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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徽州人与三个犹太人 张其成 笔者曾于2003年10月在第八届黄山国际旅游节的徽文化论坛上提到三个犹太人与三个徽州人分别对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后期）史和近代史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观点。在同年11月的“程朱理学与徽州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又将徽州定位为“儒教圣地”，其论据之一就是徽州有这三位巨人。这一观点发表后，引起多方人士的兴趣。也接到几位好友的质疑。本文特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以就教于徽学同仁。 徽州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徽州人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点如同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然而这又是一个多么灾难的民族！希伯莱——犹太人在公元前1700多年进入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000多年建立以色列国（北）和犹太国（南），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分别被亚述和巴比伦亡国，其后二千多年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散居世界各地，居无定所。大家当然不会忘记，几十年以前，犹太人遭到的那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但由于他们的民族精神，他们抗争拼搏，不甘心命运的支配，终于在1948年重建家国。虽然这个民族的人口只有不到二千万人。但它不仅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且有着一大批为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犹太《圣经》不仅是犹太教的精神宝典，而且成为基督教《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思维导向。犹太人在世界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顶尖级的大师。仅以近现代为例，在哲学思想领域，有马克思、弗洛伊德、共产主义运动著名理论家伯恩斯坦、“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马尔库塞、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大师柏格森、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科学哲学巨匠波普、逻辑实证主义大师维特根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 有爱因斯坦、数学巨人冯·诺伊曼、奠定新自然观基础的物理学家玻恩、原子物理学及量子力学创始人玻尔、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氢弹之父特勒；在政治领域，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铁娘子”奥尔布赖特、英国前首相的迪斯累利、法国前总理的布吕姆；在艺术领域，有艺术大师毕加索、毕沙罗、夏加尔；在商业领域，犹太人赢得了“世界商人”的美誉。在这闪烁的群星中，有三颗星是最亮的，那就是： 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世界近现代史就是这三个犹太人的历史。因为这三位犹太人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人们的观念。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改变了人们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改变了人们对心灵世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犹太人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而思想家才是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巨人。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开创了一个庞大完备的学说体系并引发了波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浪潮；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之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仅带来人类行为学方面的革命，而且影响遍及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爱因斯坦是现代物理学之父，他的贡献不仅仅在物理科学领域，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影响了人类的宇宙观、世界观。 当然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三个徽州人。这三个徽州人也都是思想家。他们是：朱熹、戴震、胡适。他们的贡献在于在思想领域改变了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 朱熹（1130年～1200年），这位虽生于福建尤溪、但祖籍是徽州婺源的南宋大儒，在历代儒家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世称“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其学说思想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在其政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研究朱熹的学术的“朱子学”成为显学。这位祖籍徽州婺源的大儒，生前不喜为官，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是在讲学、著述。晚年由于卷入当时的一场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为什么朱熹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其学问渊博——诸子百家、佛道思想、史学文学、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音律、天文地理无一不通、无一不精， 更重要的是他建构了一个缜密而庞大的思想“思想库”——理学体系。这一“思想库”实际上是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虽直接传承二程“理学”（洛学），却广泛吸收了周敦颐“象学”（濂学）、张载“气学”（关学）、邵雍“数学”（）。朱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这数家之学融会贯通，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闽学”的创始人。 朱熹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围绕“理”这一最高范畴，朱熹提出了“理本论”、“理气论”、“理欲论”、“心性论”、“动静论” 、“知行论”、“功夫论”等等思想。“理本论”的提出完成了儒家伦理的本体化。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是事物的规律，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理”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实而不有，虚而不空。“理”是最高的本体，所以“理”又称为“道”，称为“太极”。“理气论”讨论了“理”和“气”的关系，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理”是“气”赖以存在的依据和本原，有“理”而后有“气”，“理”制约、决定着“气”，此谓“理在气先”。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理”之全体就是“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是宇宙的本体；就每一事物来看，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此谓“理一分殊”。由此引申到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熹“理欲论”的著名观点就是“遏人欲而存天理”，一般认为朱熹要灭掉人的一切欲望，其实朱熹是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如饮食）的，并将它视为“天理”；只是把过分追求或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如美味）看成是要灭掉的“人欲”。他说的“人欲”是指私欲、邪欲，，是恶的人心，而不是正常的物欲；他说的“天理”是心的本然，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体现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伦常，同时也包括人的正常物质生活欲望。在“心性论”上朱熹提出“心统性情”的观点，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对“性”的概念，朱熹又区分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并提出“道心”和“人心”的范畴。在动静观上，朱熹主张动静是无限连续的过程，是对立统一的、互相转化的。在认识论上，朱熹提出“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所谓“格物”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所谓“致知”就是扩展、充广知识。只有先格物然后才能致知，必须经过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认知。在知行关系上，提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互发”的观点。强调道德的实践。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强调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这样才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 朱熹写了不少著作，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其中《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周易本义》等影响重大，尤其是《四书集注》更是后世科举应试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读本与国学入门书籍，因此它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具有不可比拟的文化地位。