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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落尽见真淳 ——我所认识的余敦康先生 周 瑾 说来惭愧，虽然早在《文化：中国与世界》辑刊中就看到过余敦康先生论儒家伦理思想的文章，也逐渐了解到余先生在玄学和易学等方面的杰出研究，但真正对余先生的人本身实有所感，竟是通过陈明博士论文出版的导师序言。 那篇序里，余先生对弟子在答辩会上的表现，很是批评了一番。其实，“狂妄”也好、“浮躁”也罢，到底是有“激情”与“自信”的底色，老师的批评更是一种警醒和鞭策，背后掩不住的，终归是关爱与欣赏。平时看惯了四平八稳的名家序言，哪里想得到，导师给学生作序会这么写，这不是“见心见性”是什么。短短一篇序言，学生的少年狂气跃然纸上，先生的真性情与师生关系的平等、自由、放得开，也是不言可喻。一老一少，两个有个性的人，就这样在脑海里留下了印象。 陈明那本书是从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功能方面入手，范式转换的意识很浓，文风充满锐气，却又深入浅出，很朴茂。在书后所附大陆玄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中，陈明即从范式转换——由认识论到文化学——的角度，对老师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学问离不开人，或者说，比学问更为根本的是人，“对现实敏感”、“对传统文化的命运和民族的发展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云云，才真正见出余先生的人来。 回过头看《原道》辑刊初创时，几乎每一期都有余先生的文章，不用说，老师对弟子是鼎力支持的。陈明执着追问中华五千年一以贯之的“道”的愿力和努力，老师肯定也是嘉许有加吧。“生子当如孙仲谋”，得徒如此，先生一定感到欣慰。 第一次见到余先生，是在今年春节前的后海湘菜馆“岳麓书院”。陈明与老师定期碰头，聚餐、饮酒、闲聊。师徒二人那种直率、真性情，确是让我开了眼。以前就觉得陈明身上颇有些孙大圣的影子，天上地下都去得，没想到在老师面前他都没个学生样，争到激动处，扯着嗓子大呼小叫、拍桌子捋袖子，真是浑身猴气。余先生就那样稳稳地坐着，含笑看着浮躁的弟子，不为所动，关键之际沉喝一声“陈明”，然后三言两语将其驳倒。弟子哪儿肯服啊，又跳将起来，而老师宽容的目光依旧……。“新松恨不高千尺”，对陈明，余先生可说是许其识、嘉其气而恨其懒、笑其狂。 对生命元气的强调，在师徒二人是共同的。陈明一贯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才、不是学、不是情，甚至不是识，最重要的是气。有充沛之元气，乃有酣畅淋漓的文风，也才会致力于使文化生命获得康健畅达的现实形态。余先生的气象，不像陈明那样是夏风畅爽、清活奔逸的，而是高山泰然、老树浓荫，自有一种历经世事之后的苍劲、清厚与淡定在。但生命之气的足与厚，较之年轻人更为苍韧与深沉。 在厚厚的镜片后，余先生总是那样眯着眼，宽厚地看待这个世间，紧绷的嘴角又似乎表征着他倔犟的个性，仅有的两颗门牙更活现出老人的憨朴与敦实。余先生的笑，是开怀大笑，那样天真烂漫、稚趣天然。余先生的饮，是水流不断、杯杯相续。酒后还能吃饭，更是余先生一大本事，他是自始至终都不紧不慢的，该饮就饮、该吃就吃，嘻笑怒骂，都是那么活脱自然。 那次聚餐时间很长，余先生谈了很多很多，从儒家的核心理念“亲亲”、“尊尊”，到禅宗与庄子的关系，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到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政经形势……老人七十四了，谈笑间却无丝毫衰暮之气，忧患意识在他这里，与积极向上的朝气、刚健有为的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未来，他有一种大无畏的乐观。 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外来宗教大规模发展的看法。就我个人来说，可能是宗教感较浓，很关注宗教间的对话，对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蓬勃发展，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中国会不会基督教化？中华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阻断？这是我一直深忧于衷的问题。没想到，古稀之年的余先生洒然一笑，“没关系”。数十年在社会底层锤炼出的经验和智慧，使老人对我们的文化生命抱有强烈的自信，“如果中国基督教化了，变的将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寥寥数语，简劲有力，真是万水千山走遍，沧海流云只等闲。 老人的话，让我很激动，更有一种源于生命深层的感动。中华文化的风貌，不就是悲慨又从容，刚健又沉着吗。 第二次见到余先生，是中秋过后的八月十六。干春松老师备下酒席，《原道》几位同仁席间对余先生作了一个访谈。陈明和我去接余先生，途中问老人，现已过了孔子的年纪，对夫子有什么新的理解？余先生认真的说，觉得孔子很亲切，也会犯错，也会生气，是生活中真实的人。释伽和庄子也都很好，但还是觉得孔子最亲。老人很朴实很平常的几句话，令我非常感慨。