平均，三位学者的研究专长都比较偏重民间或近现代，古典及古代的研究人才明显不足，（这种先天的限制不仅是莱顿，Cambridge、Oxford亦复如此。） 二、访问经过 本人受命访问莱顿大学汉学院，经汉学院安排，住於距离该校不远的民房，一切尚属简便，在荷兰共停留十五天。在莱顿其间，曾与汉学院（系）主任田海教授（亦为《通报》荷方主编）恰谈二校合作事宜三次，其中两次施耐德教授参加，另与代校长梁兆兵教授商谈一次，其他时间参观该校各项设施，并利用该院图书馆察考文献，参观大学附近博物馆、美术馆，受益匪浅。现将与诸负责人商谈二校合作事宜分别叙述如下： 本校《文史哲学报》、《中文学报》与《通报》合作事。 田海教授倾听了我方对於学术合作的期许及建议方式之後，表示极大的兴趣，并感谢我方致送的《文史哲学报》及《中文学报》各一册，对我方学报的编印方式及论文的形式要求（因尚未细读，故只能就形式而言）赞誉有加。唯谈起合作之事宜，如双方交换稿件等事宜则表示保留之态度，其理由为：《通报》为一极具传统意义的学术刊物，《通报》自出版一百余年来，一直保持独立作业的方式，从不与其他学术机构签约合作，是故与《文史哲学报》及《中文学报》签约合作、交换稿件之事宜似难推行。但学术合作是很好的构想，如果在不影响《通报》传统独立作业的要求之下，所有的学术合作，应该是值得欢迎的，举例而言，台大的稿子可由作者直接投稿《通报》，（必须以英、法文写作），《通报》有独立的审议制度，通过了审议，文章便可发表，而《通报》的编辑，亦可通过私人关系，鼓励学人向台大学报投稿，其审查及刊登条件，一切由台大学报独立决定，如果合作是如此方式，他们表示十分欢迎。 至於台大方面愿意把《通报》中的某些文章翻译刊登在台大学报上，田海以为问题不大，《通报》可以代为接洽作者，使其授权，出版商预料亦应无问题，因有中文翻译，可使《通报》的知名度打开，有利其销路。田海教授并表示会将我提出的合作意见，传达给法方的Will教授，并询问出版商对合作的看法，如果有任何消息，会立即与我方联络。 媪﹜ 两校合开学术会议事 讨论两校合开学术会议事，田海教授与施耐德教授都参与了，他们两人对台大与莱大合开学术会议的事表现了极大的热诚，咸以为自从第三次会议後已中断了八、九年为「不可思议」之事，应积极谋求恢复。 此次（第四届）学术会议依照惯例应由我方与莱大共同主办，而在台大举行，（第一届及第三届在莱大与行），我代表台大表示，如果举办第四届，自然应依例在台大举行，田、施教授并表示等台大确实把会议筹备好了，他们会代邀欧洲的学者共襄盛举。 接着讨论此次会议的主题（Subject）应该为何，他们请我发表意见，我以为台大有关中国研究（即海外所谓「汉学」）的人才较多，经史子集、义理、考据、词章均有一定程度的人才，而莱顿在此方面则较吃亏，不如由他们拟定主题，我方配合较为简便，後经反覆讨论研究，为使汉学院三位教授都有兴趣亦有能力写论文参加，初拟具方向，即：历史上所呈现的观念变化，如对「文」这个观念，每个时代或每个族群的看法都不甚相同，大会如以这个变化为讨论对象，则精彩可期，他们预料欧洲地区的学者对此亦有兴趣。我答应将此结论带回台湾，与同仁讨论。 开会时间以一月、五月末及六月、八月为宜。此时间在欧洲为假期，比较不耽误教学及行政工作也。 关於两校学者交换事 此事与莱顿大学代校长梁兆兵教授洽谈。梁教授因已退休，迁居丹麦，平日每月一次往返莱顿，协助校长处理国际学术交流事宜，此次汉学院通知本人到访，即立刻由哥本哈根驾车赶来，热情感人。 梁教授与我见面，对我方只派学生而未请教师来校略表不满，以为学生来此对学术交流贡献不大，我答以台大下学年因已甄试留学莱顿学生二人，恐无法临时更改，但一年後，可望有教师到莱顿访问半年至一年，梁谓莱顿热忱期待，希望台大能确实做到。我随即表示莱顿提供访问教师每月仅1,000欧元之津贴，实在不够，因为荷兰物价甚昂，在莱顿一教师维持起码尊严，住房须1,200－1,500欧元之间，另加生活费（自炊）至少500－800欧元之间，学交津贴1,000元，自己须贴补1,000元，目前欧元升值，欧元已抵40台币，1,000欧元相当40,000元台币，台大即使予教师留职留薪，也要将一半薪水用於莱顿，台湾的家庭生活便受影响，这是赴莱顿研究的兴趣不易提起的原因之一，我问是否可请莱顿提供宿舍，一如台大对姊妹交来访教授提供住宿，如此一千欧元津贴便足够教师於莱顿之生活了。 梁答以莱顿并无宿舍之设备（学生亦无），是故无法如台大提供宿舍。至於提供来访教师1,000欧元是源自1980年荷兰与中共建交後即规定每月支付中国学者1,750荷兰盾，欧元发行後折合为1,000欧元，迄无调整。