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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朴先生是我国人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认识庞公三十多年，彼此交谊匪浅，这里仅以九十年代我与庞公的交往为主，作一点回忆，以纪念庞公。 1994年，在中美关系于“89风波”以后进入冻结期的多年后，随着美国高官访华，美国学者也终于恢复了和国内学术界的交流。这一年杜维明先生在数年禁足中国大陆之后来访北京，我当时跟他谈了再访美国的事情。1995年杜维明先生接任哈佛燕京社长后，考虑了一个计划，想请庞公和我去哈佛讲课。照这个设想，应该是庞公先去，然后是我去。但当时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带我的儿子一起去，而我的儿子正在上初中二年级。如果我在庞公后面去美国，正是小儿上初三，他这个时候若和我们一起去美国，对他的中考会有影响，所以理想的安排是在他初二这年和我们去美国，这就不会对他的中考有影响了。我把这个顾虑跟杜先生说了以后，杜先生就和庞公商量，庞公说没有问题，让陈来先去。这是庞公对我的第一次照顾。于是1997年1月我去哈佛东亚系任客座教授，当时是包弼德任东亚系系主任，同年10月我才回国。  庞朴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97年8月庞公来到哈佛，当时同在哈佛的社科院美国所的严四光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庞公来了，我立即到庞公的房间去看他。当时我们都是住在哈佛燕京长租的房子，在Garden Street的一座四层公寓楼里，一楼是哈佛警察局，非常安全。我到庞公的房间，看到他女儿送他一起来，大概他先到西部他女儿那里探亲，然后一起到东部来。我看庞公房间没有电视，就从我房间抱了一台电视给庞公。庞公甚喜，说“陈来对我当然是大力支持！”因为我儿子来美时，他单独住一个房间，我们就给他弄了一台电视。庞公来时，我儿子已经回国，所以我就有一台多馀的电视。 庞公来了以后，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活动，特别是周末逛Yard sale。因为八十年代我来哈佛，那时中国人没有什么钱，大家都很喜欢逛Yard sale，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一些需要的东西。九十年代再去哈佛，我对Yard sale的兴趣依然如故。每逢周五晚上，我就到附近沿街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记事栏上看看广告，记下周末附近Yard sale的地址，周末我就拿着地图带庞公去逛Yard sale。庞公主要是买些小电器，如电话、充电器等。有此习惯后，一到星期六早上庞公就打电话来，催我出去，成为我们在Cambridge的一项乐事。 因为住在同一个楼，平时常和庞公聊天，我印象最深的是庞公讲他在“大跃进”时期在农村的一段经历，可惜具体内容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对庞公说，你应该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让大家具体了解“大跃进”的历史，这非常重要，因为我这一代人就不太了解“大跃进”的具体历史，后人就更不了解了。 快到八月十五了，我就问庞公会不会包饺子，庞公说那还不会，于是我就操办买肉馅和菜，在庞公的房间里和面、做馅、擀皮，我和庞公两人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喝葡萄酒过节，其乐融融。总之，那两个月我和庞公的生活关系很密切。 那时庞公正集中精力作方以智《东西均》的注释，庞公最注重“一分为三”，因为方以智《东西均》书中有圆伊三点，庞公总觉得与“一分为三”有些关系，所以投入其中，乐此不疲。那时庞公作的注释已经进入后期，有一天，他写了一张纸给我，上面列了他在注释《东西均》时不能解决的事项，有二十条上下，希望我帮他解决。其中具体的事项我现在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当时也只能解决其中几项，如“新建”是王阳明等，多数的问题我也不能解决。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如果像今天一样方便，庞公也就不用询问他人了。 最值得一说的是，在这个期间庞公送给我一台笔记本电脑。那时我在家用的是286微机，是1993年买的。出门旅行当然就无法用电脑了。大家都知道，在北京的学者之中，最懂电脑的一个是庞公，一个是楼宇烈先生。庞公当时在哈佛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工作，是他女儿给他的。他女儿那时好像在AT＆T工作，公司电脑换代，旧的淘汰给员工，就拿给庞公来用了。但庞公来美之后，他女儿又拿来一台，与庞公自己用的那台完全一样，于是庞公就把这台新拿来的送给我。这台电脑的电源有点问题，我就换了一个电源，开始使用起来。当时我随身带着“嘉靖时代王学讲会”的稿子，这个稿子是我在1995年秋至1996年春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时写的。从日本回国后，此稿之所以一直未发表，是因为我看到王学讲会多在当时的寺庙中举行，所以想多找一些佛寺志方面的资料来补充。但1996年回国后，在北大图书馆一直没有找到我满意的材料，1996年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开会时我也去“中研院”的图书馆找过，也没有找到我需要的资料。所以这部稿子1997年就带到美国来了，我在燕京图书馆倒找到一些可用的资料。