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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儒学的尴尬境遇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中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一波波反传统风潮的冲击之下，儒学沦为地地道道的游魂……自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在中国历史绝大部分时期里作为官方主要意识形态的儒学就失去了其在古代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心中的一统地位；不仅如此，在民族危难面前，儒学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罪魁祸首，在一股股激烈地反传统以自存运动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这样，儒学就一步步地退出了知识分子思想的领域及民众日常伦理的视线；甚而沦为只是大学学院科系门类之一种——恰如汉学家列文森所言，儒学的“现代化命运”乃是降解为“历史博物馆”中陈列的“文物”。 当我们再次回顾1923年2月到1924年底那场持续近两年的“科玄论战”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以科学自居的新思潮——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实证主义步步紧逼的批挞之下，儒学几乎处于毫无招架的地步。特别是当“科学论者”将当时中国种种时难的因由归之于儒学濡滞的后果时，在“玄学鬼”的高帽之下，儒学在这场以“学术”为名的论争中被拉扯得筋疲力尽，无力动弹。这是继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知识界在学理上对儒学最为彻底的一次清算。 这里，我们能深深感到在民族生存性危难的重压面前，儒学开始失语了。但，这却并非终结。在持续的反传统的运动之中，儒家文化的更大尴尬乃是在民间基层社会结构中被大规模清除。 我们还记得，在我们父辈童年的那个时代，基于一种族群性对“旧”的“怨恨心理”，“破四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儒教中国在漫长的文化积淀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文物被大量破坏，儒家各种基层社会组织被非常迅速地瓦解，甚至儒家历来所注重的人伦情感也被否弃——包括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亲情。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持久性的反儒学运动并未将所有儒家知识分子击垮，我们的文化中依然存在一条持续不断的现代儒学传承之线。新中国成立之后，这股精神传承之线远离故土，流亡海外，成为真正的游魂。现在已蔚成规模的现代新儒家就是儒家精神之统在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代表。不过我认为，最能体现儒学命定般游魂特征的却是一代史学名家钱穆。 招魂的“使命” 余英时在纪念乃师的文章中说钱穆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 1926年，在顾颉刚的推荐下钱穆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此文以扎实的考据功夫令人信服地证明先秦儒学经典并非伪造。这位不知名的书生以此矫正了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过度泛滥的“疑古”倾向，从而回转了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古史研究“无本可据”的严重后果。钱穆这个一无学历，二无师承的乡村教师开始为主流知识界所知晓。 身处动荡时代，钱穆在他一生中不断地经历着——各种文化筑精神性事件：新文化运动；我们已提及的“科玄论战”；王国维的文化殉情；抗日战争（在其涉及民族精神性的层面上实属文化筑精神性事件）等等。在一个对儒学有着深切感情、热心关注儒学命运之人的内心深处，每一次文化筑精神性事件都是一次剧烈的灵魂撕扯。接连经历如此种种灵魂撕扯，钱穆先生就此沉潜到浩如烟海的古史旧籍之中，孜孜探寻“旧儒学之真精神”！ 别以为钻入故纸堆就没了真关怀，就被划界在某块既定的“园地”之中了！ 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钱穆手书厚厚两册《国史大纲》，寻找中国不灭的历史证据。序言中激昂慷慨的陈词如今读来依然感人至深，其中一些段落不少民族志士都能口诵……在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中，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根，虽然仅只一介书生的钱穆自觉地担负起“为故国招魂”的使命。钱穆凭着对儒学的一股热情，在香港草创新亚书院。书院创办之初条件非常艰苦——校舍十分简陋，学校没有图书馆，长桌占满了学校的办公室，招生人数也不多，仅五十余人（一说十余人）。以传统儒者的坚毅，凭着对儒家精神的坚定信心及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钱穆和少数同道人在一隅贫瘠之地默默地坚守着。 而正是这一隅贫瘠之地，日后却发展为“旧儒学之真精神”的一块圣地。在浩浩荡荡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新亚书院成为在世界各地到处游荡的现代儒者的精神故园。 这可不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文化移民心态！