至於给台湾学者1,000欧元，因荷兰政府与我方无正式外交关系，尚不能使用政府预算，而是梁教授运用私人与校方的关系，由校长特支费中拨付，他亦知以今 日生活水准而言已明显不足，但恐怕要调整亦力有所不逮（近数年来荷兰经济亦退步，政府预算紧缩，与台湾十分相似），但梁呼吁我方克服困难，务必早派学者前来，他答允在校长处再作设法，也许可以调整一些，但预计数额不会太多。 我与梁教授会面後第三日，在汉学院图书馆前馆长吴荣子女士研究室会见了台湾师大派来此地研究的学者刘渼教授，她是台师大国文系的教授，已到莱顿将近一年，本学期结束便返台，她谓台师大近十年来从未中断与莱顿的学者交流，每年派遣一名，现在师大访问过莱大的学者已可组成一「莱顿同学会」了，这是师大当局十分重视与莱顿大学交流关系的缘故，她谓师大派遣教师出访至莱大研究一律一年，学校无异议的给予「留职留薪」，院系并尽量协助教师得到其他的补助（如机票、生活费等），她听我说台大申请留职留薪不甚便利，且只能出访半年表示不可思议，她谓师大如采台大方式，则与莱大的交流便不可能继续。 三、评估与建议 莱大汉学院以规模预与人才而言，不如台大中文系，但莱大在欧洲汉学乃至世界汉学颇享有盛名，是因为莱大汉学院图书馆收集图书资料丰富，又因《通报》在莱顿发行的缘故，田海教授亦认为如无《通报》凝聚汉学家的智慧与焦点，莱顿不太可能成为欧洲的汉学中心。 《通报》虽然作风保守，但百余年来发行不辍，形成相当影响力，其学术地位早经确定，无庸置疑。该报上任编辑汉学院教授伊维德﹙Wilt L. Idema﹚三年前退休，即刻被哈佛大学请去主编《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通报》之地位可见一斑。 莱顿大学汉学院期盼与台大进行学术交流，以我的观察，此种交流於台大、於莱大均有互利。对台大而言，台大教师可藉交流而开展视野，进入莱大，比较可以了解欧洲汉学及世界汉学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而寻求学问上的互补。对莱大而言，台大的学者也同样的提昇他们的视野，域外汉学，无论如何高强，总是有太大的限制，以莱顿大学汉学院而言，大约有二十位教师，其中绝大多数是所谓的语文教师，真正能称为「专家」或「汉学家」的，屈指可数，而中国学术，门类之多，包含之广，绝非三四位学者所能掌握，是故莱顿汉学院之需要台大者，实较台大需要莱大者更多，然而台大不需因而自满，台大学者对莱大汉学院如有贡献，亦是尽其作为学者的责任而已。 莱大除了汉学院之外，其他科系在欧洲学界亦有地位，如理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及农学院，均甚杰出，培育人才无数，总之，莱顿大学在荷兰是最古老大学，学术地位及在一般人之印象中，均属翘楚，其社会地位有如本校在台湾地区之社会地位，其理学院学者在廿世纪有得诺贝尔奖六次之纪录，是故，台大与莱顿大学的合作，不应仅限於中文系与汉学院的合作，而应将合作的规模扩大，推展到其他学门领域上。 然而目前其他院系我合作尚未展开，而汉学院与本校已有合作基础，（台大在九年前亦曾派学者至莱大研究，两方学术会议亦曾举行过三次，目前台大有两名研究生在莱顿留学，莱顿亦有学生在本校就读。﹚应该在此基础上再稍作努力，将合作拓展为更大的领域。 是故本人建议： 一、《通报》与本校《文史哲学报》《中文学报》的合作，虽格於传统，《通报》无法与我方签约展开编辑上、稿源上的合作，但对方对我方的诚意表示欣慰，合作的方式与管道可以调整改变，如鼓励我方优秀的作品以私人方式投稿《通报》，介绍翻译《通报》上重要作品，均是可以做到的事，这种实质上的合作关系，对方不但不拒绝，反而十分欢迎。我以为这种实质上的合作如做久了，未尝不会对其「传统」产生质变的作用。 二、学术会议对方十分热切期盼能在不久恢复，我方应积极筹划，务期於一年之後举办第四届学术会研讨会，我方筹划单位应以文学院为核心，整合文、史、哲各方面学术人才。 三、莱大汉学院图书馆收藏汉籍甚丰，有一些南明及台湾早期史料，又有相当数量的东南亚及印尼的汉籍史料，是台湾难以见到或见不到的，对历史系专家可能有吸引力，所以与汉学院的合作，不一定以中文系为限。关於双方互派专家学者互访的事，莱顿大学汉学院因为学者不多，有限人力平日又负责教学及行政，要抽出半年一年的时间来台大访问不是很容易，（只有利用休假时）因此汉学院对我方能派出教师至莱大访问，显示十分高的期待。目前的条件之下，我方派出学者似乎困难尚多，但整体而言，台大与莱大的合作，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均甚有价值，我方似乎应寻求可能的方式，突破目前的障碍，以顺利推行人员互访的计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