想起上月与诸友拜望庞朴先生时，庞公深含感情地说起母亲的情景。七十六岁高龄的庞公说，我现在越来越想我的妈妈了。我们满怀敬意和爱意地看着庞公，心里是融融的温暖。余先生这话也激起我同样的感情。是的，中华文化至为根本的，正是这绵永温醇的大亲情啊。 访谈很随意，余先生一杯一杯自斟自饮，在拉家常般的对谈中，他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和宇宙人生的看法，就这么不经意地流淌了出来。余先生对心性儒学的反应给人印象很深，他坚决不同意对儒家作泛道德主义、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解，特别强调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儒学绝不能离开政治，理和势要互相结合，使权力的运作不断地改进，这才是以天下为己任，才合儒学经世济民的宗旨。谈到少儿读经，他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把振兴儒学的希望寄托在小孩子们身上，行吗？”后来，陈明说，老师并不是反对读经，而是希望我们这些新一代学者眼界要更高，气魄要更大，并希望有高层决策人士接受儒学理念，“以理转势”。 席间余先生反复提到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认为该书有力颠覆了新儒家那套理解，突显了社会政治领域中秩序重建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儒家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新儒家对宋学的那套解读，是从黄宗羲那里来的，而用哲学解读儒学，则是五四以来西方中心论和知识中心论的产物。其实，三代王道的重建，才是北宋五子直到朱熹、陆九渊进行思想学术探讨的起点和目标。我读过余先生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名字就叫《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跟美国的余先生一样，他强调儒家的心性学说不是虚的、空的，而是紧扣历史时空、现实世界。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才见出儒者迎难而上、愈挫愈奋精神的伟大所在。 对传统文化的宏扬，余先生主张取法乎上、先立大本，必须从文化战略上有个通盘考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要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做时代最尖端的问题，琐琐碎碎不是儒者的风气。北宋儒者真正关心的是“国是”——秩序重建，南宋虽然向内转，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与天下，要在社会政治领域见得儒者之效。谈到这儿，余先生提高了嗓门，“搞儒学不考虑战略的问题，是根本不配搞儒学的！”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在他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在世界全球化的格局中间，中国应该占有个什么地位，怎么样面对美国、欧盟，面对俄国、日本，面对印度，怎么样解决台湾问题，怎么样迎接现代化、迎接全球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都应该有个文化战略，对此，中国人应该形成一个文化的自觉。而这里面，又都有一个儒学内在价值的取向和应对。 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国的文化战略是什么呢？余先生认为就是文化本位，真正把文化主体意识确立起来，就能以我为本主动去迎接、拥抱全球化。这需要开放的胸怀和现实感，理想不能离开现实，没有开放就没有创新。所以儒家传统一定不能搞成泛道德主义、复古主义，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儒学绝对是个强大的精神动力，但这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又要分清主次本末。余先生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力量，培固起自身的强健体力，就可以迎接苦难，泰山压顶不弯腰。中国讲王道、讲以德服人，其实德本身也表现为一种力量。中国文化的力量跟西方不同，不是一味刚猛的“强”，而是儒道结合、刚柔相济的强。这种强可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处处留余地、柔弱胜刚强，就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落实到每个中国人来讲，文化不是虚的，可以变为人格，人格也不是虚的，而是一种力量。有了中国文化培育的这种力量和元气，可以走遍世界，有招无招、左右逢源。余先生特别强调，一定要有这种自信。 要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就得对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有一个反思。