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儒家乐教与德性圆满》 作者：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核心要点】夔教胄子，因其作为未来的治平之才，最初级的任务是修养自身的心性；终极目标则是成为一国或者天下的道德表率，提振万民的习俗与风气，而诗是贯通这一切的最直接的枢纽。为此，贵胄必须从接受诗教开始，从自身做起，而着眼于风教。《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以诸侯风化天下的政教，必始于乐。 先哲既已洞知德性易入偏颇，又如何提出过解决之道？答案即在《尚书·舜典》之中：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帝命夔“典乐”，职责是“教胄子”，即教育国子，使之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等“四德”，马融依次解释为：正直而色温和；宽大而敬谨；刚毅而不害虐；简而无非奡嫚。《舜典》“四德”均在前述《皋陶谟》“九德”之中，两者旨趣一致。“四德”为“九德”之要，乃胄子道德达标的基本要求，故舜帝特出言之。养成胄子“四德”之责，由“典乐”之官承担，亦即通过乐教来完成。以今人之观点视之，简直不可思议。然《皋陶谟》所说，绝非空穴来风，乐官教胄子之制度，确乎见存于先秦教育体系之中。如《礼记·王制》载，乐官之长乐正，以诗、书、礼、乐“四术”来“造士”(从王太子到元士的嫡子等贵族子弟)：“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为乐正必须顺从的先王之道。又如《礼记·内则》载：“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十五岁)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礼记·文王世子》贵族子弟所学科目，乐教所占比重尤大：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龠师学戈，龠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干戈是《万》舞的道具，羽龠是《龠》舞的道具。前者象武，后者象文。小乐正、大胥、龠师、龠师丞四者是乐官的下属。足见礼乐是先秦时期国子学习的主要课程。  乐教（资料图 图源网络） 乐何以能教人，其机理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乐能正面引导人的性情。人皆有喜怒哀乐之性，性存于内，外发则为情。外物感于心，心动则性起，性起则情发，故情由心出，音为心声。《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乐记》对音乐发生的机理、功用以及社会影响，作了成体系的表述，而归宗于情。唐君毅先生说：“《礼记》之论礼乐之原，皆直在人文之始创处立根，以见此礼乐之文之始创，乃纯出于人情之自然。” 人皆有情，音是其表露形式。但人情殊万，高下不一，“有节有侈，有正有淫”(《吕氏春秋·古乐》)，既有“正声”，亦有“奸声”，并非都合于道德理性。人是群居的动物，具有社会性，因此，音的外发不可简单视之为个人行为，必须顾及对周边人群的影响。不同的音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或积极，或消极。《礼记·乐记》孔颖达疏：“乐声善恶，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则善声应，所感恶事则恶声起。”人心所感事物的善恶，决定应感者所出之声的善恶；万万不可忽视的是，乐又能“下感于人”，即反作用于人，“乐又下感于人，善乐感人，则人化之为善，恶乐感人，则人随之为恶。是乐出于人，而还感人，犹如雨出于山而还雨山，火出于木而还燔木”。各色心声不断外发，闻者的心境难免受其左右，“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礼记·乐记》)。善倡则善和，恶倡则恶和，《乐记》说“倡和有应”，是之谓也。由此引发出“心术”的问题。 心术，术犹言道路。心路端正与否，对人生极端重要。正确的心术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与外物的交互感应中，渐次而成形。《乐记》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人性的禀赋千差万别，良莠不齐；外物更是形形色色，善恶不等，若长期为淫荡奸邪的外物所感，必然招致恶果，“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世浊则礼繁而乐淫。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流辟越慆滥之音出，则滔荡之气、邪慢之心感矣。感则百奸众辟从此产矣”(《吕氏春秋·音初》)。所以《乐记》说：“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心术的形成，与所感受的音乐的好坏直接有关，不可不慎重对待。 鉴于音乐品位的复杂性，《乐记》将今人所说的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乐的层级最高，《乐记》说“德音之谓乐”。乐的作用是端正人情，使之及于中和之境。《乐记》说：“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其意义在于用道德理性管控人情。徐复观先生说：“性与情，是人生命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不能仅靠‘制之于外’的礼的制约力，而须要由雅颂之声的功用，对性、情加以疏导、转化。”最得乐旨。 乐之所以能管控人情，首先涉及乐的结构。在儒家音乐理论中，乐之为体有三：志、声、容，其表现形式则为诗、歌、舞。《乐记》云：“诗言其志，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皆本于心。”孔颖达疏：“容从声生，声从志起，志从心发，三者相因，原本从心而来，故云‘本于心’。先心而后志，先志而后声，先声而后舞。声须合于宫商，舞须应于节奏，乃成于乐。”甚是。 乐的三要素中，诗言志达情，是乐的灵魂。《尚书·舜典》孔颖达疏：“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故教其诗言志以导胄子之志，使开悟也。作诗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长歌之，教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谓声长续之。”