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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志频 侯门之贵，湘阴左家无疑是“富贵之家”。从发迹时起，左宗棠着意避开“富贵陷阱”，主要从三个方面教导后人“惜福保家”。  惜福保家（资料图 图源网络） 早年尽力让儿孙们经历、体验社会艰苦，在无依无靠中锻炼出真本事。 左宗棠发迹后，后人享福显而易见。身为陕甘总督之后，孝威在湖南受到官场与学界的特别对待。左宗棠写信告诫他：你年轻学浅，又无阅历，切记“凡事以少开口，莫高兴为主”。 1862年做上浙江巡抚，家人开支日增，经常伸手要钱。这时起，左宗棠开始意识到，家族成长路上出现了“富贵陷阱”。随着官品越升越高，亲戚、故旧、同乡、同年陆续找上门来，左宗棠不得不分心照顾。后人树荫乘凉的想法苗头，让左宗棠加紧对儿子的教育与引导，引导他明白世事之艰，成事之难。 左宗棠感到，有必要将自己多年来遭遇挫折的心路当作经验告诉儿子，让他提前掂出轻重。他说：古来功名振世的人，都在早年吃尽苦头，碰尽钉子，被社会反复锤打，练达了人情，洞明了世事；晚年得到办事权，才取得大成功。人见过少年老成，谁见过少年大成？社会现象如自然规律：天道不经过翕聚，便不能发舒；人事不经过历练，也不能通晓。《孟子》中有一章叫“孤臣孽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要得大成，要牢记六个字：“操心危，虑患深”。  世事洞明皆学问（资料图 图源网络） 告诫儿子们：福泽不会长久，人只能自立自强。你们因为我，已经成了“世家子弟”，社会从此对你们多了吹捧。但你们心里应该明白，自己学业未成，能力暂时还跟不上，多听坏话没害处，若一味听好话，容易滋生“矜夸之气”、“纨绔之气”。此时，尤其要警惕，不要应了流俗，落入“富贵陷阱”。 后事安排以“中庸”为标准，不多积遗产，逼迫儿子们“勤俭持家，享下等福”。 1876年左宗棠年逾花甲。带着沉重心事，他开始回顾一生，安排后事。 他说：我们湘阴左家，世世代代家境清贫，历史清白，祖辈积德累善，之前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生活自得其乐，这是我们家族的幸运。这些年来，虽然我多次告诫你们，不要有做“官二代、富二代”的想法（沾染世宦积习），但家里还是出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家庭开支日增，出现不能抑制的势头。这是衰亡前兆。 左宗棠对自己死后的遗产分割第一次做出明确安排：从本年度陕甘总督的养廉银中拿出2万两，分成四分，每分5千两，分给四个儿子。孝威其时已经病死，其妻贺氏也忧伤而死，此份由孝威长子左念谦继承。其余3分给孝宽、孝勋、孝同。因为兄弟4家人仍合在一个大家庭里同吃同住，这份遗产需等左宗棠死后，4兄弟分家才能兑现。  耕读传家（资料图 图源网络） 限定5千两，左宗棠的用意很明确，儿子如果有本事，凭这点钱做本，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出来；即使能力有限，难以上进，但只要塌实勤恳，守好“耕读”家风，有了这笔钱垫底，不至于饿肚子。这比起寒门读书人，境况已经好出许多。“享下等福”而知足、自惜，就不至于因骄奢淫逸而败坏家风，让富贵之家沦落破产。 不积遗产，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偶然想法，而是左宗棠积一生阅历与智慧的决定。 想法最早缘自左宗棠从冯钝吟一句话中得到的启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长者；得一贵仕，不如得一良农”。与其盼子孙后代有才华，还不如培养他有品格；与其望子孙后代做高官，不如从小教育他知民间疾苦，先做个实在的普通人。 后人盛衰不偏重看一世一代，而以家书立规，以祖辈世代所累积家风为榜样，着眼风化百代后人。 左宗棠的家教影响与家风熏染，在儿子一代中作用事实并不明显，原因除了古人的“儿子必须肖父亲”观念限制了儿子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自由，还因长子6岁起，他已离家在外，单纯言传，在“官二代、富二代”的现实面前缺乏说服力。左宗棠晚年深切地意识到这点，对儿辈不尽如意有所妥协。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只要不改家族定位、强化家风熏染，后人一定可以重新酝酿，族人一定有再次崛起的时候。  勤俭持家（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一家教的积极作用，在孝同身上最先发挥出来。孝同论天资不及孝威，但仅因22岁起，左宗棠带在身边教了一段时间，就凭真本事拼了出来，没靠父亲余荫。 “惜福保家”的家教，真正对家族发挥强大的作用影响，在家书出版之后。 民国期间，四子孝同步入晚年。他翻读父亲多年书信，对当年那些掏心入情、苦口婆心的教导，有了完全不同的体会。他流着热泪，系统整理手头搜集的书信原稿，编成《左宗棠家书》出版，目的是让家人、亲戚内部阅读，以规后人。此书被左氏后人奉为珍宝，家人研究讨论，找出其中警句、箴言作为范本，子孙诵习，身体力行，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