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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的生命有美好的未来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 王光明 钟华生 参加讨论

    使人的生命有美好的未来
    ——专访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学者刘述先
    文/王光明 钟华生
    
    刘述先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早在1958年,刚刚在台湾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刘述先就得到了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的引介,进入台湾东海大学教书。50年过去,刘述先已成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余英时、杜维明齐名。5月18日,刘述先做客深圳,在市民文化大讲堂上做了一场有关“儒学的复兴”的演讲。当天晚上,刘述先在其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一套灰色西装,一个粗框眼镜,一头灰白的头发,一种温和的笑容。单从外表上看,刘述先就是一位质朴而平易近人的学者。他告诉记者,现在他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使“地球村”里不同的文化和谐共存?如何使人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站在本位立场上吸收外来文化
    《文化广场》:在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儒学的复兴”意味着什么?这种复兴具有怎样的特点?
    刘述先:任何传统文化,都是站在本位的立场上去吸收外来文化。如果自己没有根基,那要怎么去吸收外来的养分?这是不可能的。当代新儒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护住自己的“道统”,即认为“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传统,同时加以阐述和保护,这也是儒学复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过去的“道统”是不够的,我们有太多主观的东西,缺乏对世间万物的客观认识,所以我们要向西方“取经”,学习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学习西方的逻辑等等,以开拓我们的“学统”。例如我们传统的“仁政”目标很高,但历朝历代做起来发现很难,而西方几百年来却能通过宪法、制度,在统治方法上逐渐完善,这就值得我们学习。因此,新儒家对西方是不排斥的,我们站在自己传统文化的本根上,对有利于实现“仁政”的外来文化,都会主动吸收。
    《文化广场》:在您看来,判断儒学的精华与糟粕,有怎样的标准?
    刘述先:从孟子到王阳明,再到新儒家,都认为一个人生下来后,他的存在和价值,他的理和情都不应该分隔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良知,这个良知会让人知是知非。正如王阳明的《咏良知》所说:“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我认为,判断儒学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就是人的良知。
    避免绝对卫护与彻底污蔑
    《文化广场》:在当代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应该如何摆正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的世界中发挥出更多的作用?
    刘述先:正如宋儒提出的“理一分殊”,这个片语的含义是说,终极的道理虽然只有一个,但表现却是千变万化的。朱熹曾以“月印万川”的妙喻来说明这种情况:虽然是同一个月亮,但投影在平静水面和汹涌激流中却能出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当今世界是多元文化的大汇聚,就像一个“地球村”,如果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人相互排斥、发生矛盾,那么这个时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所以,不同的文化之间越来越需要交流,西方就有一个口号:“不对话,即死亡。”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世界是个多元化的格局,另一方面我们要让各种文化都有生存的空间。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无须自渎,像王阳明的诗所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但我们也不可以文过饰非,看不见我们自己传统的缺失,无法鞭辟入里,那也就难以掌握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更无法有效地谋求对治之道。
    具体来讲,我们应该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绝对无条件地护卫传统文化,另一个是彻底对传统文化加以污蔑。其实,传统文化中好的、坏的地方都应该直接地指出来,有的地方需要我们重新加以诠释,恢复传统的睿智;有的地方需要我们彻底加以改造,才可望开拓清新的视野。
    《文化广场》:您研究儒学这么多年了,现在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刘述先:正如刚才所说,我近来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碰撞在一起,已经没有办法隔离开了,大家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村”里面,如何才能和谐地相处?如何才能让人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何才能不走向毁灭?
    我认为,我们必须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社会和谐,才可以开创更丰富的意义与价值,不至于失落了定盘针,陷入自毁与灾难的绝境。
    学术、通俗两个标准并行
    《文化广场》:近两年来,“国学热”成为了中国内地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诸子、史记等传统经典成为热门读物,专家学者解读经典的著作成为了畅销书,中小学教材不断加入更多的国学内容,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国学院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孔子学院也出现在世界各地。对于这种“国学热”,您如何看待?
    刘述先:据我所知,“国学热”的争论只在内地存在,台湾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争论。国学一般是指对中华传统经典的理解和诠释,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范围和标准:一个是专家学者的范围,有严格的学术标准;一个是通俗化的范围,就是把经典的意义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举一个例子,于丹并不是对《论语》进行狭义的解读,而是出于一个现代人对《论语》的理解和反应,引申出一些对现代人有所帮助的想法。按照专家的标准来看,于丹的诠释在文献上、方法论上是有缺失的,这种批评是可以的,但也仅限于学术的小圈子里面。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把于丹的书当作大众读物来看,它能够引起大众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并且使大众读完之后觉得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有帮助,那于丹做的事情是应该得到鼓励的。所以我觉得两个标准应该是并行的,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一件事情。只有用多元的标准去看待一件事情,才能清楚地看出它的优点和缺点分别在哪里。我个人觉得,于丹的书畅销并不是坏的现象,它对于大众的自我提升有很大的作用,大众与其去读一些很一般的书,还不如去读读于丹的书。
    国学内容不断增加和变化
    《文化广场》:在您看来,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刘述先:我不关心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国学”只是一个标签而已,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国学这个概念也并不是最近才出来的,它不是一个新名词。对于国学的理解,从来都没有一个严格的学术定义。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孕育出来的经典及其诠释,它的内容不断地在发展。例如在孔子那个时代,讲究“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到了汉代,“六艺”的概念就被延伸为“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后来又从“六经”发展为“十三经”。因此,国学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在增加和变化。
    《文化广场》:有人说“国学就是儒学”,也有人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刘述先:说“国学就是儒学”,这是不妥当的,新道家的人肯定会抗议。但如果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这是可以的。虽然新道家有人主张“争正统”,说儒家不是正统,道家才是正统。但事实上从汉代开始,儒道就是阴阳互补,儒家是阳,道家是阴,就像一户人家,平常总是男人出面,尽管家里的女人很能干,但挂在这家人门口的名字还是男人的名字。况且,如果把“经”扩大解释的话,《老子》、《庄子》也是经啊,《庄子》就是《南华经》。因此,我认为“国学的主流是儒学”的说法是没有错的,从汉代开始,到清代灭亡为止,儒学都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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