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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因其早期的重要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应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地区），故名。桐城文派理论体系完整，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影响深远。 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 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桐城派以地域而命名，主要因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为桐城人，但是，在桐城派发展早期，并没有旗帜鲜明的使用桐城派这一名字。在桐城派“四祖”中，前“三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虽然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程晋芳、周永年语“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也未明确言“派”。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桐城派代表人物（资料图 图源网络） 文章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 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 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思想主张 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 刘大櫆进一步探求了散文的艺术性，提出了“因声求气”说，是姚鼐的老师，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 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桐城如何成“派”？ 清代诗、词、文俱有其派。以地域名派者，诗有秀水派，词有常州派，文派则莫盛于桐城派，故当时有“天下高文归一县”、“声名冠天下”之盛誉。那么，时属僻壤的弹丸之地桐城，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使桐城成“派”呢？周中明教授的近作专著《桐城派研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首先，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生态环境”，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坛“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之陋习，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清正雅洁的正途。 如戴名世说：“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又说：“窃以谓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可见宜人的自然风光对桐城派作家师法自然、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桐城“外江内湖”的开放性和“群山为之左右”的封闭性的地理位置，又使戴、方、刘、姚“四祖”等“得以经常往来于南挥作用，提高声誉，扩大影响”；内陆交通封闭的特征，才又使世俗腥风秽雨的侵蚀得到抵御。戴名世说：“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这种淳朴社会风气，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独特性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 桐城人历来把“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正因此，桐城明清两代就拥有进士265人，举人589人，其人数之多，比同属安庆府的怀、潜、太、宿、望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数倍以上。“宋画第一”李公麟、明代进步政治家左光斗、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清代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都出自桐城，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才的辈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桐城“成学治古文者综干百计”，所以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 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即喜爱同乡里众学子“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能成为桐城派创始人，又与他常同开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大有关系；刘大櫆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又离不开“名重京师”的方苞的栽培、赏识和提携；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则又直接得力于刘大櫆的谆谆敦诲。 这种名师出高徒、代代相传的连锁反应，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辈出，出类拔萃。 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十分严厉。如方苞五岁，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画，未成童，“五经”即能背诵；刘大櫆父兄均以教书为业，幼年即从读，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二十岁即授徒四方；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 同时，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戴、方、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根。如戴名世说：“得闻先世遗训”，听长辈“相与述先世轶事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余虽幼，备志之于心。”姚莹也指出：“夫劳者乃成之资，而逸者实败之券也。”他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才在各自的事业上卓有建树的。 尽管戴、方、刘、姚等出身于官宦、书香门第，但其家庭并不富裕，所以重视留给后代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忠厚为本”、“读书好古”、“清贫自守”等。如姚莹说：“家德所传，惟以忠厚为本。”又说他所得的遗产，“独先世遗书而已”，而先世“虽或仕于朝，官于四方，独无余禄，以给子孙，及莹之身益困，常惧坎坷，不能自立，以坠先人之业也。”因此促使他“日夜兢兢，冀有所就”，历经十余年的刻苦努力，终成大器，以奋勇抗英的民族英雄和“姚门高第弟子”而闻名于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