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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偲 孔子曾言“志在《春秋》”，唐代徐彦曾对此言进行解释，他认为：“《春秋》为赏罚善恶之书，见善能赏，见恶能罚，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春秋》。” 汉代司马迁早年曾就《春秋》一经问学于《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的《史记》一书，也有效法“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在，这一点从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可以看出。）对于《春秋》的经世价值，司马迁提出了“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的命题，还具体指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孔子“志在《春秋》”（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在司马迁看来，《春秋》在拨乱反治的同时，在具体方面还可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 就是说《春秋》不是一本脱离具体情况而空言义理之书，相反它是一本行动的指南。借助于《春秋》，我们在具体政治情势下可以起到辨别嫌疑、明辨是非、消除犹豫的效果，甚至可以具有防微杜渐、曲突徙薪的意义，并将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指出：“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春秋》具有防微杜渐的意义（资料图 图源网络） 就以《春秋》中“郑伯克段于鄢”为例。 郑庄公与共叔段为兄弟，郑庄公出生时候惊吓到了母亲姜氏，给姜氏留下了心理阴影，所以姜氏不喜欢他而喜欢共叔段。 郑庄公即位君后，姜氏与共叔段密谋废掉庄公。郑庄公表面上不为所动，反而将郑国的一个大城市“京”封给共叔段，助长其反叛的实力。 大臣劝阻郑庄公，庄公只是冷冷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着瞧吧！” 待到共叔段实力聚集、反叛迹象已经显露后，庄公果断调集兵马，迅速打垮共叔段，并将姜氏幽禁起来。 《春秋》认为郑庄公的做法欠妥。作为兄长，他失去教养弟弟的本分，反而有处心积虑助长兄弟之恶的嫌疑，故而《春秋》在记述这件事时用了一个“克”，对郑庄公的这种行径进行了批评。 经过《春秋》这一笔法的揭露，郑伯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共叔段虽有过错，郑伯不免有“首恶之名”。这体现出孔子对政治道德的强调，这也正是《论语》中“不教而杀谓之虐”的真义所在。  《春秋》定犹豫，明是非（资料图 图源网络） 汉代自天子以至于公卿大夫皆注重《春秋》，而《春秋》“别嫌疑，明是非”的价值也在汉代政治运行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不少人或许听到过一句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出自西汉名将陈汤。 陈汤调集汉朝西域驻军和附属国军队，剿灭了北匈奴郅支单于，并将之传首长安，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得知后“且喜且惧”，最终决定臣服汉朝，陈汤这一壮举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或许很少有人知道，陈汤这次的行动是矫诏的，在并没有向朝廷请示的情况下擅自行动的。 因而在这一行动结束后，如何对待陈汤，朝廷上产生了争议。当时很多高官不但反对奖赏陈汤，还主张追究陈汤的矫诏责任。 这时刘向援引《春秋》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的经义，为陈汤辩护，最终使陈汤得到了应有的激励，也避免了因此动摇后来士人精忠报国的赤心。  《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资料图 图源网络） 汉代董仲舒在评价《春秋》之义时提到：“《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 在他看来，善用《春秋》，大者称王，中者为霸，小者思患而预防之，避免陷入窘境。 由上可知，《春秋》之所以能发挥出如此巨大的政治威力，在某种程度上，与它对善恶是非的纤悉入微的辨析是密不可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