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按照郭齐勇的这个标准，他本人当然亦属于“大陆新儒家”，这跟很多人如方朝晖认为“大陆儒学新思潮”的说法要比“大陆新儒家”更合理，“反映了当下大陆学者积极探索中国现代性之路的精神”，是一个意思。其实，在郭齐勇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儒家内部就已经更新了“大陆新儒家”的范畴，如有“大陆新儒家平台”之称的儒家网，早已秉持开放多元的态度，在平台上推介陈来、郭齐勇、谢遐龄、张新民、李存山、姜广辉、彭林、吴光、蔡方鹿、黄开国、李景林、朱汉民、杨国荣、舒大刚、陈少明、刘东、萧功秦、梁治平、许章润、何怀宏、杨念群、朱苏力、赵汀阳、董平、李维武、李宗桂、吴根友、黎红雷、单纯、廖名春、王中江、孙向晨、李翔海、廖申白、王守常、邓洪波、肖永明、胡晓明、胡治洪、丁为祥、高全喜、任剑涛、吴重庆、许纪霖、贝淡宁、杨朝明、干春松、颜炳罡、景海峰、曾振宇、王学典、郭沂、金纲、余东海、邵建、姚中秋（秋风）、刘海波、王瑞昌（米湾）、余治平、丁纪、韩星、梁涛、彭永捷、杨海文、方朝晖、周炽成、乐爱国、黄玉顺、赵法生、彭国翔、方旭东、丁耘、肖自强（范仄）、吴震、白彤东、杨立华、曾亦、唐文明、郭晓东、陈赟、柯小刚、林桂榛、张晚林、王心竹、张志强、张龑、温海明、任文利、王利等学者的学术成果。
    除此之外，近年来比较活跃的陈壁生、任锋、吴飞、章永乐（海裔）、吴钩、慕朵生、陈彦军、齐义虎、李长春、曾海军、宋立林、陈乔见、田飞龙、孙海燕（孙齐鲁）、王正、董卫国、翟奎凤、常安、白立超、张晓宇、刘悦笛、曹景年、吴宁、李竞恒、顾家宁、姜志勇、闫恒、苏鹏辉、吴欢等新生代学人，也是一时之选。
    综观2016年儒家学者参与的学术论争，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对“大陆新儒家”中的政治儒学的批评有增无减，持续升温，甚至到达了上纲上线、危言耸听的地步。那些传承政治儒学的儒者被划入一个新圈子——“大陆新儒教派”。
    
    儒学的复兴（资料图 图源网络）
    11月12日，“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研讨会在孟子故里邹城举行，与会的一些学者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一称号不应被限定为主张所谓“政治儒学”的蒋庆等人，因为他们不仅不是大陆新儒学的主流，也遮蔽了大陆新儒家的多元化生态，他们的主张实质上是一种“新儒教”，而且，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不可能分离，儒学应该在内圣学与外王学即仁与礼这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创新性发展，才可能在当今社会焕发出喷涌不息的勃勃生机。
    更加引人瞩目的是，一些儒家学者主动与“大陆新儒教派”保持距离，划清畛域，为自己的儒学观念争取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代表者有李存山、吴光、黄玉顺、赵法生等人。
    在李存山看来，一些学者主张的“儒家宪政”经不起推敲，其实是另一种“乌有之乡”，或者说是思想界浮动的“泡沫”。他认为，西方文化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观念具有普遍性，中国文化中蕴含相应的成分。二者结合，就能形成中国特色。李存山心目中的儒学蓝图是“以民本和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这个框架中，民主不再是“现代迷障”，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民主制度结合的先进观念。
    在吴光看来，将中国儒学割裂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两大对立的传统，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读；将儒学价值观与民主价值观截然对立起来，无助于学界发掘儒学传统中稀缺的“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成分；所谓“王道政治”的“议会三院制”，实际上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与东方贵族世袭制、宗法制的混合型政体，故而无法付诸实践。吴光认为，蒋庆提出的“政治儒学”论实质上是一种“新儒教”论。
    在黄玉顺看来，大陆的一些儒者试图将儒学改造为标准的现代宗教，直至形成国家宗教，同时试图用政治儒学改变现状，化解危机。二者并行不悖，统称为“创教”与“干政”。我们不难发现，黄玉顺的这种批评方式隐含着难以割舍的成见——好像“大陆新儒教派”试图以“中西对抗”掩盖“古今之变”的历史走势，以“反西方”推进“反现代”的危险尝试，以“文化”的功用来拒斥“文明”的对话。当然，这只是黄玉顺教授的评判与推测，无法涵盖全部事实。
