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丕 （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从宫人相杀到甄氏冤死，再到试图谋害弟弟曹植，曹丕的罪恶被周宣这位占梦大师一一道出。张承宗指出：“曹丕与曹植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也利用宫人来为自己谋私。”“曹植自恃有才，任情而行，不知道利用宫人，而未能立为嗣。曹丕利用宫人，玩弄阴谋夺得王位继承权，后来又禅位称帝，很可能有宫人冤死于其事，他心中有鬼而时做噩梦。”（《三国两晋南朝宫女考略》）宫人们之所以愿意为曹丕继承王位的竞争助战，是因为曹丕对他们有口头的许诺；而宫人们又互相争宠，互相嫉妒，互不相容，所以动了刀子。因此，从本质上讲，曹丕与多位宫人都有权与色的交易——权是预支的，色是现成的；而在曹操去世之前，这种交易就已经达成了。《世说新语·贤媛》第四条载：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一代贤明的皇后，一位善良的母亲，居然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迸发出极端的诅咒，甚至连他的葬礼都不参加：不是母亲太无情了，而是儿子太丑恶了！在这种情况下，贤明而以礼自持的甄后“有怨言”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她的大家闺秀出身以及良好教养和高尚人品，决定她凡事都要讲原则，她更多地是在政治层面的长远利益上为夫君和太子着想，克尽自己作为皇后和母亲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她永远也不懂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强权的地方从来都是没有正义和原则的；在这种鬼地方，原则和正义只会招致仇视，只会给自己带来祸害。其实，作为女人，特别是深爱自己丈夫和家庭的女人，对介入其家庭生活的女性有点妒忌之心本不为过；但甄后的心胸是非常宽阔的，她不仅不好嫉妒，还经常劝说曹丕“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如任氏出身名族，她的美德和美貌为甄后所推崇，只是由于性格狷急，小姐脾气太大，招致曹丕的不满，最后被驱逐出宫，当时甄后就曾竭力劝阻曹丕，挽留任氏，为她开脱，为她说好话，其豁达的气度和善良的品格实在令人感动，所谓“宠愈隆而弥自挹损”（《魏志·后妃传》裴注引《魏书》）正是她的一贯作风。这样的皇后真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啊。所以，甄后的无辜被害，给她的儿子魏明帝造成了最深的创痛。《魏志·后妃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载：“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其实，郭后得宠仅仅是甄氏被害的表面原因，深层的原因应当是甄氏反对曹丕纳山阳公二女为妃。郭后就是在这方面向曹丕进了谗言，因为只有将生活问题政治化，才能触发曹丕的杀机。郭后这个女人非常工于心计，也很有政治手腕儿。《魏志·后妃传》说她：“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践阼，为贵嫔。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可见曹丕成为阿瞒的接班人，她是谋划者之一。这也说明她在东宫侍候阿瞒的时候，与曹丕的关系就已经不同寻常了。可叹甄氏已经屈死，还要被她满嘴塞糠，被发覆面，就这样，一代绝世的佳人在被彻底丑化之后走向了那不可知的幽冥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的亡灵连申诉冤屈的自由都没有了——她的嘴巴已经被糠粃封杀了。所以，魏明帝哭了，为自己的母亲痛哭，为一个世界上最美好最不幸的女人痛哭。甄氏三岁丧父，她的一生从不幸开始，青年时代又遭遇婆家袁氏的族灭乃至夫君的败亡，而最后又以不幸终结。虽说是自古佳人多薄命，可甄氏的遭遇今日想起来也令人郁闷。然而，对这段悲哀的情史后人却有新的演绎。《文选》卷十九《洛神赋》唐李善注引了一篇《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帯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在我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曹植 这篇《记》的出现使这段情史更为复杂，也更为引人。因为按照它的叙述，“三曹”“交争”的局面就出现了，好事的文人们自然为之精神一振。其实这个故事在我国中古时代的文献中绝无任何记载，尤其是晋人陈寿的《三国志》和刘宋裴松之的注，竟然无一言涉及“感甄故事”，这是最值得关注的情况。不仅如此，前引《三国志·方技传》，曹丕说：“我昨夜梦青气自地属天。”周宣为曹丕解梦：“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而此时曹丕已派遣使者携带着玺书前往赐死甄后，“闻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这足以表明下文所说的曹丕“欲治弟植之罪”，实与甄氏无关，否则，来自太后的压力就不会起到保护曹植的作用，曹植必死无疑。另外，甄氏比曹植大10岁，在她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所以“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的说法实在是荒唐可笑的。而后来曹丕、曹植为争立太子的问题，关系一直很紧张；尤其是在阿瞒去世，曹丕称帝以后，曹植过着囚徒般的日子，一直被地方官吏监管，乃至缺衣少食，病弱不堪，其保全生命尚且有赖于母亲卞氏的呵护，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开展叔、嫂恋？又怎敢将所谓“植甄隐情”写入诗赋授人以柄？曹丕的文学成就虽然与曹植有天壤之别，但也是一位诗文大家，有什么文章信息他读不懂？其实，对曹植而言，甄氏是他的亲人，而不是情人，和当时的许多皇亲国戚一样，她对这位美丽、贤德的嫂子可能非常尊重，也非常喜欢，甄氏对曹植的才华也可能非常欣赏，他们的关系至多也就是这样。清潘德舆指出：“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观其《答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词赋为君子；《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仁心劲气，都可想见。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处于太阴，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谗谤而多哀惧，故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相类也。首陈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交结为愿，岂非诗人讽托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于此。”（《养一斋诗话》卷二）我们看到，在魏文帝和魏明帝统治下的那样一个充满杀戮、嫉恨和虚伪的时代，曹植并未消解自己神圣的政治热情和生命激情，也没有消解自己浪漫的遐思和天真的性格，更没有消解自己崇高的理想和精神的追求。尽管他屈从于皇权的专制，但是他从未丧失独立思考的倾向和能力。他无怨无悔，忠于国家，忠于君王，热爱亲人，恪守友情，心怀志义。在他瘦弱的身躯内一直涌动着一股伟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使他试图在生命的凄苦泥淖和险恶沼泽中开辟出一条宽阔的运河，奔流不息，一往无前，逐渐把两岸植被周围的污泥浊水裹挟出去，开拓出一片蓊郁、丰美的草原，清流掩映，天鹅起舞，一片生机。如果说在汉魏时代的人性荒原中，甄氏是一朵绚丽的玫瑰的话，那么，子建则是一株挺拔的青松。因此，无论对曹植，还是对甄氏，所谓“感甄故事”都不过是佛头着粪而已：这是对神圣与崇高的消解，这是对光明与纯洁的遮蔽，这是对美丽与庄严的摧残，这是对伟大与永恒的破坏。 真希望甄氏是子建的妻子，也真希望甄氏是子建的情人，更希望甄氏已经化作了洛水之神——她凌波微步，冉冉升起，在浩渺、自由的天宇中，陪伴着子建缓缓地飞升，直到那光明灿烂的天堂，一如俾德丽采之与但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