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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人心 在《国史大纲·引论》里，钱穆梳理了近世史学界的三种流派：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他这样说“考订派”： 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文中没有点名，然而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说的是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主导的新考据派。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学派，有着重视考据、主张专题研究、骛趋新材料等特点，同时鼓吹西化中国。  钱穆与胡适（资料图 图源网络） 钱穆对这股学风的不满，在抗战爆发前就已表露出来。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他就写道：“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件’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在《论语新解》里，钱穆解读孔子所说的“小人儒”：“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 都在强调著述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事实上，钱穆在治学上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并不反对考据，他反对的是不以义理为归宿的考据，“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始知其所当考据之真意义，与真价值。”（1955年《新亚学报》创刊辞） 时贤对《国史大纲》有赞誉，自然也有不认同。该书付印后，史学家张其昀在重庆见到傅斯年，问傅对这本书的意见。傅斯年答：“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表示：钱穆屡屡言及西方欧美，但他的这些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问：“你既然不读钱穆一个字，又如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傅斯年不答。 此外，钱穆在书中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立场，也引起左倾学者的不满。闻一多公开在报纸上骂他“冥顽不灵”，联大左倾教授一时视钱穆为公敌。钱穆不以为意，在闻一多遇刺身亡后，还特意到其遇难之处凭吊。 学生也有反对。学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联大学生，曾上过钱穆的课，他在《上学记》中回忆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这也是蒋梦麟的看法。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0－1945年在任），内战后离开大陆。1960年代，钱穆赴美国讲学，故人重逢。蒋梦麟说：“我已经读你的《国史大纲》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书说古代的优点太多，说缺点很少。”钱穆反问：“书中所写的优处，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蒋梦麟答：“没有。”钱穆说：“既然没有，那就无妨。如今国人喜欢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口不提优点，我的书可以矫正这个偏颇。你觉得如何？”蒋梦麟点头称是。 这个回应，可说是钱穆关于《国史大纲》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书生报国的用心所在。抗战期间，甚少评论时政的他一改前辙，在报刊撰文论政。在1941年10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上，他发表题为《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的文章说：“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谓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种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悬绝。彼辈既对传统政治一意蔑弃，势必枝蔓牵引及于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全部。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矛头指向了新文化运动。 抗战期间，人在美国的胡适，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说：“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在一个求新的时代里，钱穆以峻绝之姿，为“旧中国”说话、批评主流学派，学界为之一震。而在此之前，他曾经被人视为主流学派的一员。 从中学教师到北大教授 起码张君劢（1887－1969年，学者、政治家）是这样认为的。 钱穆与张君劢相识于抗战前，张君劢第一次见面就劝他：“你何必追随胡适做考据，不如我们一起做政治活动，这样对时局会有大的贡献。”钱穆敬谢不敏：“我不是专门从事考据工作的，也不擅长做政治活动，恕难追随。” 张君劢的误解，可能代表了当时的人对钱穆的粗略印象，因为钱穆以考据成名。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 命运转折点来了。钱穆把消息告诉了苏州中学的校长汪懋祖。汪懋祖说：“你到大学教书是迟早的事，而我还有一年就要离开苏州中学，你能否与我共进退，再在这里留教一年？”  钱穆论先秦学术（资料图 图源网络） 钱穆闻言，决定先不离职，推辞了顾颉刚的推荐。但他和顾颉刚的缘分只是刚刚开始。1930年，顾颉刚主持编辑《燕京学报》，向钱穆约稿。钱穆寄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这篇文章以细密的考证，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学者刘歆伪造《毛诗》、《周礼》、《左传》等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钱穆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 值得一说的是，顾颉刚相信康有为的说法，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无疑是向顾颉刚发难。然而顾颉刚非但将之刊发，还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做国文教师。这种胸怀，令晚年的钱穆回想起来，仍感佩不已。 1930，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校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应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不久后，顾颉刚向当时的学界权威胡适写信，推荐钱穆到北大任教： 闻孟真（傅斯年）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也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能教之功课他也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由于《刘向歆父子年谱》声震士林，再加上顾颉刚的推荐，1931年钱穆得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正式任教，进入了当时的中国学术中心。以中学肄业生的学历、中学教师的身份，进入中国最有名气的学府并成为名教授，与其说钱穆创造了传奇，不如说是他自身实力的自然展现。 1912年，17周岁的钱穆执教小学，开启了一生的教学生涯。这位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无锡人，少年时期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这股力量首先表现在自我控制上。有一天他在读《后汉书》时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国藩家书》来做，然而曾国藩教人读书，务必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自己却是随意翻阅。经过这番反省，钱穆此后每看一本书，都要求自己必须通体阅读完毕，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终生恪守。 在中学读书时，他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做了小学老师后，碰到课本有篇关于戒烟的文章，他跟学生说：“老师已经吸烟上瘾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们年纪还小，一定要戒烟。”下课后，他突然觉得这一堂课上得极其无聊，自己作为老师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学生做到？于是断然戒烟，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直到离开大陆前夕才复吸。 在外部环境方面，钱穆可谓得天独厚。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老师中就有后来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吕思勉很欣赏这位学生。一次考试，钱穆非常喜欢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答起来忘乎所以，不觉考试时间已到，而他只做了这一条题。试卷一共有4道题，每题25分。交卷后，几名同学偷看吕思勉改卷。按常规操作，老师改卷只需要给分，不需要加批语。然而改到钱穆的答卷时，吕思勉用铅笔不断地在试卷上写批语，写了一纸又一纸，最后嫌削笔麻烦，干脆把铅笔劈开两半，让铅条可以随手抽出，以便快速书写。成绩发布后，只答了一道题的钱穆得了75分。 文史大家、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也是从小学教员一直做到大学教授。他年长钱穆8岁，很赏识这位同宗，钱穆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就是钱基博介绍的。钱穆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钱基博）。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严耕望感慨，“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师友相得，令钱穆的学问不断精进，很快就在江南小有名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