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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偲 孟子在道统的传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效法先师仲尼，立足于所处的时代，提出了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命题。 就《春秋》一经来说，他较早地对孔子作《春秋》的创作原因、旨趣、特点进行了探究。他给予孔子作《春秋》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足以与大禹治水、周公驱除夷狄猛兽相媲美的伟大事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涉及到《春秋》学成立基础的命题。 围绕着这一命题，后世学者和政治家基于不同的立场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有些侧重于历史的角度，有些则更加注重于政治性的理解。（本文主要分析这一命题的历史意义，其政治内涵将在下一篇详细展开）  “《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资料图 图源网络） 对于“《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不少学者从《春秋》一书中谨严的笔法入手，强调历史书写对于政治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实际上，对于《春秋》一书，孔子亲自操刀，毫不避讳地进行笔削和创作，其间即使像子游、子夏这种孔门文学佼佼者也提不出一点意见，后世学者据此认为在《春秋》中寄寓着“微言大义”。 晋代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一文中提到孔子面临着沧海横流的乱局，以斯文自任，当仁不让地作《春秋》一书，书中“一字之褒，宠踰花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显然，他更多地强调作为历史载体的史书的批判作用。  《春秋》寄寓着“微言大义”（资料图 图源网络）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倾向于认为《春秋》的惩劝之义不过是如左丘明以史纪实，“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而已。 他认为，《春秋》之书本以褒贬为主，史臣于记载应当“各怀直笔”、“有犯必死”，史家应向春秋时期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兄弟那样借助于对真实的历史忠实记载使“乱臣贼子”们惧怕。 文天祥所作《正气歌》中在论证“天地有正气”时，曾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正面例证。  《春秋》的惩劝之义在于以史纪实（资料图 图源网络） 晋国上卿赵盾，在晋灵公被弑时，没有有效加以阻止；在返回国内后也没有追究赵穿等凶手的责任。晋国史臣董狐据此认为赵盾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所以董狐在史书中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是：“赵盾弑其君。”董狐敢于触权臣赵盾之逆鳞，使赵盾无法摆脱弑君的嫌疑，这种行为得到了孔子的称赞，称之为“书法不隐”。 在齐国权臣崔杼弑齐庄公之后，齐国的太史不畏强御，在史书上写到：“崔杼弑君。”崔杼大怒，杀掉了太史。随后太史的弟弟继任太史，继续写到：“崔杼弑君。”崔杼又杀掉了他。但继任的太史，让不改书法，崔杼无奈之下，只得放弃。太史兄弟几人更是用生命来实践史家秉笔直书的责任，真正做到了刘知几所谓的“烈士殉名，壮夫重节，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史官对历史的尊重可带动风俗的积极转变（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史官的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整个天下风俗向积极的方面转变。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指东汉，其都城洛阳位于西汉都城长安之东）者”。 具体表现是，在汉末桓（帝）灵（帝）之际，昏君在位，宫中有心术不正的宦官，朝廷上有趋炎附势的乱臣，党锢之祸迭兴，李膺等正直之士受到打压禁锢，即使是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天下无道以及国家即将分崩离析。 但天下枭雄却畏惧于普通人对于其名节上的非议，一直敛声息语，不敢起来搅混水，起来取而代之，东汉因此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流风之下，即使枭雄如曹操也不敢名正言顺的篡汉，不敢做推翻前朝的“周武王”，只愿做商朝的“忠臣”“周文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