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湘兰尺牍（吴门张氏制） 图/东方早报 一 尺牍文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字的出现，单纯的口头交流越来越难以满足人际交往的需要，尺牍这种书面交流形式便应运而生，刘勰《文心雕龙》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疎；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就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发展过程。 到了汉代，尺牍中的“言志”之作日益增多，出现了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等至今脍炙人口的名篇，充分展示出作者的个性色彩。不过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先秦两汉时期尺牍大多仍附载于史籍，作为史传叙述的一部分，还没有获得独立文体的地位，例如我们熟悉的李斯《谏逐客书》就附载于《史记·李斯列传》，《报任安书》则附载于《汉书·司马迁传》。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包括“书”在内的各类文体概念逐渐明晰，例如刘勰《文心雕龙》就专列《书记》一篇，虽然他对“书”的定义仍然比较宽泛，但已经明确指出了“书”这一文体“舒布其言，陈之简牍”的本质特点；中国现存第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则进一步将“书”从广义的“书记”中分离出来，划为与“表”、“上书”、“启”、“笺”等并列的文体种类，收录了《报任安书》、《报孙会宗书》、孔融《论盛孝章书》、曹丕《与吴质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丘迟《与陈伯之书》等汉魏六朝书信名篇，从此“书”在各类别集与总集中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其独立文体地位终于确定。 唐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书”这一文体又成为古文家论道、议政、谈文的重要工具，如韩愈《答李翊书》自述治学为文心得，认为“立言”本于“道德”，提倡“惟陈言之务去”，是古文运动的重要理论文献；欧阳修《与高司谏书》为无辜被贬的范仲淹辩护，痛责身为谏官却随声诋斥忠良的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展现了嫉恶如仇、敢于直言的刚正品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诵。 二 人们之所以重视尺牍这种文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比起其他文体，“无意为文”的书简往往更能体现作者的个性。为了更集中地领略作者的人格面貌，大约从北宋时期开始就出现了收录个人尺牍的专集，上图馆藏的北宋人尺牍专集就有《范文正公尺牍》、《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山谷老人刀笔》、《欧苏手简》、《苏黄尺牍》等。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名臣、文豪的尺牍受到世人重视，并不仅仅是由于其文辞之美，更主要的是缘于作者人格魅力“垂范后世”的教化作用。不过也有些尺牍别集并不因作者人格而增重，纯以文学价值而流传后世，上图馆藏的宋孙觌撰、李祖尧编注《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十六卷（宋蔡氏家塾刻本）就是突出的一例。孙觌（1081-1169），字仲益，晋陵（今江苏常州）人，是两宋之交的著名文人，也可谓是“文人无行”的典型，其为人虽不足道，但其“名章俊语，少而成，壮而盈，晚而愈精” ，尺牍则“简练明达，读之虽与隔世，恍若同时，数语间曲见情愫，而调笑诙奇，姿态万状”，而且李祖尧为孙觌门生，其注多引用孙氏本人诗文，足资考订，其文学价值、史料价值都不可忽视。此书元明以来多次重刻，版本甚多，但追根溯源，仍以这一世所仅存的宋刻本为最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