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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心中无怨便可无敌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小小说月刊 张晓林 参加讨论

    文:张晓林
    苏轼是个豪放的人。他的豪放,是从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是一种天生的豪放。作《赤壁赋》咏“大江东去”,都是他内在豪放的外化。
    豪放的人,大都豁达,不计小节,体现在苏轼身上,则是悲天悯人的仁厚。苏轼从来记不住别人的过错,也不记仇。
    即使当时气得不行,甚至都怒发冲冠了,但过不了两天,他准会把这些都忘到脑后边去。这样的人,一般都会有很多的朋友。
    苏轼就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中,有王公卿相,文人雅士,世外高人,还有一些江湖中的奇人。
    
    苏轼(资料图 图源网络
    大臣欧阳修、张方平、范镇、司马光;书画家黄庭坚、米芾、文与可;高僧佛印,隐士陈季常,剃头匠阿杜等,都是苏轼的朋友。
    苏轼也有敌人。谁又会没有敌人呢?有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的敌人就已经产生了,防也防不住。
    不说李定、吕惠卿、王珪等人了,像朱光庭、贾易这号人,与苏轼素无交往,甚至连认识都不认识,心底就把苏轼当成了仇敌,甚至百般辱骂,尽露小人嘴脸。
    抛却朝政上的原因,朱光庭之流怎么会把苏轼当作敌人呢?开始我怎么也弄不清其中的玄机,后来读《全宋笔记》,才慢慢看出门道。
    苏轼的这类敌人,都是读苏轼的诗文读出来的。有的读苏轼的诗文,读着读着,脸白了,黄了,黑了,这句话是在骂我呐!
    还有的读苏轼的诗文,读过沉默了。写得太经典了!我咋就写不出来呢?于是,苏轼就凭空多出了这么些敌人。
    还有一类敌人。起初是朋友,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关系铁得很,后来却成了敌人,像章惇、沈括辈。
    朋友与敌人,这只是我们替苏轼划分的,苏轼并不一定认可这种划分。认可与否,已无法亲向苏轼考究,只能去与之有关的故事中寻找答案了。
    寻找答案之前,有一个话题得向读者交代明白。那就是苏轼是如何不肯记人过错的,且听分解。
    嘉祐六年,一道圣旨,苏轼来到凤翔府,做了“签判”。刚上任的时候,凤翔府知府是宋选,宋知府雅爱诗歌,而苏轼恰是个中高手。
    所以,刚步入政界的苏轼小日子过得就顺溜一些,舒坦一些,有诗意一些,一句话,活得有尊严。
    一年后,宋知府被朝廷罢免了,又来了一个陈知府。陈知府叫陈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与苏轼同乡。
    不仅如此,两家还是世交,若论起辈分来,陈知府比苏洵的辈分还高,也就是说,他是苏轼的长辈。
    
    苏轼(资料图 图源网络)
    按说,有了这层关系,陈知府对苏轼应多一些关照才对,但陈希亮这个人有些古怪,面很冷,做起事来得他说了算,容不得商量。
    这样的一个人,行事往往会超出常规。上任后的第三天,苏轼去谒见他。名帖投进去,仆人把苏轼领到偏房等候。
    等了许久,也不见陈希亮出来招呼,苏轼几次想离去,又觉得不合礼仪,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此,在苏轼面前,陈知府摆出了两个面孔。一个是长辈的面孔,一个是长官的面孔。
    这一年的中元节到了,苏轼因为其他事,没有去给陈希亮贺节。这本来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可陈知府却记到心里去了。
    到了黄昏,他问家仆:“苏轼来过吗?”
    家仆说:“没见苏轼来。”
    陈知府的脸很难看:“目无尊长!”他骂了一句,连夜写道折子,第二天就让人送到汴京去了。不久,苏轼就受到了处罚——罚铜八斤,几乎罚去了大半年的俸禄。
    有一段时间,陈知府似乎专意和苏轼过不去。苏轼为府衙写了几篇斋醮、祈祷之类的小文章,都是一些很扯淡的文字。
    文章的草稿呈上去,陈希亮总要这儿涂涂,那儿改改,甚至大段删减,然后扔给苏轼重写,一篇短小的文章常需往返数次,苏轼深感耻辱。
    终于有一天,苏轼爆发了。苏轼曾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举并得中高第,同僚都喜欢称呼他为“苏贤良”。
    那一天,有一个小吏在府内喊苏轼“苏贤良”的时候,恰被陈知府听见了。陈知府大怒,呵斥那个小吏道:“什么苏贤良,一个签书判官罢了!”
    还不解气,喊来衙役,当着苏轼的面将那个小吏狠狠地打了一顿。苏轼当场和陈希亮闹翻,恶骂了一架,几乎动粗,被同僚们拉开了。
    若干年后,当陈季常请苏轼为其父陈希亮作传的时候,苏轼没有推脱,或许他把当年不愉快的事早给忘掉了。
    苏轼写了一篇《陈公弼传》,把陈希亮塑造成了一个有勇有谋,敢给老百姓办事,刚直不阿的廉吏形象。
    多少年来,豫东民间一直把陈希亮视为白脸包公,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轼《陈公弼传》里演绎得来的。
    
    苏轼(资料图 图源网络)
    对于自己的敌人呢?继续看,答案已露冰山一角了。
    章惇贬谪苏轼于儋州后的第七个年头,也即元符三年,哲宗驾崩徽宗赵佶继位。不久,章惇罢相,被远谪雷州,踏上了当年苏轼所走过的道路。
    而这个时候,苏轼却遇赦行走在北归汴京的路途中了。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轼北归行至润州,由于路途的鞍马劳顿,苏轼生起病来,不得不在润州小停几日。
    连日来,朝野上下都在纷纷传言,说苏轼一到汴京,就是当朝的宰相了。对于这一传说,苏轼早些时候就有所耳闻了,他并不怎么当回事,岭南七年,已使他对人生有了更为通彻的感悟。
    忽然有一天,章援前来求见。章援来到苏轼的病榻前,“扑通”跪倒在地上,口里喊着“恩师”,已泪流满面。
    章援是章惇的小儿子,他中进士的时候,苏轼是这一榜进士的座主,这也是章援以师生之礼拜见苏轼的缘由。
    就是这个学生,在苏轼南谪的数年间,未曾给老师写过只字片纸,而这次来,却给苏轼呈上了一封长信。
    信中说,章惇年事已高,贬谪雷州,恐身心难以承受,恳求苏轼还朝以后,念在多年的交情上,对章惇援之以手云云。
    苏轼被章援的孝心所感动,他强撑病体,走下病榻,给章援写回信。拈起笔来,往事涌上心头,客栈长谈,山中游历,“乌台诗案”的出手相救……苏轼念及的,都是章惇的种种好处。
    他在信中仍称章惇为丞相,写得也很动情:“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苏轼的这些举动在世人看来也许有些傻,有些痴,有些天真,有些凭啥呀!可我却仿佛能理解些许,一个心中藏不下一点怨恨的人,他又哪来的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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