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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学者论儒家（5）： 《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 ——David R. Schiller 方朝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作者按】David R. Schiller严格说来不是波士顿人，但是由于他家住在波士顿邻近之地，且经常往来于波士顿，故而勉强纳入于本系列。David不是大学教授，也不是知名学者。但是作为一名儒学的业余爱好者，却对儒家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他10几年如一日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论语》的翻译中，为了保证翻译质量，他的《论语》英译本修改了无数次，至今尚未拿去出版；他对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后来所走过的歧路的检讨，使得他得出以儒学和希腊哲学为基础重建人类科学的主张；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有痛切的反省和思考，这种思考使得他深深认识到儒学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意义，从而也使他走上了一条“儒家”的人生路。我与David相识已多年，对他的了解相对多一些，所以这里打算分成两次讲。这里是第一部分。 4年多以前，我因为写了一篇英文文章，想在美国杂志上发表，请了一位美国老师帮我修改文字，这位老师说自己不研究汉学，故而帮我找到了David R. Schiller来修改。当时我对David是何许人也完全不了解。但是在修改过程中，David通过电子邮件与我进行了大量的交流；不仅在语言文句上对我的文章进行了大量的加工，而且针对文章中涉及的有关西方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令我十分佩服他的希腊哲学功底。这篇文章后来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东西方哲学》杂志2002年元月号上发表，其中当然有David的一份功劳。后来，前年David与妻子来北京参加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我与他进行了不少交流。去年我到哈佛来之前，他高兴得不得了，说要趁这次机会尽可能“榨干”我所掌握的儒学知识，其真正目的是想让我帮他完成《论语》的翻译工作。 David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从小在麻州长大，他目前住的房子还是他的祖父亲手所造。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激烈的反越战分子，他好像是因拒绝参军而没有在大学继续深造，读到硕士就毕业了。但是尽管如此，他在读硕士期间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西方哲学训练，此后虽多年没有从事学术，但是从来没有放弃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的热爱。至今他只要一跟我讲起希腊哲学，总是滔滔不绝，颇有见地。他家中所藏西方哲学名著更是不少，其中尤以古希腊哲学名著为齐全。他还会读希腊文，认识拉丁文。David今年虽然已经60多岁，多年靠经商维生，而非专门从事学术，但是任何一个到过他家的人都无法怀疑学术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最重要部分，他家的房子从上到下到处摆滿了书，从西方哲学到中国学术，从语言到历史，无所不有。他上次到我在北京的家时称他的书比我多8倍。他参加过不少有关儒学的会议，也写了一些论文发表，每次他都称自己为“独立学者”(independent scholar)，相当于国内时常说的“自由作家”。此外，他曾经在出版社当过编辑，对英语的语言特征颇有研究，目前还在打算写一本有关英语语法的专著。 David自称自己是一个“儒家”(Confucian)，他是通过研究《论语》这本书而成为儒家的。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时，他把我带到他家不远的小镇上吃比萨饼，就在我们邻座有两个当地妇女也在吃饭，他们可能是在讨论基督教的问题，其中一位忽然转过头来问David一个有关神的问题，被David泼了一瓢冷水。David回答道：“不知道！我是一个儒家。”两位妇女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了好半天。David低声得意地告诉我：“她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儒家，我是故意这样说的。” 与《论语》结缘 10多年前，David读到，美国著名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在其片段《诗经》译注中，称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孔子，就不能说他真正受到过教育。于是他开始阅读英人里雅各的《论语》译本，并发现不少地方文字有待改进。David有替人修改语句的习惯，但是他发现自己修改时无法确知某一个句子的正确含义是什么。于是就用他妻子的汉英词典来查对，由此他逐渐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并认识到孔子的思想是多么美妙和重要。