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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年10月10日，由北京横山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主办、平安银行协办的“2015文化中国秋季讲坛”在北京隆重举行。著名诗词大家、中央文史馆馆员、南开大学终身教授，九十余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做了“从词的起源看丝路上的文化交流”为主题的讲座，以自己足迹所到的玉门关、伯孜克里克、高昌故城等地，串联起丝绸之路上的诗词与浪漫，文明与兴衰，以中国语言之美阐释古典意蕴之丰，从词的起源娓娓道来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深深感染着每一位在座者。 文/叶嘉莹 无论是从历史的知识还是从地理的知识来说，我都不是一个研究丝路文化的人。湛如法师请我来讲这个题目，他本来预定的题目是诗情与写意，大概是他看到过我的诗集里有几首关于丝路的诗。而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题目，是《从词的起源看丝路上的文化交流》。  叶嘉莹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是一个从小就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的人，我从内心喜欢它，也喜欢把我所感受到的诗词中的美好传给年轻人，这就是我一生一世所从事的工作。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丝路上的文化交流太重要了，让我们中国产生了词这种韵文的体式，这对于我们中国韵文的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词这种体式，就不会有当年的李煜、韦庄、冯延巳，也不会有后来的辛弃疾、李清照…… 我曾经写过一系列的论词绝句。20世纪80年代初，缪钺先生说希望跟我合写一本关于词的发展历史的书。他的设想是都要用论词绝句的形式来写，可是我提出来，中国古代有很多论诗绝句和论词绝句，像元遗山写的《论诗三十首》，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虽然他的诗句很美丽，但是太简略了让人读不懂他的理论，所以我就跟缪先生商议，能不能把中西古今结合在一起。后来，缪先生与我共同写了论词绝句，又在每首绝句后都附上了论文，说明这首绝句讨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我们对词有什么样的体会。 我们大概写了有200首绝句，曾经分别出版过，最近他的孙子缪元朗根据缪钺先生的本意，把他跟我的论词绝句合起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灵谿词说正续编》。开端的三首是我所写的绝句，讲的是词的起源。 风诗雅乐久沉冥，六代歌谣亦寝声。 里巷胡夷新曲出，遂教词体擅嘉名。 曾题名字号诗馀，叠唱声辞体自殊。 谁谱新歌长短句，南朝乐府肇胎初。 唐人留写在敦煌，想像当年做道场。 怪底佛经杂艳曲，溯源应许到齐梁。 诗与词是不同的。虽然像《诗经》里的诗也可以弦歌，甚至可以配合来舞蹈，可那是先有了诗，然后才配上乐的。我们中国的语言，跟世界其他语言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他们是拼音的语言，我们是单音独体的语言。我们口语写诗是以我们语言的节拍为主，一个字“东”没有节奏，两个字“东方”也还是没有节奏，所以要四个字才开始有节奏。古人说“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诗人把心里的情志用语言说出来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都是语言的节奏。 可是词就非常奇妙了，因为它不是以语言为节奏，而是以音乐为节奏。诗是什么意思？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之”就是往，就是你心动了。因为你心动了，你把你的心动用语言写出来了，这就是诗。而词是什么意思？最早的词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歌词。歌是音乐，所以给音乐配上的文字就是歌词，用英文说就是song words。 古人把音乐分成雅乐、清乐、燕乐、法曲。先说雅乐。王国维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殷周制度论》，考察商周之间的制度。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篇考古的文字，但是王国维先生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在那篇科学的、死板的考古文章之中，寄托了他的理想。他为什么要写《殷周制度论》？他不是单纯地考古。王国维出生在晚清跟民国交替的时间，他自沉昆明湖时，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周武王当时推翻了殷商，是一场革命，国民革命推翻了满清，也是革命。