面对钱穆一生苦苦持守的“招魂”使命，面对他对儒学坚毅不变的信念，宋儒念兹在兹的信条又一次在我们耳边响起：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NextPage] 游魂命运与儒学的活力 二十世纪，我们目睹了儒学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降解为现代学科门类之一种的漫长过程；我们也知晓了儒学在中国民间社会结构中的尴尬地位。但是，在儒学不可避免地遭遇其游魂命运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儒学思想活力的不断彰显。 过去，在科举选士制度的支持之下儒学经典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拥有无穷的权威。但，这却并非儒学的福音。儒学经典的义理早已在各种官定的注解下被牢牢限定，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对之没有任何怀疑的权利。我们知道，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一方面，知识分子被局限在教条的儒家义理之中，缺乏创造有生命力的思想的自由；另一方面，被权威注解所限定的儒学经典变得越来越僵化，沦为单纯的政治统治工具，在政治权力的操控之下成为一些机械的道德教条。 儒学在二十世纪尴尬的游魂命运与其在前现代中国一统地位下的僵化直接相关。反传统论者尽管言辞过激，但仍然道出了儒学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日益僵化的儒学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内部突破的时候了，传统儒学的教条化使其失去了生命活力。 与传统儒学在社会中一统地位的风光运势相比，现代儒学的命运堪称尴尬。值得玩味的是，与传统儒学义理的固步自封与不断僵化不同，现代儒学走在一条不断突破、转化、创新的开阔之路上。一大批思想家为儒学的现代命运殚精竭虑，在恢复儒宗的活力方面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坚持儒家立场的思想家，如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而且也出现了各种富有活力的儒家思想形态。可以说，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之中，儒学的生命活力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在今天中国思想界，儒学的思想样式也已成为可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相提并论的一种强大的思想力量。 二十世纪的儒家学者对儒宗、儒统的不断拓展，证明了儒学乃是一种极具生命活力的思想。它并非像激进反传统论者认为的那样，是与现代社会不合拍的落后的思想形态。当然，这首先就要求现代儒者从传统儒学那种孤高自傲的一统地位的迷蒙中走出来，保持一种开放、发展的眼光。 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传统儒学对政治权力的依附给儒学带来尊荣的同时也严重束缚了儒学生命活力的迸射。儒学从传统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降解为现代社会游魂的历史过程给儒学带来的不单是持续不断的破坏与退守，同时也为儒学创造了不断转换与更新的契机。 儒学活力的生活背景 儒学在社会中不断退守的尴尬命运与儒学思想活力的持续拓展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奇特景观。很显然，儒学的尴尬历史命运与儒学思想焕发的生命力都有其现实的生活背景。前文我们已看到，儒学的尴尬历史命运乃是由深重的民族性生存危机一步步逼显出来的；同样，儒学不竭的生命活力乃是因为儒家的理想和儒家的生命情感仍然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二十世纪是儒学不断遭受劫难的世纪。儒家思想受到各方面的攻击，儒学在社会基层中的各种组织被大规模破坏，儒学所坚持的一些基本价值立场被普遍怀疑，儒学在中国知识分子及民间社会结构中全线溃退。如今，儒学又不得不面对席卷而来的现代化浪潮的挑战。但是，不管反传统论者如何攻击，不管现代化浪潮如何席卷，不管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分割着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包括家庭结构），儒家对人性善的坚持，对家庭伦理的强调，对社会秩序的和谐理想，都已深深地嵌入到了中国人对美好世界的想象之中了。 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将儒家情感的生活背景体现得尤为明显。对那些素不相识的受灾民众遭受的苦难，全中国人都表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共契意识——那么多不顾自身安危的人自发深入灾区救援，那么多踊跃捐款献物者，那么多不辞辛劳的义工，谱写了一曲同情同胞苦难的“天良之心”的赞歌。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是一代代儒家思想者在不断地守护并纯化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天良之心”。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新异之物大量涌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新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大量的中国人到异国他乡居住、生活，但是，我们最内在的价值偏好、审美情趣、对生命意义的认定仍然是中国的、儒化的。正是这些依然深植于现代中国人血液之中的儒家因子构成了儒家思想不断转化、创新的生活背景。可以肯定，只要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还需要民族认同，那么，儒学思想创新的活力就永远不会枯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