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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国学的内涵、当代定位与学科设置 吴光 我曾在2009年5月11日的《北京日报·理论月刊》发表《国学的内涵及当代定位》一文，简略地论述了我对国学内涵及其当代定位的认识。其后，又于2010年初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两篇关于设立国学学科的争鸣文章，题目是《历史的误读与历史观的偏颇——与刘泽华、张分田二先生商榷》 （光明日报国学版 2010年1月18日）、《国学应该列为一级学科——与<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的作者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10日），力主设立国学一级学科。目前，学界关于国学的内涵、定位与学科设置诸问题依旧见仁见智，存在很大分歧。因此，恰当界定国学的内涵，深入讨论国学的特性与价值，仍然显得很有必要。故笔者特再申论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国学”概念的多样性 “国学”一词，古今涵义有所不同。其最早缘起，当始于西周初年制礼作乐，而定名于汉代经学兴起、太学建立之时。今存汉郑玄《周礼注》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1]之说。古代所谓“国学”，虽有“国之学政”涵义，但主要是指国家最高学府。周称成均、辟雍、庠序，汉称太学，隋以后既有太学也有国子监，都泛称“国学”，与郡学县学相对而言[2]。至清末以降，所谓“国学”，指的是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或曰“中国之学”。据刘梦溪先生考证，近代“国学”一词之所以流行起来，盖因“晚清以还，欧风美雨狂袭而至，谈论西学、介绍西学成为时尚，相比较之下，才有了国学的说法。因此可以说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而产生的一个概念”。而在这个意义上最早使用“国学”一词的人，当推1902年创办《国学报》的梁启超和1904年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学保存论》的邓实[3]。但究竟谁先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国学”内涵的理解与定义。 现在关于国学的定义，虽不像“文化”定义那样有数百种之多，但至少也有10多种。然而归纳起来，则不外乎六种三类：一曰“国故”之学，或指训诂、音韵、考据之类的“小学”，或指传统的“经史之学”；二曰“六艺”之学，而“六艺”指“六经”，则国学就是“六经之学”，“六经”又属儒家经典，则国学便是儒家之学。这两种属于一类，都是狭义的国学观。三指儒、佛、道三家之学，而以儒学为主体；四指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两种同属一类，是中义的国学观。五指区别于“西学”或“马（列主义）学”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六指统括中、西、马等所有学科的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即所谓“大国学”。这两种属于广义的国学观。 实际上，各家之说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其片面性。狭义的国学观揭示了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具特色的学问，是其所长。然其弊在于将国学局限于传统的小学、经学、史学或儒学，难道除此之外的辞赋、诗词、传奇、戏曲就不是“国故”吗？难道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就不是国学吗？中义的国学观按照《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指称国学，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中几乎所有的学术门类和思想流派，是其所长。然以“集”为学，则难圆其说。因为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严格的学术分类，“集”只是诗文汇集，其内容涵盖极广，但并没有独立成为“集学”。广义的国学观具有广泛的兼容性，但失之于宽泛，难以体现数千年中国学术的特色。况且，如果将西学、马学都统括于“国学”之中，则国学真成了包罗万象的世界学术了，“国学”之名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我认为，“国学”的概念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兼容的；既是学术的，又是文化的。总之，我们现在所应提倡的“国学”，应当是一元主导、多元兼容、与时俱进的新国学。在这个概念观照下，我倾向于一种推陈出新的中义国学观。 “国学”的当代定位 那么，所谓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国学”有些什么特性、应当如何定位呢？ 我认为，“国学”最基本的特性是其民族性和时代性。首先在于她的民族性。“国学”最一般的涵义是“代表国家民族精神风貌的学术文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文化，所以中国便有中国特色的“国学”。这就决定了国学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是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紧密联系、不可割裂的，是由本民族数千年文明传统积淀起来的精神成果。当然，这种民族文化并非僵化不变的死文化，而是不断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精华而形成新主体文化的活文化。由国学的民族性又派生出国学的主体性，即国学是以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学术文化。 其次，“国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一特性表现在国家的学术文化必然在不断与外来异质文化的交流中吸取其思想的营养与精华以丰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每个时代的“国学”较之以往必定具有更丰富、更鲜活的内容。当今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法治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趋同化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时代，所以，新时代的国学在体现民族性、主体性的同时也应反映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时代精神风貌。而国学的时代性又决定了她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即国学是不断吸收、转化各种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并尊重他民族文化传统的与时俱进、海纳百川的学术文化，是集民族性、主体性、时代性、包容性、开放性于一体的新国学。