王国维认为，革命是可以的，但是革命如果只是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那就世界大乱了。一场革命的成功与否，在于革命以后有没有建立一个美好的制度。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周朝之所以能传世八百年，就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这样奠定了一个国家文化的根基，这才是重要的。当时古人把这种音乐称作雅乐。  《灵谿词说正续编》(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们中国的文化之中，保留最多的是文字。殷墟的甲骨文能够保留到现在，大篆、小篆我们不但能认识，还能够书写。在全世界的古文化之中，只有我们古代的文化没有灭绝，直到现在还能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们不但能够读得懂它，而且你现在仍然可以这样写作美好的诗文。但是我们最可惜的一点，是文字传下来的时候，音乐丧失了。音乐丧失可以原谅，因为当时没有录音，也没有很完整的乐谱。从秦以后，周朝这种古老的雅乐就逐渐地丧失了，六朝的新乐我们称作清乐。 事实上外族音乐不是一直到唐宋之间才传进中国的。我们看中国音乐的历史，就会发现汉武帝时很多古乐都亡佚了，当时人不能够整理出来很完整、很美好的古乐。于是汉武帝就立乐府，让李延年做协律都尉，李延年的特色是善“为新变声”。汉武帝在立乐府的同时，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当时曾经带回来一些胡乐，而李延年就把这些传进来的新声混在一起用了，于是就有了崭新的、跟古代不完全一样的音乐，称为新变声，所以丝路上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 还有一类是法曲，就是宗教的乐曲，宗教配合诵经一直是有音乐的。佛经里面有的内容我们是把它翻译了，还有很多是唱诵的经文，都是声音的唱诵，这种曲子就是法曲。佛教也是从外国传进来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交流。 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这是说唐朝天宝十三载，唐玄宗作为一个懂得音乐、爱好音乐的皇帝，诏令以法曲与胡部乐合奏，从此朝廷的音乐演奏完全失去了古代的法度，而将先王留传的乐曲称为雅乐，后世新创作的乐曲称为清乐，与胡部乐合奏的乐曲称为燕乐。 大家知道词是长短句，那是因为它的音乐不整齐。诗是“二三”或者“二二三”的节奏，因为我们人体的构造，说话两个字两个字一停顿比较方便。可是配合音乐不一定就是两个字两个字这么整齐合适。所以燕乐和法曲，跟古代的雅乐是完全不同的。词就是为了配合燕乐的歌唱，而按照音乐的谱子填写的歌词，所以我们说填词不说是作词。它之所以流行得如此之广，因为自从这么新兴美好的音乐传进来以后，根据中国音乐史的记载，那种音乐真是美妙，高低抑扬、变化无端，比中国古老的雅乐、清乐不知道更有多少动人之处。所以那时候，不光是一般人要学习按谱填词，在法曲唱诵的时候，有时佛家年轻的弟子们一边抄这些佛经，一边也抄写一些流行的歌曲。
20世纪60、70年代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时候，图书馆买进来一本非常厚重的书，是饶宗颐先生编的《敦煌曲》。一切事情万物过渡都有一个机缘。饶宗颐先生为什么能编出那部书，因为饶宗颐先生于1967-68之间曾受聘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作研究差不多有一年之久。人就是看你用功不用功，你不用功一切都是死的，如果你自己有心灵、有理想、有追求，你从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到它的意义和价值。饶宗颐先生就在他访问期间，走遍了法国的国家图书馆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为什么研究中国的文化要去外国的博物馆，就是因为我们晚清的时候国家真是积弱，很多东西没有法度，没有人管理。那时敦煌有一个王道士，因为敦煌有一处洞窟倒塌了，当时的政府没有人闻问，而西方的考古学家、汉学家英国的斯坦因与法国的伯希和到中国来，他们发现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就向王道士用很便宜的价钱买走了几万几千的敦煌残卷。这是我们国家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说它好不算好，我们现在看饶宗颐先生对它的赞美。饶宗颐先生在《人间词话平议》中写道：“予诵正中词，觉有一股莽莽苍苍之气，《鹊踏枝》数首尤极沉郁顿挫。”“正中”是冯延巳的字，饶宗颐先生看了他的词感受到有一股茫茫苍苍之气迎面而来，笼罩宇宙，不是可以以只字片语来解释的。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这种小巧与精美，而是铺天盖地而来的感情的气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