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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周勇 邵晶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经过2011—2015五个年度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考古发掘，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石峁城址；揭露了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樊庄子“祭坛”等重要遗迹。上述工作为探讨石峁城址的兴废年代、聚落结构与布局、文化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之石峁遗址（资料图 图源网络） 碳十四系列测年及大量器物标本显示，石峁城址兴盛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系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种种迹象表明，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原始聚落，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滥觞阶段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输入了新鲜血液，对于重新描绘公元前2300年华夏沃土上“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 “皇城台”为高等级建筑的核心分布区，周边以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包裹。台顶分布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北侧有池苑遗址。2015年调查发现其北部尚有多达9级的护坡石墙，垂直高差约70米。通向皇城台的门道位于台体东北部，面向内外城墙。20世纪70年代仍可见自台底通往台顶的石砌踏步，今尚辨其两侧对称分布的“墩台”等石构建筑。 皇城台的功能相当于后世城址中的“宫城”，布局有序、坚固雄厚、巍峨壮丽，大型宫室云集、建筑考究、装饰华丽，是整个城址的中心和贵族居住区，也是宫庙基址、祭祀等礼仪性建筑所在。皇城台的修建倾注了建设及使用者的大量精力，在追求本体固若金汤的同时，保持其威仪感和震慑力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是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间，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内外城城墙总长度约10公里，宽度在2.5米以上。 石峁城内以天然沟壑为界区分的16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小单元（梁峁）上均分布着居址、墓葬等龙山时期至夏阶段的文化遗存。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暗示着遗址内部囊括了众多小规模血亲集团，当是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结果。 五年以来，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外城东门址。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马面等城防设施，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牙璋、陶器和石雕头像等重要遗物。 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精巧、保存完好、装饰华丽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即使在四千年后的今天，经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严肃穆。作为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坚固雄厚的外城东门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 二  石峁遗址出土人面石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表明，石峁遗址所在的榆林地区共发现遗址13881处，其中仅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就达4446处，占已知古代遗址总数的32％左右。在这444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处；1万～50万平方米之间者1452处；50万～100万平方米之间者11处；100万平方米以上者仅石峁遗址1处。虽然目前尚不能确认该区域仰韶和龙山时期遗址的各自数量，但仅从这一初步统计所反映的趋势来看，遗址分布高度密集，暗示着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口的急剧膨胀。 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该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唯一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与周围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构成了四级聚落结构。从空间分布形态来看，处于第二等级的聚落（50万～100万平方米）多是次级中心，周边散布着数量不等的面积在1万～50万平方米之间的中小型遗址。正是这种多层级的聚落结构系统，“聚邑成都”，形成了以石峁为顶端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奠定了王权国家——石峁的政治、经济及人力资源基础。 考古资料显示，仰韶文化晚期至夏阶段（约公元前2800至公元前1800年）的北方地区经历了财富高度集中、高等级聚落涌现、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形成的过程。该过程中，聚落规模差异逐步加大，聚落等级化趋势明显；防御需求越来越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占卜等现象日益常态化，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之一；大型宫室、祭坛、王陵等反映社会公共权力的设施形成；个人财富不均、城乡分化初现，开启了早期城市化道路，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进入公元前2300年后，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及晋西北地区中小型聚落数量暴增，中心聚落与小型聚落规模相差悬殊，每个（次）中心聚落的控制区域面积或在数百平方公里上下，使得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最终形成了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 三  石峁遗址出土陶器（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关于石峁遗址性质的认定从其横空出世之日起就引起了历史学界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先秦史学者沈长云先生率先发声，从古代文献及历史地理角度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此说一出，学界瞩目。 作为主持石峁遗址考古发掘的考古工作者，面对史学界关于石峁遗址族属与性质的快速反应，促使笔者也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与之相关的问题。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在没有获得充分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倾向于探讨考古学文化或某一遗址其背后的族群，或者与上古历史人物的对照匹配。这也是考古学本身为人诟病的“见物不见人”的短板，但未尝不失为一种审慎的态度。基于这种立场，我们觉得还是应当立足于对石峁遗址本身进行客观介绍，避免对之做出考古学之外的任何解释。 作为龙山晚期最大城址，鉴于其宏大的建筑规模、复杂的城防设施、数量庞大的精美玉器、农牧交错的地理区位以及其处于临界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关键时间节点等因素，石峁遗址从确立其规模及城址结构开始，学者们就试图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 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说，以石峁、新华、大口二期为代表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有着深厚的区域文化渊源和传统，其分布范围大致在今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及山西西北一带。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自公元前2800年以来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有着类似的居住形态、生活用器及丧葬习俗，暗示着考古学文化背后人群的一致性。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来说，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与陶寺遗址中晚期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体现在直口肥足鬲、单把方格纹鬲、圈足瓮、粗柄豆、铜齿轮形器等器物上。除此之外，二者均见几何纹壁画、大型墓葬都有侧置壁龛盛放随葬品等现象。这些不见于其他同期遗址的典型器物或现象都暗示着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陶寺遗址早期与中晚期文化面貌迥异，以中晚期为代表的陶寺遗存的分布范围不出临汾盆地。陶寺都邑的兴衰是否和石峁人群的南下存在联系，值得我们深思。  石峁遗址出土玉雕双面人头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们认识到，石峁遗址虽然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但学界真正了解遗址规模及文化内涵仅仅起步于五年前的一次系统区域考古调查及随后持续开展的发掘工作。石砌城垣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不小于2.5米，若以残存最高处5米计算，总用石料量12.5万立方米，其动用的劳动力资源远非本聚落人群可以承担。石峁城址的石砌墙垣不仅是处于守卫上的需要而构筑的防御性设施，更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经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如果说城墙体量反映的城址规模是推断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尺度，石峁遗址无疑已经具有了早期城市的必要因素及特征，与其周边数以千计的中小型聚落正是早期国家形态下所谓“国”和“野”的具象体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石峁遗址的统治者掌握了操控公共权力及控制祭祀权力的可能，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有鉴于此，我们将石峁遗址的性质定义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它具备了集约人口、集约经济、聚敛高等级物质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韶时代的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与宗教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