这样他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论语》研究历程，这一过程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儒家”。10年多来，他对《论语》投入的心血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由于他不懂中文，只好把各种不同的《论语》英译本全部找来，逐字逐句地推敲和研究；他的妻子虽然是个香港人，但是只对艺术感兴趣，对《论语》毫无兴趣，于是他把自己的岳父大人强行当成了他的《论语》研究助理，并在岳父的帮助下，于1994年就在现有的各种《论语》英译本的基础上将《论语》重新翻译了一遍。由于他岳父毕竟只是个普通华人，没有研究过儒家，所以10年来，David一直对自己的翻译之作缺乏出版信心，他的《论语》英译本一放就是10年，至今没有出版。但是在这10年里，他从未放弃对《论语》的修订，并阅读了“四书”中的其它几本，研究宋明新儒家，搜集中国历史资料，等等。就在我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里，他的《论语》英译本已经出了3稿，目前据说已近最后一稿，但是好像还不急于出版。他宣称，他的译本最为独特，出版后说不定能嫌大钱。 David不懂汉语，如何能“翻译”《论语》呢？严格说来，与其说他是在翻译，不如说是在研究。所谓的“译本”乃是研究的副产品，其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在读《论语》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很多难以读通的地方，于是将各种不同的英译本拿来对照，时常发现相互矛盾或含义不清之处。于是他找来有些英文注解本，如理雅各（James Legge）的英译本，既采用了朱熹等人的思想，也吸收了不少清代经学的研究成果，对《论语》逐章逐节、逐字逐句进行了英文注解，藉此David可以了解《论语》中多数字词的本义。以此为基础，David将《论语》中所有重要的名词术语一一编号，逐个逐个地考证其意义。这样久而久之，他就能融会贯通，一方面对《论语》各章各节的思想内容有了全面把握，另一方面又对其中许多章节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认识。凡是自己还搞不明白的地方，他几乎是逢人便问。有一次他专门约好了杜维明先生面谈，在赴约之前事先把自己对《论语》中尚未搞清的一大堆问题一一记录下来，见到杜先生后抓住分分秒秒进行询问；有一次美国华裔学者李晨阳（Chenyang Li）等人到了他的公司，他就逮住他们一个劲地问了许多问题，而李晨阳也表现出了帮他解答的浓厚兴趣；这次我到美国，对他来说可算是个好机会，可以说为了帮他完成翻译工作，我也投入了不少精力。前后到过他家4、5次之多，他专门到波士顿来找我也有3、4次之多，每次我们在一起都是一呆至少一整天，甚至2、3天，他围绕《论语》中每一句话该如何理解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无休止的争论。 我在与David交流对《论语》的理解的过程中，一开始有些想当然，有时以为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David的译本中，有些地方乍一看似乎完全错了，这时你容易自以为是地以为，毕竟他是一个“老美”，才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可是当我故意不告诉他我的理解，并一本正经地要他细说之后，方才知道他根本没有错，而是我自己对于有些英语特殊语式不了解。其实他大量、反复阅读的各种英译本也是建立译者对中国古代各种《论语》注解本有所研究的基础上，不能说他的理解一定靠不住。这次到美国来，我特地随身带了朱熹的《四书集注》，何晏注、邢昺疏的《论语》本以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还带了《说文解字》，完全是出于他的缘故。目前看来好像基本上把David“对付”过去了。但是对于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我时常都是同时查找和比较这几个不同的中文注本，然后把这些注本的意见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有时候我觉得他的理解离奇、古怪，但是他坚持他的道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他讲得有一定道理。尽管我不是《论语》专家，但是我敢斗胆地说，至少在我所细读的范围内，David对《论语》各章节的理解基本正确，多数情况下经得起推敲。因此，一个没有研究过《论语》的中国学者，如果想在对《论语》的理解上说服David几乎不可能，甚至在很多理解方面可能会被David问得语无伦次。 “编一本国际儒学教材” 有一次大概是假期，David在家里读《论语》，读着读着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多美的句子啊！”当时他妻子正在他身边，听后吃了一惊，反问道：“你真的这么认为吗？”说话时露出一脸的讶异表情。David跟我说这件事，目的是想说明由于在他妻子心目中《论语》这本书是多么枯燥乏味的一本书，使得他长期以来的研究工作在家里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心里似有说不尽的“苦水”。不过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自从我到波士顿后，他妻子终于认识到她家里出了个“哲学家”，从此对David括目相看。 David多次跟我说，他现在最大的理想之一就是把创办一所儒学书院，其样式可以模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书院的目的是培养一批又一批现代儒家。他家祖传的房子座落在一座山前，房子后面有一大片树林。把房子向树林方向加以扩建、改造，即可办成一座书院。