传统是丰富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归根到底是要有利于现代。说到这儿，余先生对陈明近来提出的“即用见体”颇为赞许。“用”，就是要落实到社会政治领域中，落实为战略规划与秩序重建，但这不是个建构的过程，而是与历史文化的自然发生相承续的，是由秩序生出天道来——由用生体。儒学强调政治性的操作，政治性操作一定要有合法性，有政治理念，社会、政治秩序要有根据，这些方面正是儒学优长所在。儒学由用生体，从生活方式和历史积淀中来生发价值理念，这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生自发所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是打不倒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的文化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方式。从制度上说，儒学确实是解体了，但儒学的“魂”还在，儒学和中国文化价值本体不会死，它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必然要寻找新的落实形态。 针对以专制主义责难中国文化的观点，余先生激动地说，中国文化绝对不是专制主义，儒家一直对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和调整。任何东西的异化都不可避免，中国儒道被政治所异化是历史的通例，但异化不影响这个文化的超越性、崇高性、永恒性。他笑着对陈明说，你批评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说，招式太笨了，“你要理解人家的用心。我就只是跟他开玩笑，搞解构主义——这叫无招胜有招”。 至于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科学、民主，余先生认为这不重要，也毋须考虑。做事情要看未来、看现实，不要看过去。没有，会有的。没有科学、没有民主，会有的。 整个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余先生生命里充溢着一种刚健的精神，这种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一切的今天，余先生对儒学和传统的这种自信，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很简单，来自生命、来自生活、来自人生。 余先生说他从小就爱看武侠，练铁砂掌，可能酒喝得有几分好了，说到这儿，老人徐徐推出一掌，还真有那种架势。他说：为人在世，我是最欣赏男子汉气概的，对权威的东西敢于反抗。不管女人男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活一股气，气的底蕴在文化。中国人没法学习西方人的文化，也没法学习印度人的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必须从自身文化的良性资源中转化出新的道路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脊梁骨，不举农民的例子，就说打工的人们在城市里，受尽了气，但他们坚强地活下去。活下去，这本身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应付一切。 对中国这片土地、对先民创造的文化，余先生带有深沉的眷爱，由此出发，他信守儒家的立场，因为儒家与生活相通相俱，是深深含藏在民族土壤和民族生命中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我和他们是共命运、共呼吸。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在底层生活多少年了，我知道。我的立场就是儒学。”有了这样的襟怀和气度，才能挺立起主体性，勇于接纳、融汇各种思想学说，找到儒学和它们的结合点。不必争论、不搞对立，重要的是因应，从实实在在的层面证明儒学对于促进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以及树立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的作用。这才叫文化上站起来了。余先生认为，新左派在中国的表现实际上是个民族主义，它肯定了这五十年来，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努力。这一点不容否认，但在文化上能不能站起来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就要解决。自由主义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有它的批判功能，而且这个批判的功能大于儒家，这值得儒家反思。说到当代儒家，余先生断然否定当代中国有儒家，不管是他这一代人，还是五六十年代人。他寄希望于来者。 大陆学界七十上下这一代老学者，经历大都很坎坷，余先生对此非常感慨。谈话中常常提起美国的余英时先生，虽然在立场、观点上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对这位同龄人所取得的成绩和致思的方向，他是衷心佩服的。两位余先生的人生轨迹在四九年以后的不同，确实发人深省。