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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读书观:学以致用 学什么?用在哪?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腾讯儒学 道诚 参加讨论

    文/道诚
    曾国藩由一位普通人家资质平庸的孩子,最终成为晚清的中流砥柱,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这和他的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有着莫大的关系。探究他的读书观,对我们当今读书人也有着较大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曾国藩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最能体现他的读书观,这段话的意思是:假如有人不读书便罢了,只要自称为读书人,就一定从事于《大学》。《大学》的纲要有三点:明德、新民、止于至善,都是我们的份内事情。如果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说这三点,与我毫不相干,那读书又有什么用?虽说能写文能做诗,博学雅闻自己吹嘘自己,也只算得一个识字的牧童而已,岂可叫明白事理做个有用的人。朝廷以制艺来录取士人,也是说他能代替圣人贤人立言,必须明白圣贤的道理,行圣贤的行为,可以为官管理民众,整躬率物。如果以为明德、新民为份外事,那虽能文能诗,而对于修身治人的道理,茫茫然不懂,朝廷用这种人作官,和用牧童做官,又有何区别呢?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体概括曾国藩的读书观,那就是“学以致用”。中国古代尤其是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当时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深感其弊病,他们强烈呼吁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对后人影响很大。
    
    经世致用(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其实,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只是后来有所偏离。曾国藩特别重视经世之学,他看到当时的儒学只有义理、考核、文章三门,由于就将经济之学独立出来,把儒学“三门”发展为“四科”。“经世致用”这个词,曾国藩叫做“经济”,此“经济”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也并非就是实用主义。曾国藩的“经济”思想,是告诫读书人,读书与实践必须紧密结合起来,只是独善其身的话,那不是读书的目的。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把圣贤的话落实到生活实践之中。
    由“学以致用”引发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用在哪?二是学什么?即首先确立读书目的、目标,然后再以此为导向,确立学习内容。
    对于第一个“用在哪”的问题,曾国藩回答得非常明确,读书要体贴到身上去,必须用在四书之首《大学》所指出的三个方面:明德、新民、止至善。如果不努力做到这三点,他认为读再多书,也只是一个识字的牧童,而不是一个明白道理的有用的人。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对读书“用在哪”的问题有自己的明确答案,而且带有一定的神圣性,绝非简单地认识多少字,掌握多少知识就行了,而是必须用在儒家三纲领上,最终要止于至善。如何才能止于至善?这就需要不断地用功在反省自身、完善人格的“内圣”方面和明白事理、建功立业的“外王”方面,“内圣外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内圣”方面,他能坚持几十年记日记,每天回忆自己的言行,发现其中哪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加以自责,深刻反省。而且他写日记不光自己看,还让别人看。
    
    学以致用(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因为他痛感到自己的缺点、错误总是改了犯,犯了改,改了再犯,难以彻底纠正,意识到光靠自我反思是不行的,于是把日记公开,让众人监督自己,通过亲人朋友的点评、提醒来警示自己,以便改过,这是非常人能做到的。在“外王”方面,面对晚清的“危局”,曾国藩不同于一般儒生不切实际的清议和庸碌官僚只图享乐的躲避,而是挺身入局,知行合一。在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打造出一支湘军,并最终平定太平军;在观念闭塞缺少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背景下,他成功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常年在外奔波远离家庭的情况下,他凭借一封封的家书,培养出了一个书香传世的家庭。作为家中长子,他的教育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整个家族的教育走向。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确立起经世致用的典范。
    对于第二个“学什么”的问题,曾国藩用自己的学习之路做了回答。他在坚守宋儒思想的同时,又对当时盛行的各种学术流派、文化知识均能平等对待,学习消化其中的精华。从他一生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他读书可谓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对宋明以来的各种学术思想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经世实学、乾嘉汉学、道家、法家、佛家等诸子百家采取了兼容的态度,甚至涉猎玄学、西方科学。他恪守曾氏家训,其中的“蔬、鱼、猪”,专指农事。他在军旅生涯中始终不忘指导家人和兵勇们种菜,甚至对种菜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可见,曾国藩绝不希望自己和后代做“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而是什么有利于进德修业,成就事功就学什么。他进京后拜唐鉴、倭仁为师,学习宋明理学。唐鉴教导曾国藩归宗程朱理学,而倭仁教导曾国藩每天写日记忏悔,对他影响很大。
    
    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资料图 图源网络)
    咸丰七年,他因父亡故回乡守制时,痛苦地回想起出山五年间的往事,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朝臣忌恨,连皇上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遵循国法、秉公办理,很多事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委屈,日积月累酿成大病,最终因为读通《道德经》、《南华经》,悟出“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之理,豁然开朗。咸丰九年,正当他与太平军在江西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挑选32人,命其子画其形象,以便时时效仿。他还“师夷长技以自强”,学习西方科技,倡导洋务运动,并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兴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这些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
    正因为曾国藩有这样的读书观,才由一个资质平庸甚至有点愚钝的农家子弟,一步一个脚印,磨练出真才实学,一身本领,最终成为晚清中兴名臣之首、一代大儒。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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