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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戒贪 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就强调，“俭约不贪，则可以养福，亦可以致寿”。为什么清廉可以致寿、贪渎足以伤身呢？因为贪官浊吏为了聚敛财富，不惜损公肥私，弄权枉法，巧取豪夺，百计搜刮。他们的所作所为，既戕害了政治的清明，又加重了百姓的苦难，所以上下交伐，既为朝廷所不容，更为小民所不齿，成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正如乾隆朝大学士陈弘谋所形容的：“贪则狼藉之声，甚于粪秽；祸害之加，甚于戈戟；防虑之切，甚于盗贼。”《在官法戒录》未曾暴露之时，心神不宁，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一旦东窗事发，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而且“秽及父母，祸延子孙”。像这样的人，心劳日拙，心力交瘁，自然难望有身心康泰之日了。  养生则长寿（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曰戒多欲 这当然并不是主张“尽革人欲”，宣扬把一切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等人的本性欲求统统视作罪恶渊薮的禁欲主义，而是指不可纵欲，将物欲的追求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沉溺于锦衣玉食，酣梦于纸醉金迷。严复说：“勿嗜爽口之食，必节必精；勿从目前之欲，而贻来日之病。卫生之道，如是而已。”（《严复集·与甥女何仞兰书》）曾国藩说：“古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他把欲的内容从物的层面扩展到精神层面，指出过分热衷于名利的追求，也是“多欲”的一种表现，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张英则详细论述了“多求多欲”造成的种种苦恼：“多求而不得则苦，多欲而不遂则苦，不循理则行多窒碍而苦，不安命则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蹐地（天虽高，却不得不弯着腰；地虽厚，却不得不小步走。形容惶恐不安，窘迫无路），行险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途之乐。”他还以饮食起居日常生活为例，来说明过分追求口腹之欲，怎样成为“致寿”之大害。“古人以眠食二者，为养生之要务。脏腑肠胃，常令宽舒有余地，则真气得以流行，而疾病少。”那些“燔炙熬煎，香甘肥腻之物，最悦口而不宜于肠胃。彼肥腻易于粘滞，积久则腹痛气塞，寒暑偶侵，则疾作矣。”睡眠也是一样，“安寝乃人生最乐。古人有言：‘不觅仙方觅睡方’”，起居有节，眠食有时，自然神清气爽，益寿延年。 三曰戒恼怒 曾国藩立的家规，有所谓“八本之教”，就是八个根本原则，其中之一是“养生以戒恼怒为本”，把“戒恼怒”作为养生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则。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就是说，自己在精神上充满生机活力，遇到烦恼之事，也就能驱恼制怒，泰然处之了。清初被称为“畿南三才子”之一的申涵光在所写家训中也说：“嗜欲正浓时，能斩断；怒气正盛时，能按纳，此皆学问得力处。”（《荆园小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淡泊处世，心康体健。假如已经有了疾病，就更应该“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曾国藩在题为《致沅弟》的一封信中说：“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等语”，“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他说“药饵”无能为力，自然失之于绝对，但注重控制情绪，戒绝恼怒，却颇合乎医理。 四曰亲近自然，动静相济 清人家训中十分注意涵养性情对养生的作用，认为一个人“性情不乖戾，不谿刻（尖刻，刻薄），不偏狭，不暴躁”，“无忤于人，无羡于人，无争于人，无憾于己”，这样就可以“无心意颠倒之病，无取舍转徙之烦”。而亲近自然则是怡性养情的重要途径。还是这个张英，在上述家训中描写了一幅“茅亭草舍”、“菜陇瓜畦”的清雅恬静的田园风光：“淡泊而可免饥寒，徒步而不致委顿。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岁时伏腊，而鸡豚可办；分花乞竹，不须多费，而自有雅人深致；疏池结篱，不烦华侈，而皆能天然入画。”曾国藩特别赞许说，这部家训“其中言养生、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要求子侄们“宜常常省览”，并且嘱咐他们“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曾国藩还强调要“多走路少坐轿”，“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这不仅是为了活动筋骨，也是戒骄戒惰的良方。关于这方面，申涵光讲了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话：“常有小病则慎疾，常亲小劳则身健。恃壮者一病必危，过懒者久闲愈懦。”心境贵宁静，而身体则应该“常亲小劳”，不可“过懒”“久闲”，此中颇有一点辩证思维。（作者：李文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