除了余英时先生，一边吃臭豆腐，一边还提到了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罗蒂，也是余先生的同时代人，他们是世界级的哲学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不可能形成体系。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是四九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而且我还不是人，连人的权利都没有，在这样的境遇下，我能凭我的力量，能够挣扎着活下来，并从这里面领悟到中国文化内在的深厚，也可说是一大幸事了。”其实在我们看来，学问或有高低、影响或有大小，但人格的自我完善自有其重要的意义在。余先生走过这七十多年的曲折历程，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慢慢转化为一位儒家，他尽了自己的力，无怨无悔，而且人、学俱老，如他所说，“老了以后，懂了分寸，从心所欲不逾矩”。 陈明提到了钱理群先生研究北大右派的文章，余先生特别高兴，“它把我作为一类，与谢冕、张炯他们比较……”后来我找到文章，觉得余先生“这类”的真正特点在于，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儒者，他对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如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同样从心底接受、信奉。 也许正因为思想的底色有此不同，余先生的思想言行，都散发着性情的光彩，开放而不自恋，保守而不顽固，深刻而天真。他们这一辈大陆老学者，李泽厚先生是笼罩一代；汤一介先生谦诚温宁；庞公如春风和化；余先生则是温而厉、威而不猛，刚健有生气。余先生很清楚同时代人的心路历程，再三说大家不容易，汤一介、庞朴、萧萐父都脱胎换骨，一再转换思路，后人要同情地理解他们。但是有一点，余先生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乡愿，我们活得都很难、很无奈。尽管中国人在几千年中无奈，在二十世纪更无奈，但中国人坚强地活下来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胜利。韧性！应该对中国人感到自豪。至于自己，余先生表示他非常看不起自己，总是不满意自己，因为他是乡愿。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是时代的扭曲。但也正是在曲折中他认识到，精神的力量就是在人的生死关头、苦难关头才能显现出来。中国文化的力量尤其体现在苦难关头。一句话，人生是磨炼，不是修炼，在“磨”中安身立命、泰然处之，就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对于《原道》和陈明这十年的努力，余先生表示了肯定，并抱有更大的期许，希望能够从至高点上提出文化战略，以海纳百川的襟怀将各种思想、学说、观点都汇拢来，形成良好的对话、交流与互动。最终目的，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有终极理想、现实关怀，有学统、有担待意识，没有这个气派就不配搞哲学。 易道玄风济世忧，苍松老健立寒秋。微醺一笑人如酒，挥却浮云万古愁。悯时济世的情怀，在余先生这里没有表现为感慨与悲情，而是充满了一种刚健奋发的精神，一种植根于民族土壤向前看的底气和朝气。这样令人振奋的精神和朝气，在一位年过古稀、饱经沧桑的老先生身上，显得尤为可贵。“庾信文章老更成”，“豪华落尽见真淳”，对余先生，我是这样看的。 余先生的自我评价很客观：“我很清楚，垂垂老矣，做不出更多的事了，想做而不可能。但没关系，我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这一个月来，出生不久的小孙子天天哇哇哇地叫，我什么事也做不了。但未来是他的，尽管我写了好多书，未来的世界不是我的，是他的。所以啊，我应该服从于他，为他让路。这才是一个生活的态度。生生之谓易！易学的本质在这里。” 这是整个晚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我不能忘怀白发苍苍的余先生，在说这些时脸上的欣悦。这是走过风雨人生的老者，对新的生命的祝福，是晚霞对朝阳的祈愿。 余先生年轻时就爱看《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对他影响很深。最末一部《复旦》的结尾是这样的：圣者克利斯朵夫在渡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一夜，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在激流澎湃中，他只听见孩子的平静的声音，——他用小手抓着巨人额上的一绺头发，嘴里老喊着：“走罢！”——他便走着，伛着背，眼睛向着前面……早祷的钟声突然响了，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后面，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来源：作者赐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