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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的生命有美好的未来 ——专访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学者刘述先 文/王光明 钟华生  刘述先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早在1958年，刚刚在台湾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刘述先就得到了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的引介，进入台湾东海大学教书。50年过去，刘述先已成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余英时、杜维明齐名。5月18日，刘述先做客深圳，在市民文化大讲堂上做了一场有关“儒学的复兴”的演讲。当天晚上，刘述先在其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一套灰色西装，一个粗框眼镜，一头灰白的头发，一种温和的笑容。单从外表上看，刘述先就是一位质朴而平易近人的学者。他告诉记者，现在他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使“地球村”里不同的文化和谐共存？如何使人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站在本位立场上吸收外来文化 《文化广场》：在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儒学的复兴”意味着什么？这种复兴具有怎样的特点？ 刘述先：任何传统文化，都是站在本位的立场上去吸收外来文化。如果自己没有根基，那要怎么去吸收外来的养分？这是不可能的。当代新儒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护住自己的“道统”，即认为“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传统，同时加以阐述和保护，这也是儒学复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过去的“道统”是不够的，我们有太多主观的东西，缺乏对世间万物的客观认识，所以我们要向西方“取经”，学习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学习西方的逻辑等等，以开拓我们的“学统”。例如我们传统的“仁政”目标很高，但历朝历代做起来发现很难，而西方几百年来却能通过宪法、制度，在统治方法上逐渐完善，这就值得我们学习。因此，新儒家对西方是不排斥的，我们站在自己传统文化的本根上，对有利于实现“仁政”的外来文化，都会主动吸收。 《文化广场》：在您看来，判断儒学的精华与糟粕，有怎样的标准？ 刘述先：从孟子到王阳明，再到新儒家，都认为一个人生下来后，他的存在和价值，他的理和情都不应该分隔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良知，这个良知会让人知是知非。正如王阳明的《咏良知》所说：“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我认为，判断儒学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就是人的良知。 避免绝对卫护与彻底污蔑 《文化广场》：在当代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应该如何摆正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的世界中发挥出更多的作用？ 刘述先：正如宋儒提出的“理一分殊”，这个片语的含义是说，终极的道理虽然只有一个，但表现却是千变万化的。朱熹曾以“月印万川”的妙喻来说明这种情况：虽然是同一个月亮，但投影在平静水面和汹涌激流中却能出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当今世界是多元文化的大汇聚，就像一个“地球村”，如果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人相互排斥、发生矛盾，那么这个时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所以，不同的文化之间越来越需要交流，西方就有一个口号：“不对话，即死亡。”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世界是个多元化的格局，另一方面我们要让各种文化都有生存的空间。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无须自渎，像王阳明的诗所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但我们也不可以文过饰非，看不见我们自己传统的缺失，无法鞭辟入里，那也就难以掌握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更无法有效地谋求对治之道。 具体来讲，我们应该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绝对无条件地护卫传统文化，另一个是彻底对传统文化加以污蔑。其实，传统文化中好的、坏的地方都应该直接地指出来，有的地方需要我们重新加以诠释，恢复传统的睿智；有的地方需要我们彻底加以改造，才可望开拓清新的视野。 《文化广场》：您研究儒学这么多年了，现在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刘述先：正如刚才所说，我近来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碰撞在一起，已经没有办法隔离开了，大家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村”里面，如何才能和谐地相处？如何才能让人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何才能不走向毁灭？ 我认为，我们必须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社会和谐，才可以开创更丰富的意义与价值，不至于失落了定盘针，陷入自毁与灾难的绝境。 学术、通俗两个标准并行 《文化广场》：近两年来，“国学热”成为了中国内地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诸子、史记等传统经典成为热门读物，专家学者解读经典的著作成为了畅销书，中小学教材不断加入更多的国学内容，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国学院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孔子学院也出现在世界各地。对于这种“国学热”，您如何看待？ 刘述先：据我所知，“国学热”的争论只在内地存在，台湾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争论。国学一般是指对中华传统经典的理解和诠释，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范围和标准：一个是专家学者的范围，有严格的学术标准；一个是通俗化的范围，就是把经典的意义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举一个例子，于丹并不是对《论语》进行狭义的解读，而是出于一个现代人对《论语》的理解和反应，引申出一些对现代人有所帮助的想法。按照专家的标准来看，于丹的诠释在文献上、方法论上是有缺失的，这种批评是可以的，但也仅限于学术的小圈子里面。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把于丹的书当作大众读物来看，它能够引起大众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并且使大众读完之后觉得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有帮助，那于丹做的事情是应该得到鼓励的。所以我觉得两个标准应该是并行的，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一件事情。只有用多元的标准去看待一件事情，才能清楚地看出它的优点和缺点分别在哪里。我个人觉得，于丹的书畅销并不是坏的现象，它对于大众的自我提升有很大的作用，大众与其去读一些很一般的书，还不如去读读于丹的书。 国学内容不断增加和变化 《文化广场》：在您看来，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刘述先：我不关心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国学”只是一个标签而已，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国学这个概念也并不是最近才出来的，它不是一个新名词。对于国学的理解，从来都没有一个严格的学术定义。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孕育出来的经典及其诠释，它的内容不断地在发展。例如在孔子那个时代，讲究“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到了汉代，“六艺”的概念就被延伸为“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后来又从“六经”发展为“十三经”。因此，国学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在增加和变化。 《文化广场》：有人说“国学就是儒学”，也有人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刘述先：说“国学就是儒学”，这是不妥当的，新道家的人肯定会抗议。但如果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这是可以的。虽然新道家有人主张“争正统”，说儒家不是正统，道家才是正统。但事实上从汉代开始，儒道就是阴阳互补，儒家是阳，道家是阴，就像一户人家，平常总是男人出面，尽管家里的女人很能干，但挂在这家人门口的名字还是男人的名字。况且，如果把“经”扩大解释的话，《老子》、《庄子》也是经啊，《庄子》就是《南华经》。因此，我认为“国学的主流是儒学”的说法是没有错的，从汉代开始，到清代灭亡为止，儒学都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