考虑到书院以后招收国际学生，需要儒学的教科书，因此他希望自己翻译的《论语》能够成为一本国际儒学教材，或者世界各国学生通过英语进入儒学的入门典籍，这一雄心也决定了他对自己的英译本提出了晓畅明白、语言优美以及通俗化、大众化的要求。 目前在英语世界里，《论语》的英译本据说已有20余种。David费多年心血研究和翻译的《论语》，与前人相比有什么不同呢？这其实也是David自己所关心的。David说，目前西方世界的各种《论语》译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翻译时过份拘泥于原文，大大损害了西方世界对《论语》的理解和接受；另一种是翻译者过份自信，或者对原文没有深究，翻译得不准确或不正确或者前后矛盾的地方有很多；最后一个大问题据他自己声称，是目前各种《论语》的英译本都带有强烈的学院化色彩，只能供研究人员使用。而一般的西方读者由于不了解《论语》中所有人物的背景、故事情节等等，读到这些英译《论语》时常会感到莫名其妙，从而从一开始就把此书拒之门外。因此为了搞出一本可以成为国际性教科书的《论语》，他力求自己的译本在形式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将各个人物、故事的相关背景资料吸纳到《论语》文本中，同时用斜体将正文中的这些背景资料标注出来。由于正文文字与背景资料一起编排，会给读者提供极大的阅读方便。David说一般西方读者读《论语》时，未必有兴趣花时间专门查背景资料或研究注释，因此他才有此想法。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他说虽然可能会遭到学界批判，但是无疑会大大有助于一般西方读者接受《论语》； 二是语言生动优美。在翻译过程中，他对每一句话都反复推敲，即使现有的译本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翻译，但是他仍然要追问这种语言是否漂亮，是否把原文的结构破坏了。凡是原文有排比、对称的地方，在英文中尽量要反映出来。为了找到既文句优美、又准确反映原意的词汇，David真是费尽了心机，耗费了大量心血。 下面几件事可以反映出为了保证翻译质量，David是何等专注： 他经常在他妻子回家后逼他妻子帮他查古汉语字典，并反复盘问他的妻子如何理解其意思，多次把他妻子逼得十分生气，甚至不想理他；有一次在阅读与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个汉字，不知道其在一个具体的句子中当如何理解，不得不打电话去问他的妻子，可是由于他只知道这个汉字怎么写的，却不知道该字如何发音，于是他只好在电话里描画半天，他妻子还是不知道。他在电子邮件里也向我描画了一番，我当时也没有猜出是什么字。后来他妻子专门与我商量了半天是什么字，我们才搞明白了。 去年12月我与David一起去华盛顿参加APA全美哲学会议，去之前我们一起到纽约住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们白天一起出去玩，晚上他却时常为一个汉字该怎么译成英文，或者一句话在英文中该如何表达吵得一塌糊涂。白天吵完了，晚上睡觉时，有时David深更半夜突然想出了一个好的译法，马上起身找纸找笔，把他妻子弄得睡不安神。有时为了一个字或词该怎么译，他把我和他妻子一起找来，逼我们当面说出我们分别是如何理解的，此词在现代汉语中、在古代汉语中分别可以怎样理解，有什么证据来支持我们各自的观点。那副架式真与“逼供”无异。 对《论语》的新理解 在多年的《论语》研究中，David对《论语》及孔子思想的理解取得了很大的个人突破，有不少自己的独到见解。由于David想“一鸣惊人”，不允许我跟别人讲他的新突破，这里我冒着一定风险讲若干可能不会引起他生气的方面： 一是从程朱理学的影子下走出来。我在与David接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我们中国人读《论语》，多数都是以朱熹的注解本为基础进行的。结果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染而无法认识到朱熹注本客观上存在的许多局限。由于David不像我们中国人，他很重视每个汉字特别是某些主要词汇的原始含义，这样在理解时常常有一些新见。比如，他坚持认为，《论语》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句，所谓“异端”不是像朱熹那样理解为异端邪说。他相信孔子在世的时候，儒学尚未兴起，儒家连一个学派也不是，孔子也不可能有那么强烈的区分正统与异端的意识。他根据中文中“异”可指“特别”，“端”可指“端口”，认为“异端”相当于“末端”，指不重要的部分。因而“攻乎异端”当是“舍本逐末”之义。其他类似这样与朱注唱反调的例子还有很多（下面还有例子）。 二是对某些文句的理解有新突破。比如“克己复礼”中的“克己”一词，迄今为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汉学界，一般都将“克”释为“克服”、“克制”，而David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译法。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说他的观点时，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依据，他说没有，只是猜测。理由是，孔子不可能让人们人为地“克制”自己，任何克制都是一种人性的压抑，这不应当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他认为“克”应当训为英语中的enabling（能够，使能够…），我表示不接受，于是我们开始查古汉语字典，结果字典中“克”字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能，能够”，我当时吃了一惊。后来我想到，在先秦经典中确实有不少训“克”为“能”的例子，比如《大学》中有“克明德”、“克明峻德”，连朱熹也训此“克”为“能”。