这种新国学，对国人而言是“国学”，对世界而言是“中华国学”，这比起时人称“国学”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简便明晰得多。 上述国学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国学的当代定位。如果我们给当代国学下一个简单定义，则可以说，所谓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导，以儒、佛、道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涵盖经、史、子、小、文、艺等学术门类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国学与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价值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保持着一种交互影响、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三者各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既不能互相否定，也无法互相取代。 “国学”的学科设置 如果上述关于国学的学术定义可以成立，则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设置就比较简单。我认为，应当跳出现行教育体制的学科分类去思考国学学科，因为现行学科分类基本是从西方与前苏联搬来的，是排斥中华国学的分类。但现行教育体制的学科分类又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当承认并继承其基本的方面。但我们必须纠正现行学科分类之“重知识，轻人文”、“重政治灌输，轻道德教化”的偏颇。因此，改革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给国学以独立学科的地位并列入国民教育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我认为，“国学”作为一门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立学科，是一门综合性、人文性的通识之学，应当拥有国家一级学科的权威地位。在这一级学科之下，可以分设“经学、史学、子学、小学、文学、艺术”等六大门类作为“国学”的二级学科。经学是指六经之学和历代注经之学；史学是指传统中国的史论、史著；子学是指包括儒、佛、道三教的诸子百家之学，与经学虽有某种重迭，但各有内涵，不能互相包摄；小学是指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专门之学；文学是指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散文、传奇、小说之类；艺术一门，既是“学”，又是“术”，可分国艺、国术两类：如音乐（国乐）、戏曲、琴艺、棋艺、书法、绘画、手工艺等皆属国艺，如武术、医术、方术、技术等皆属“国术”，不应当排除在“国学”殿堂之外。但必须指出的是，鉴于现代学科门类已经非常专业化，国学只能突出其基础性、综合性、通识性的特征，而不能代替各门现代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国学各门的课程设置，应该是通典、通论、通史之类的基础课程。国学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主要是通才而非高精专才，是学生的道德人文素质而非精深的专业素质。培养具有博大精深专业知识的高精专才（如考古学家、文字训诂专家）的任务，应当在国学研究的高级阶段，由国学研究院来承担。 如何传承、普及和推广“国学” 综上所述，界定国学的涵义、树立与时俱进的国学观对于改进国民教育、提高国民道德人文素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重新确立国学的权威性，大力推广国学教育。近些年来，有几位知名学者出来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创建国学院的举措，也有人撰文主张“国学”应该缓行，或由于有人揭露了几个假名售奸的伪“国学大师”（如文怀沙、王林之流），而使“国学”成为人们讽刺批判的对象。许多人以怀疑的眼光去审视国学和国学教育工作者，怀疑“国学”概念能否成立，甚至辱骂“国学是伪学”，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势头。有的媒体往往容易走极端，一会儿“大师”帽子满天飞，一会儿口诛笔伐“伪国学”，推行去国学化的文教政策。这恰恰是“文革”中怀疑一切、全盘反传统的“斗争哲学”流风余毒的表现。我希望，我们的媒体、讲堂、记者、教师们，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因为无知者或别有用心者错捧了一二个“国学大师”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国学”了。其实，“大师”虽然有伪，“国学”何曾是假！我们应当采取科学的、辩证的态度，坚持不懈地从事传承、普及和推广“国学”的工作。 在当今资讯发达、传播手段多样化的条件下，开展国学教育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像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以讲故事形式去普及国学知识，是一种很好的国学推广模式，但应注意向受众传授正确的知识、真实的历史，而不要随心所欲或哗众取宠、曲解历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设立国学学科，在大、中、小学课程中设置国学课程系统进行国学教育，则是“功在千秋”的百年大计；在儿童教育中深入浅出地传授蒙学经典（如《三字经》、《弟子规》）、国学箴言（如名诗、名句）、适度开展“儿童读经”（如选读《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活动，则是培根立基的良好举措，但须注意的是，对儿童的国学教育应由浅入深、循循善诱，重在启发、切忌硬性灌输。此外，在各地设立多种形式的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国学院、国学讲堂、国学会讲之类的机构、场所，恢复曾经遍布全国的孔庙、书院、寺院、道观，充分发挥电子媒体的教化作用，以微信、微博、空中讲坛等形式传播国学，则为开展群众性的国学教育提供了很好的传播与推广平台。但作为国学工作者，应当特别注意防止这类场所沦为传播邪教迷信或诈骗谋利的工具。 凡此种种，如能得到务实开展、持久坚持，则不仅是国学的大幸，也将是国民的大幸！我坚信，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健步伐，一个国学复兴的高潮正在到来。 【注释】： [1] 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春官宗伯》，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上册第793页，又载王安石《周官新义》卷十。 [2] 清乾隆学者秦蕙田著《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一嘉礼四十四“总目·学礼”一条即有“汉国学、后汉国学……元国学、明国学、歴代郡县学”的称谓，可见古代国学是与郡县学相对而言的。 [3] 刘梦溪：《论“国学”应该缓行》，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0月23、30、11月6日。 （原载于《当代儒学》第十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