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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知名学者、诗人徐晋如所著《唐宋词与人生》之五《戚氏凄凉一曲终——说柳三变》，由作者授权腾讯儒学独家连载。 宋初词坛，作风渐变，由花间小令的一统天下，衍至以长调为主，气象为之一新。令词短制，一变而为铺陈摛藻的长调，使得本来只适合片段式、跳跃式的叙事的词，也能铺叙张皇。这就像画坛上本来都是些山水小品，忽然有人开始作数十尺的长卷，表现力当然大有不同。这一转变主要由二位词人完成，一是张先，一是柳永，二人中柳永的贡献更大，影响也更深远。  戚氏凄凉一曲终——说柳三变（资料图 图源网络） 柳永本名柳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有《乐章集》。南宋文献学家、藏书家陈振孙认为其词格并不高，不过是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把真宗仁宗两朝的太平气象，写得淋漓尽致，且因他擅长写行路旅人、江湖飘泊无依之辈的感慨和心情，所以影响力巨大。与对其词作的有弹有赞不同，陈振孙认为其人殊不足道。因为按照正统儒家的观点，人生应该追求三不朽事业，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变无一可立，当然不能算是上等的人品。 陈振孙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三变的普遍见解，但近千年来，却有无数人被三变的词作打动，他也因着那些燃烧生命积烬而成的词作进入了永恒。 三变若生于今日，会比林夕、方文山更有影响力，当代词家中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黄霑。可是，他生活的时代，只有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才是惟一的正途。偏偏这是一条不适合他走的道路，这就注定了他一生的痛苦矛盾。 三变差不多到五十岁才考中进士，步入宦途又偃蹇多故，只好改名柳永，才得磨勘改官。宋仁宗本身雅好文学，但他要求文学必须符合主旋律，也就是正统儒家的意识形态，十分反感浮艳虚薄的文字。三变年轻时常流连于秦楼楚馆，跟很多妓女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作了很多在正统儒士看来是淫冶下流的词曲。他的《鹤冲天》词中有二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意思是中进士做官不过是浮名，还不如喝著酒唱著小曲来得潇洒。那一年他参加进士试，本已取中，但宋仁宗见取中的进士中有他，当即在卷子上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所以他过了好多年，一直到景祐元年恩科，才重又进士及第。以后又因为填词忤旨，虽然磨勘（考核）及格，但久不得改官。 这首《鹤冲天》原词是：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lún）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或是他上一次科场失利后所作。这首词体现出的情感，不是古典的，而是现代的，要是忽略掉这首词创作的时代，它其实就是追求肉体解放、心灵自由的现代作品。“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一句虽然直白，但背后的精神非常了不起。唐代对衣服品级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举子只能穿白色苎麻衣，多洗几次就会变成褐色，中了进士后赴吏部选官，就可以脱下白麻衣换成绯红色的官服，叫作“释褐”。所谓白衣卿相，即是说没有功名在身，却敢于笑傲卿相的人。当时天下读书举子都把功名利禄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三变却敢于保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种词格，还能说不高吗？得了皇帝的“御批”之后，他更加狂放恣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他的心底，本就有几分对权势的傲兀，经此打击，更逗起狂奴故态，他索性脱屐庙堂，甘愿在江湖沦落，也在江湖上建立起绝大的声名。庙堂里的老爷们鄙视他、嘲笑他，一面却在歌筵酒会上点他的新词，秦楼楚馆里的妓女却真诚地喜爱他、仰慕他，以得到他的新词为荣。 但他毕竟傲兀得不够彻底，又或者是江湖苦况到了忍受不下去的那一天，终于在景祐元年，三变还是考中了进士。