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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是王阳明的同乡与后学，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因弹劾宦官为魏阉所害。后为替父报仇，在出庭对症时，袖藏铁锥，当众锥刺仇人并拔掉对方的胡须以祭奠其父亡灵，可见其行事光明磊落，颇有豪气。  《明夷待访录》（资料图 图源网络） 黄宗羲有一本奇书，叫《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变革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书不仅影响了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梁改良派，而且也影响了孙黄革命派。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谭嗣同评价道：“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梁启超和谭嗣同倡民权共和之说，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据说孙中山曾经把《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制成小册子，作为兴中会的革命宣传品，随身携带散发。当时兴中会的革命宣传品有两种，一种是清军屠城的《扬州十日记》，还一种就是《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说：“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明夷”是《周易》第三十六卦，其爻辞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君子处于忧患之际，“待访”则正如梁启超所说黄宗羲效仿商末遗臣箕子“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三代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等一系列具有鲜明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的思想，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启蒙思想早了将近一百年，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君主和国家的产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君主和国家的产生 首先黄宗羲从人的本性与国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君主的产生，这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霍布斯和卢梭如出一辙。《明夷待访录·原君》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 就是说原始的“君主”的产生是为了共同体内部的利益而推举出来担当责任的，这是从传统的德性角度说明国家的形成与君主的产生，同时也就决定了君主与天下的关系。他还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显然，君主是适应天下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应当以服务于天下人为自己的最高使命。 二、君臣是平等与共事的关系 黄宗羲指出，君既然为民而设的，那么君臣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君臣的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父子，父子是血缘关系，君臣是共事关系。前者是天生的尊卑关系，后者却不然，他在《明夷待访录·原臣》举“曳木”为例说明君臣的共事关系“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耶，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所以臣民是为了天下百姓而出来做官的“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夫古之为臣者，于此乎，于彼乎？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因此不能“视天子之位过高。” 黄宗羲痛斥“三代”之后的人君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业，所定的典章制度实际上只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所以主张彻底的变革，以建立真正的法。其著名的言论就是“有冶法而后有治人”，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突破，它把传统儒家普遍承认的“有治人无治法”的命题颠倒过来了。  君臣是平等与共事的关系（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置相和学校 那么如何从法制的思路出发，建立一套限制君主权力的体系了？黄宗羲认为很重要的两项是“置相”和“学校”。前者是提高宰相的权利，实际接近与近代责任制的内阁总理，使宰相能够“摩切其主，使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 学校则成为一个教育兼议政的机构，他在《学校》篇中说：“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所谓“治天下之具”，黄宗羲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就是指治理天下的那些方针、措施等等，它们都应出自学校。 从地方到中央，层层设置学校，中央则设置“太学”，学校的学官不能由政府委任，而必须由各级公众公议推举，“太学”设祭酒，由大儒担任。按照黄宗羲的设想，在每月的初一，皇帝要和执政的宰相、六卿、谏议等官员都到太学来，“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不讳”。地方的官员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也要到地方的学校，来听取郡县师生的评议。 这不非常接近于近代的民主观念么？这其实恰好是根源于民族传统的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在新现实条件下的新展现，顾炎武读《明夷待访录》曾感叹道：“读《待访录》，知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拔之说。如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此类议论，在当时有相当的价值。  置相和学校（资料图 图源网络） 总之，在黄宗羲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中，他一方面大胆地批判了专制制度，揭露了其中的种种弊端，同时又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国计民生，对理想的社会作出了大胆的构想，这是明清儒家学者面对社会现实巨变，进行深入反思和做出积极应对的结果。黄宗羲在中国十九世纪末的近代民权思想中居然还能起到巨大启蒙作用，并不是偶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