有了庞公给我的笔记本电脑，我就把这篇4万多字的稿子输入电脑之中，很是高兴。因为从此出国就不怕没有电脑用了。这是庞公对我的第二次照顾。 用这部电脑，1998年我写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文章，1999年春我在日本关西大学，也是用这部电脑写了《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帛书易传与先秦易学的分派》《世纪末中国哲学的挑战》等。但1999年5月当我写完《世纪末中国哲学的挑战》，电脑突然坏了。回到北京请专业人士看也无法修了。1999年秋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我就写信让当时还是博士生的彭国翔到系里找人，把这个电脑硬盘中的“嘉靖时代王学讲会”的文件复制出来，交给《中国学术》发表。庞公送给我的这个电脑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 说到郭店楚简，庞公和我的合作因缘也值得一提。1998年4月20日前后，我和庞公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就问庞公，荆门出土的竹简出版了你知道不知道？庞公说不知道啊！这批楚简是1993年出土的，由考古学、文字学的专家进行整理。陈鼓应先生因为听说这批竹简中有对话体的《老子》，所以也一直关注其出版；并跟美国学者联系，安排了在此书出版后立即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开学术讨论会。1998年4月中旬此书出版，出版后先对学界保密，只复印若干份给准备5月20日到美国参加会议的学者使用。由于北大哲学系有学者收到复印件，准备到美国开会，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我告诉庞公，听说其中有《五行》，还有一些儒家的典籍资料，你要认识文物出版社的人，想办法弄两本我们先看看。庞公听说其中有《五行》，兴趣立刻来了，说我认识文物出版社的社长，我来办。那时国际儒联成立不久，庞公为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过了几天，庞公找我，说楚简中的儒家部分已经复印了十几份，要发给在京有关学者研究，并且定于5月2日赶在美国会议之前在国际儒联开会研讨。然后他把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篇》复印件拿给我，说“这个最难的给你”。这是庞公对我的第三次照顾。于是我就用那台笔记本电脑，用了几天时间，写成了《荆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初探》。1998年5月2日在国际儒联会上我宣读了论文，当时会议由庞公主持，大家做了广泛的讨论。时任国际儒联秘书长的姜广辉兄也对郭店楚简非常有兴趣，于是由庞、姜二位代表国际儒联，在那两年中对郭店楚简的研究做了积极的推动，我作为主要成员自然也参加了儒联主办的关于郭店楚简的不少活动。 1999年秋天我到香港教书，接下来的几年中常在香港教书。2002年庞公因意见不合而离任国际儒联，国际儒联曾希望我继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我怕引起庞公误会，故未接受。但在郭店楚简方面我们继续合作。2005年庞公移驾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召开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是“郭店楚简与儒学人性论”。2005年10月27日，由我主办的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和庞公的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在北大哲学系召开了“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座谈会，对郭店楚简的发现对思孟学派研究的推动进行了专题讨论。2006年夏我到哈佛后对这一专题继续做了研究，11月我给庞公写了一个邮件： 庞公： 今天收到荀子会议的预备通知，明年8月我应该可以参加。 5月来美，暑假写了两篇《五行》的文章，一篇曾交武汉会议宣读，吾公或已闻之。大意在尊著的基础之上，再尝试提出一点新见，即以子思作郭店《五行》为前提，而提出帛书《五行》之说部为孟子所作或以孟子之名流传于当时，换言之，以子思倡之于经、孟子和之于说，来坐实“子思倡之，孟轲和之”。如此，则“思孟五行说”之成立可完全无疑。总之，目前简帛研究与思孟研究，须加入新的推动力，意以此聊备一说，以促进研究之发展也。 即颂 道安 陈来 庞公回我： 陈兄，您好！ 《五行》大作，可否在简帛网上发一下，以为小网壮威。如无不便，即烦寄webmaster@jianbo.org 敬礼！ 弟庞朴11.25。 从哈佛回国后，2007年8月即到山东开荀子会，也去看了庞公的中心新办公室，但此后庞公身体渐差，行路亦有困难，与庞公再不能像九十年代那样有密切的往来了。 仅以此小文纪念庞公。 （陈来，男，西历一九五二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一九七六年中南矿冶学院（现名中南大学）地质系本科毕业。一九八一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哲学博士。一九八六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一九九〇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参事。著有：《朱熹哲学研究》《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