这一年，一直摄政的太后去世了，仁宗既得亲政，遂决定开恩科，不但扩大进士及其他科目的名额，而且还觅遗钿于洛浦，访旧佩于汉皋，录野取遗，特别优待下列几种人：曾考过五次进士，且年龄过了五十的；考其他科目六次以上且年过六十的；参加过殿试未中，已考过三次进士或者五次其他科目的；宋真宗时参加过殿试未中的，都直接给赐进士出身，是为“特奏名”。三变在这一年，成为一名“特奏名”的进士，这时他已过五十岁了。 三变步入仕途后依然坎坷重重，宋制，文官分作选人与京朝官两大层次，选人只相当于今天的科员，京朝官才是真正的干部。京朝官又分京官与朝官，京官是秘书郎以下未常参者，常参者才叫朝官。由选人升京朝官，叫作改官，从京官到朝官，叫作转官。无论是改官还是转官，都要经磨勘制度考核。三变一生未得任朝官，即使是由选人升京官，也殊不顺利。 选人要升京官，若照景祐二年前的制度，其实并不十分艰难。当时只要有两员上级推荐，即得为令，为令无过谴，升职事官，任上又无过谴，遂得改京官，相当于两员举荐人保了被举荐人三任。时有御史王端，奏称此举易滋庸碌之辈幸进，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改为每一任都须有新人推荐，才得升迁，否则就只能在原来的位置待下去。同时，改革后的人事制度还为举荐人增设了更多的限制，愈加精密但也愈加死板。三变任睦州团练推官，到任不到一个月，知州吕蔚就推荐他，马上被侍御史知杂（官名）郭劝参奏一本，说三变到任未及一月，能有什么工作成绩，吕蔚推荐三变，必涉徇私。朝廷得此奏，宣布选人必须要经过考试合格，才得升任，皇帝还亲自下诏：作为选人，必须要考六次才能升为京官，如果中间犯了一些过失，还要再加一考。又规定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的官员，每年举荐选人不得超过两名。这样，三变就只能在选人的位置上三任六考，足足做满九年。 历览中国各朝各代，凡是强盛的、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一定是人治与法治相调和，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的时代。全靠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彻底的人治，当然会造成民族的极大灾难；但一切遵行法度，往往会伏下未来衰落的祸根，却非浅人所知了。友人王欣先生云：硬指标产生潜规则。这话设非对体制弊端有深刻洞见，绝对说不出来。不讲人治、只讲法治的社会，看似公平，实则只是对平庸之徒公平，真正的人才很难在这个体制下得到上升的机会。因为两千年前的商鞅早就说过：“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人才之所以是人才，就因为他们不守常轨，具有创造性思维，而世间凡具创造性思维的人，就没有一个是安分的。苛严的体制，会吸引大量的平庸之徒钻研规则，以求幸进，而真正的人才，是不屑敛才就范的。这就是在全世界所有政府，都很难见到第一流人才的秘密。只有在乱世或变革之世，既有的规则被打破，政府体制才可能吸纳到第一流的人才。 仁宗以前，选人改京官的年限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选人初任，即被上司赏识推荐，所在多有。须知古人七十岁致仕（退休，致是归还的意思），除非少年即擢巍第，否则要经三任六考，人生能有几个九年呢？这种磨勘制度，磨掉的是初入仕途者的锋芒与个性，朝政也因之会死气沉沉，社会也就难得进步。景祐二年吕蔚想推荐三变破格升京官，本来符合朝廷惯例，仁宗皇帝竟专诏不许，并就此严格了选人改京官的制度。仁宗对三变的偏见，不仅让三变沉沦下僚多年，更确立了逆淘汰的遴选人才的机制。 三变的狂者心性使得他终身无法适应守成审慎的体制，这就是他的命运。庆历三年，三变年限已足九年，磨勘也及格，应该改官了，但吏部就是不下文，三变只好找宰相晏殊诉冤。晏殊也是著名词人，见面却问：“贤俊作曲子么？”柳永以为仍因《鹤冲天》一事，心想词人何苦为难词人，于是反诘道：“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从容回答：“我晏殊虽然填词，可没写过‘针线慵拈伴伊坐’。”潜台词是，这样的句子品格太低。柳永无言以对，只好告退了。 但实际上吏部不放三变改官，不是因为他写这类士大夫眼中的淫词亵曲，而是因他的《醉蓬莱》词得罪了皇帝，而这件事恰恰是不能拿到台面说的。 作者小传：  徐晋如 徐晋如为古典文献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国学院教务长，香港孔教学院永远名誉院长。著有文言诗文集《忏慧堂集》，学术专著《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缀石轩论诗杂著》、《唐宋词与人生》等，是当代儒家诗教的首倡者。 腾讯儒学特约独家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