此外，在西周金文中的“克”字一般均训为“能”。因此，David更加相信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即“克己复礼”的原义是指一个人“能够自觉地复归于礼”，而决不是指一个人“克服自我以恢复到礼”。这与David对孔子思想的一贯理解是相一致。 三是对《论语》及孔子思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阐释观。由于他不仅要把《论语》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章节完全消化掉，而且还要联系《论语》其他章句，从而建立起对孔子思想之有机的整体认识。在这方面，我必须承认有时自己远不如他，因为有时他突然把此章中的此一句话与彼章中的彼一句话相联，认为这两句话虽相隔甚远，但遥相呼应。我一开始还不相信他，但一查原文，果然如此，根本就驳不倒他。正是在这样进行联系的过程中，David对孔子的思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独特理解。其基本精神我一句话说不清，但其中有些内容，我想可以从他对如下几个词汇的理解中体现出来： 第一个字是“习”：David认为“学而时习之”的“习”对准确理解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有特殊意义。“习”字从羽，在中国古代，“习“的本义是“鸟数飞也”（里雅各注本也有交待）。David认为这一点特别有意思。一只初生的小鸟不会飞，可以想像她刚开始学飞翔时何等辛苦，一举一动都要伤筋动骨；但是一旦她学会了，可以在高空自由飞翔、自如盘旋，不但不必为自己的任何动作而费心，而且从中体验到无穷的生命之“乐”。故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生的成长过程也是如此，其本质特征是道德从外在理想内化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是一个典型的“习”的过程。通过“习”，人们不但不会再为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感到压抑，而且会从中体会到无穷的生命之“乐”。因此，中文中的“学习”二字不能象在现代汉语中那样翻译成study，而必须译成learning and practice。有鉴于此，David最反对朱熹《论语》注解中的有些地方，因为它强化了学习过程中自我压抑的重要性。比如把“克己复礼”中的“克己”训为“克制自己”；又比如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孔子决不会向人提出“灭”这样灼人的要求。 第二个字是“义”：学习的过程不可能没有外在规范的约束，所以才会有“礼”的问题。但是，任何规范都不是没有缺陷，而且学习过程最大的陷阱恰恰是盲目照搬具体的行为规范而不能“乐”在其中，因此必须强调“学”和“习”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为了适应规范的要求，而是为了建立人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和应变能力”，即人在不断变化的生活情境中面对具体事件作为决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建立在人的道德感受方式上。这种特殊的“道德感受和应变能力”就体现在“义”字上。这就像鸟儿学习飞翔一样，一开始，一举一动都显得笨拙，但是学习到一定程度，建立了良好的对于具体环境的应变感觉，自己的每一举动都能随着环境带来的新感觉而自如地进行，不再有难以应变的吃力感。儒家的“义”可以说是“礼”的反面，它的精神实质是强调通过学习来培养人的道德感受能力和应变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比通过知识化的灌输来认识某个道德规范要重要得多。因此，“义”作为一种内在的品德，虽然不像“礼”那样有客观标准，“义”字代表儒家对“学问”本质的特殊理解。David认为，“义”是中国文化中实践智慧的最高体现，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phronesis。 有一次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接到David的电话，问我《论语》中“色难”一段如何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那点东西告诉了他，没想到被他奚落了半天。原来，我只说了这段话的意思是强调孝敬父母时不能只供吃喝，关键是要有“和颜悦色”。David说，这段话的含义决不止于此。因为要知道，人们对父母没有和颜悦色，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一个人平时不学习，不修身，等到需要孝敬父母时，已经为时太晚矣。孔子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在强调和颜悦色对于孝敬父母如何如何的重要，而是为了指出，一个人对父母不孝是因为他没有建立起良好的道德感受能力和应变能力，这使得他在孝敬父母时不能感到快乐，所以自然地会“色难”。道德教育，或者求学问道的真正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孝敬父母之类的外在目标，而是为了让人们在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社会要求面前建立起良好的感受能力和行为能力，从而使自己在尽人生必尽的义务或者承担需要自己承担的责任时能够enjoy（快乐）而不是痛苦不堪。 （未完待续） 2004年5月6日星期四於哈佛 来源：作者赐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