《诗》乃是“言志之书”，能令人“生长志意”，习之可以“导志”、“开悟”，端正心志。此外，诗旨深远，“直言不足以申意”，所以要“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诗与歌浑然一体，不能分离。诗之可贵，在于“思无邪”，表达的心志中正不偏。 今人多将《诗》理解为单纯的文学作品，大失《诗》旨。在以德为本的上古中国，《诗》与《书》、《礼》、《乐》、《易》、《春秋》等都是德育教材，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此处的兴、观、群、怨，在《诗经》学上非常著名，可谓尽人皆知，朱熹《集注》分别解释为“感发志意，考见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又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为“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可见孔子以正性情、敦人伦为《诗》旨大要。 诗言志，为有感而发，为礼乐的先导。孔子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乐记》则云“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唐君毅先生解释说：“其情之见于乐，亦即其义之由此以立，其德之由此以尊。此乃纯为将君子之乐，视为君子之性情、志气、德之直接表现之论。” 《诗》诉说情志的形式，往往衷肠百转，一唱而三叹，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诗》所包含的曲式，杨荫浏先生归纳为如下十种：一个曲调的重复，如《周南·桃夭》；一个曲调的后面用副歌，如《召南·殷其雷》；一个曲调的前面用副歌，如《豳风·东山》；在一个曲调的重复中间，对某几节音乐的开始部分，作一些局部的变化，如《小雅·苕之华》；在一个曲调的几次重复之前，用一个总的引子，如《召南·行露》；在一个曲调的几次重复之后，用一个总的尾声，如《召南·野有死麕》；两个曲调各自重复，联接起来，构成一个歌曲，如《郑风·丰》；两个曲调有规则地交互轮流，联成一个歌曲，如《大雅·大明》；两个曲调不规则地交互轮流，联成一个歌曲，如《小雅·斯干》；在一个曲调的几次重复之前，用一个总的引子，在其后，又用一个总的尾声，如《豳风·九罭》等。其表现手法，极富变化。 通过善声影响民心，树立良善的民风，离不开诗。《毛诗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诗教能齐一天下的民声，是成本最低、收效最快的教化方式，所以《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然“诗之感人，尤不如乐之直接”，故又以乐器、舞蹈烘托，“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礼记·乐记》)。以琴瑟美化其声音，以干戚振动其身体，以羽旄装饰其道具，以此奋动天地之至德，感动四时气序之和平，彰显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万物之道理。是以“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其乐播行于世，则伦类清美、耳聪目明、血气和平，足以移易蛮风陋俗，使天下趋于安宁。 所有的艺术形式，都紧紧围绕“中和之德”的主题展开，不仅诗旨要中正，乐器的大小、音响的清浊，也要适度中正，不可对听觉造成不良刺激。乐器与乐器的配合，亦须协调，八音克谐。《吕氏春秋》认为“乐之务在于和心”，并论及乐器“适”人心的问题：“夫音亦有适”，“太钜、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吕氏春秋·适音》)。 《乐记》云：“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孔颖达疏云，“德在于内，乐在于外，乐所以发扬其德，故乐为德之光华也”。唐君毅先生说，“诗之意义与韵律，与乐之节奏，固皆表现吾心之理”，“心之有所期、有所志，原于性，而性即性之理，故诗乐兼达情与显理”。乐的终极目标是善化人心，故《乐记》云：“致乐以治心。” 诗、歌、舞一体的乐，既有性情中正的主旨，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听者浸润其中，反复涵泳，陶然欲醉，自身心情不能不与之和同，感化的效果最为直接。《乐记》在纵论音乐的功用之后，感慨地说：“乐观其深矣！”意思是说，“乐为道，人观之益大深”，孔颖达疏引皇侃之言称，“乐观其深”是“古语”。可见古人皆知乐之机理精致博厚，妙理湛深，可运之无穷。大雅之乐，可令人倾倒，季札观《韶》，为舜的大德之乐而由衷感叹：“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韶》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感慨“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赞扬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 乐与治道、风俗的关系，《吕氏春秋》亦多所论及，如“欲观至乐，必于至治。其治厚者其乐治厚，其治薄者其乐治薄。乱世则慢以乐矣”(《吕氏春秋·制乐》)，“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吕氏春秋·适音》)等，皆是。 惟其如此，故听乐可以知政。季札聘鲁观周乐，乐工为之歌二《南》，季札赞其“勤而不怨”，不愧为王化之基；为之歌《邶》、《鄘》、《卫》，赞其“忧而不困”，而知康叔、武公德化深远；为之歌《王》，赞其“思而不惧”，犹有先王之遗风；为之歌《豳》，而赞其“乐而不淫”，猜测为周公之东所作；为之歌《齐》，赞其有泱泱大国之风，为东海表式，或将复兴；为之歌《唐》，赞其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这些是较为正面的评论，季札也有较为负面的评价，如为之歌《郑》，感叹虽有治政之音，但为政琐细，民弗能堪，不久将亡；为之歌《陈》，而觉淫声放荡，无所畏忌，如国之无主，其亡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夔教胄子，因其作为未来的治平之才，最初级的任务是修养自身的心性；终极目标则是成为一国或者天下的道德表率，提振万民的习俗与风气，而诗是贯通这一切的最直接的枢纽。为此，贵胄必须从接受诗教开始，从自身做起，而着眼于风教。《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以诸侯风化天下的政教，必始于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