作为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其文化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是无人可比的。 戴震（ 1723 年～1777年），不少人都认为他只是一个考据学家。他们可能会问：一个考据学家、训诂学家，他的贡献无外乎文字学、语言学，其影响面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对社会历史有改变作用呢？诚然，戴震在考据学上开创了皖学派，是清代朴学主要代表人物。其治学严谨，学风质朴，在对古籍的整理、辑佚、辨伪、语言文学的训诂研究以及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的考据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考据、哲学等多方面内容。戴先生人生坎坷，直到51岁时，经《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为专职纂修。53岁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不久，因积劳成疾，死于任上。如果仅此而已，或许还不能称为影响历史的伟人。实际上戴先生的主要贡献，我认为并不是考据学、训诂学，而是他的哲学，是他的思想。他的朴学，并不仅仅指其考据学、训诂学，也是指其哲学，他的哲学可称为“朴学哲学”。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文字训诂是轿子，义理是坐轿的人。朴学力倡质朴风尚，反对空谈义理、心性的王学流弊，反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主张言必有证，义不空发。 戴震将考据学的朴学提升为哲学的朴学，这种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朴学成为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潮，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有人称戴震是古代孔孟、朱熹之后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是十八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应该不是溢美之词。戴震的朴学具有启蒙主义哲学意义，是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大多数学者认为戴震是彻底否定理学的，我认为戴震朴学实际上是对理学的批判继承。当然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犀利的、大胆的，他揭露和控诉封建统治者“以理杀人”、“以理灭欲”的本质，坚决反对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观，主张人的自然情欲是道德的基础，人“有欲、有情、有知”，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为人”。他主张要区别欲与私的界限，认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主张“理存乎欲”，反对“存理灭欲”，认为道德准则的作用恰恰就在于满足和发展人的自然情欲。戴震发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呼喊，要求“舍名分而论是非”，建立百姓安居乐业的“富民”社会。这种求真求实求是的不倦探索精神，无私无畏的批评精神，无疑给近代的启蒙主义运动起到开路作用。 戴震的朴学哲学实际上是实事求是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在本体观上，戴震主张“气”本原论，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气”，这种“气”是物质性的，阴阳五行即是“气”。宇宙是气化流行的总过程，“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反对程朱理学的“理本论”，认为理是事物的条理，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理就在事物之中，以“理在气中”批判程朱的“理在气上”。在认识论上，提出“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产生于血气，血气产生于天地之化，认识事物要经过观察分析。通过耳目鼻口之官接触外物，心就能发现外物的规则，格物致知就是对事物进行考察研究，只有经过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事物的道理。 然而对这么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在当时以及后世却少有赏识者，戴震所作的哲学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当时读者也少有通其义者。当时的史学家章学诚对此作了分析：“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文史通义》卷二“书朱陆篇后”）胡适说：“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 （《戴东原的哲学》）这一评介是公允的。 胡适（1891年～1962年），这位早年打下深厚的国学功底后来留学美国的徽州人，他的复杂的经历注定他复杂的思想。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思想和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他是“五四运动”的第二领袖，而他在学理上则可能超过了第一领袖陈独秀。他的经历是大家熟知的：13岁以前读《四书》《五经》，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10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发表新诗集《尝试集》。宣传民主、科学、个性自由，提倡白话文，发动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1922年离开《新青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和“省自治联邦制”的主张。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并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名誉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1938年任驻美大使，代表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战条例》。1948年去美国。后在台湾去世。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对这么一位人物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目前学术界有不同观点。诚然如一些学者所言，胡适在专业领域并没有超卓的贡献，在各方面“都不足以成名家”，甚至在当时许多方面的造诣还不如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辈。然而，胡适的贡献并不在于某个具体的专业。胡适的贡献应该是思想上的。我认为胡适应该首先是一个思想家。有学者说：“胡适以他的思想力量转移了中国的传统，他是从‘传统的中国’转向‘现代的中国’的一个明显的标志。”（牟永福《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处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激烈碰撞、新旧文明交替过渡的时代，他清醒地意识到“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也”如何完成本民族传统文化（旧文明）的向现代文明转化？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虽然这一观点现在看起来未免偏激，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对传统的反叛、对儒家的反叛还是有时代意义的。应该说这是胡先生“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的使命意识使然。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再造文明”的使命意识，正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对话，才使胡先生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尝试集》、《白话文学史》等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才使胡先生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是胡适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正如鲁迅所说白话文运动改变了“无声的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不在于文体革命本身，而在于它与“新文学运动”、“新诗运动”一样，表现了胡适先生解放思想、探索新知、再造文明的精神，他的思想和行动极大地推进了这一被他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的思想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思潮、实用主义思潮。在哲学上，坚持实用主义，否认物质“实在”和客观真理，认为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在社会历史观上，主张多元论、多因论，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有经济的原因、思想知识的原因等。在方法论上，大力宣传“科学方法”，提倡“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以实验主义作为“自己哲学基础”。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著名观点。 总之，朱熹、戴震、胡适分别是理学、朴学、新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各自的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他们与三个犹太人一样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杰出贡献。至于这三个徽州人的不同学术思想，笔者认为他们之间并非完全否定的关系，而是批判式地继承，其发展脉络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看成是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 (《“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发表于《黄山高专学报》 2000年第4期)。不仅如此，而且促成了中国历史从南宋到近代的三个演变阶段。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作者赐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