    在赵法生看来，政治儒学的主要特征在于将儒学意识形态化，成为现代条件下的禁锢思想的工具，极大损害了现代人发掘儒学传统中的民主性的有益成分。不惟如此，在政治层面，极有可能开创一种全新的“政教合一”的格局，会将儒家置于各种宗教的对立面，进而无法促成儒学复兴。这种忧虑是现代性的写照，与政治儒学本身并没有太大关联。至于它背后的诠释系统可以算作一家之言，无法成为儒学、儒学史和经世致用的唯一范本，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种批评的实际效用和借鉴意义。
    由此可见，李存山等人对儒学和民主的认识，以及对宗教和儒教的定义，秉承的仍是“五四”启蒙理念，与港台新儒家的理路相近气质相似。梁涛宣称“我是大陆新儒家，不过我是自由的大陆新儒家”，基本上是以上诸君的共识。
    道术为天下裂。众说纷纭，在所难免。任何自觉的区别都有其合理的依据。依据在于自己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和实践方式。以前，许多学者拒斥“大陆新儒家”这个称呼，那是事实；现在，许多学者争着将自己归入“大陆新儒家”，这也是事实。学术和观念领域的逆转，其实是经济社会的生动写照。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各种社会思想随之涌动，相互激荡，欧美国家再次面临“向左”还是“向右”的艰难抉择。中国依然没有彻底摆脱“古今中外”的困境。儒学与生俱来的中正仁和的优秀品质能够引导国人走出迷惘，激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昔不至今。“大陆新儒家”这一名称，不再是荆棘冠，而是桂冠。故为人所厌，今为人所羡。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一反常态，迅速转型，在名实之间做出新的权衡，心有戚戚焉，将“大陆新儒家”这顶冠冕戴在自己头上，相时而动，顺势而为，挥斥方遒，令人咋舌。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学界出现的“大陆新儒家”热？它是元气充盈，还是内生虚热？这恐怕需要在践行中加以分辨。儒学样态很多，不必也不可能实现“一刀切”。就宗教性而言，我们没必要回避古往今来的现实中存在的国家宗教的问题，更不能曲解“判教”方法。
    中国儒教网主编慕朵生指出：当前的儒家群体有三个特点：一是他们不仅把儒学视为知识，更奉为信仰，是“活着的儒家”；二是他们关注现实，主张通过重建儒学化解国人的生命焦虑和政治焦虑，是“行动的儒家”；三是他们被冠以“大陆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家原教旨主义”“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康党”等种种标签。
    慕朵生认为，这些标签揭示了这个群体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大体边界，同时也掩盖了这个群体内部的理念分歧和思想差异，比如蒋庆、康晓光与陈明、秋风的差异，以及陈明与秋风的差异，等等。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甚至要大于与外部的差异——这不是坏事，相反是儒学生命力的体现，所谓“儒门中人、气象万千”是也，表明儒学在多个维度的展开，以及应对各种问题资源和进路的丰富性。儒家儒学儒教重现中国，意义重大。
    慕朵生此言甚是，例如，即使同样主张重建儒教的张祥龙、陈明、韩星、彭永捷等人，就与蒋庆、康晓光有很大差异，争锋激烈。就此问题，陈明指出：“儒家内部从来就是多元的，从思想到政治都是各有主张。但既然叫做儒，最大公约数或底线共识应该是对孔子的崇奉吧？而孔子思想最主要的关键词应该就是天与仁。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他的一切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就此问题，吾与陈明。
    一花不是春，一燕不成夏。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儒家内部相互批评，是儒家思想广大丰富的表现，更是儒家在复兴壮大的反映。良性批评，既是儒家健康发展之需，又是中国思想文化良性生态之需。
    《易》曰：“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我们期待儒学在综合创新中不断迎来新生，在创新国家治理、推进社会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无论争当“大陆新儒家”，还是集中批评“大陆新儒教，都在不同层面见证了儒学再次入场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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