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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白蛇传故事的其他异文还有江苏的《白蛇的传说》[11]、四川的《白龙洞》[3]和《白娘娘下山》[3]等。白蛇传故事与流传地的风物名胜结合，逐步传说化，形成了以苏杭和白蛇修炼地峨眉山为中心的两个传说圈。 蛇妻故事的两个类型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相续。在演化过程中，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互影响，以白蛇传故事为代表的蛇贤妻故事发展为蛇妻故事的主流。 二 对美女蛇故事的源头和演变，不少学者进行了探索，且大多聚焦于《白蛇传》。总的说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外来影响说，认为白蛇传故事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白蛇传》是传统文化中多种因素孕育的产物。 丁乃通先生的长篇论文《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是外来影响说的代表。丁先生使用历史地理比较方法，以公元2世纪末希腊的费洛斯特拉图斯记录的欧洲异文《阿波罗尼乌斯》（简称A）和冯梦龙整理的《白娘子永镇雷锋塔》（简称B）作为比较的出发点，认为它们有共同的原型。丁先生分析了大量亚洲的美女蛇故事，构拟出包括A、B中所有故事成份的原型，并假定这一原型于公元前几世纪首先出现在克什米尔附近：“一个男人在乡下碰见一个漂亮姑娘。她自称是好人家出身，并带他到她家中，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但她实际上是一个美女蛇，而他慢慢出现了一些病状。后来，一个得道者遇见他，说他与一个拉弥亚生活在一起。为了让这不肯轻信的丈夫相信他的话，得道者还教他设计，使拉弥亚现出了原形。计谋成功了，得道者教他用火烧死她。当拉弥亚中计逃不脱时，她乞求饶恕她，并谴责那包藏恶计的得道者。在她的骨灰中发现了一块宝石，她的丈夫从此以后便隐居了。”丁先生认为这一原型后来由普通民间故事转化为宗教故事，进入印度佛本生故事，由此传播到中国并发扬光大。[12] 丁先生将白蛇传型故事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欧亚的广大地域，极大丰富了我们的视野。然而，在中国的白蛇传来源于印度这一论断上，却存在许多疑点。首先，丁先生并没有在佛教文学中找到与白蛇传情节相似的故事作为确凿证据；其次，丁先生认定A与B不可能在不属同一语系，民间信仰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的国家自发产生，并以此作为推导故事源头的前提。但这一前提并不牢靠，因为人类学家普遍认为，在人类文化早期，各民族之间不乏相同的文化因子。就蛇来说，中国神话中有人首蛇身的女娲，希腊神话中有头上盘着毒蛇的女怪戈尔工，印度的保护神毗湿奴则躺在巨蛇身上。可见，在人类的文明曙光中，蛇便扮演着各种角色，在神话故事化的过程中，各民族自发演化出蛇妻故事并非不可能。第三，丁先生在运用历史地理比较方法时仅限于故事材料，对中国独特的民俗信仰、女性观念和精魅观念有所忽略，因此其论述不免显得单薄。如《诗经·小雅·斯干》中有“惟虺惟蛇，女子之祥”的句子，意思是梦见蛇是生女孩的征兆。可见，将蛇与女性联系起来在中华民族是古已有之的观念。另外，在历史传说中，周幽王因迷恋蛇女化成的宠妃褒姒而亡国，蕴含了不可贪恋女色的告诫意义。蛇妖妻故事的主旨与此一致，而不必视为佛教禁欲主义传入中国后才有的结果。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民众有十分发达的精魅观念，人们相信“物老成精”、“物老为怪”，物还可以修炼成人、成仙，因此中国的精怪故事十分丰富。若将蛇精故事置于狐精故事、虎精故事、兔精故事、鱼精故事等组成的大家庭中，便可看出白蛇传在中国得以产生、发展的深厚信仰根基。 致力于文艺民俗学研究的陈勤建先生曾撰写论文《白蛇形象中心结构的民俗渊源及其潜在动力》，从民俗的角度探讨白蛇传的中心结构——人蛇合体的渊源及演变，展示了白蛇传故事与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与民俗事象之间“活的历史连扣”，为白蛇传的发生、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途径。他指出，从文学传统方面考察，《博异志》中记载的白蛇形象与白娘子在人蛇合体这一中心结构上完全相同，甚至在唐宋以前的《搜神后记》中就有蛇怪显灵的故事。在民俗信仰方面，“远古中华民族的民俗信仰中，蛇龙图腾、人蛇合体形象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而且象征纯洁、吉祥的白色是构成白蛇形象中心结构的基础之一。白蛇传说产生和流传的主要地域正是曾以蛇图腾为标志的古吴越地区，直到现在，该地区仍有崇蛇的习俗。作者还从表层文化（官方文化）与基层文化（民间文化）相互影响、斗争的角度探讨了美女蛇形象由神到妖再到仙的曲折历程。[13]可以说，作者完全立足于中国本土民俗传统文化来阐释白蛇传说的发生问题，更具备说服力。 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