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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中国？ 1949年4月，江苏无锡。 江南大学教授诸祖耿在无锡车站送别朋友钱穆。钱穆是应广州华侨大学邀请，赴穗任教。他告诉诸祖耿，一个月后回无锡。俩人都没有想过，这会是他们此生的诀别。话别诸祖耿后，钱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然后乘船赴广州。 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变的风潮，将当年新风潮的领导者胡适和傅斯年，震荡出中国大陆。 钱穆没有兑现跟诸祖耿说的话，他随华侨大学迁去了香港，看着满街流离失所、无处问学的青年，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以及新亚研究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香港，他牵挂大陆的家人，一心想将他们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们选择了拒绝。 钱穆决意不回大陆。在颠沛流离中，他的新亚书院逐渐有了名气。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名字是钱穆定的，他将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为中文大学，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与校方的矛盾很快显现，他无法认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而校方也对他的建议多不采纳。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务确实影响著述，最终他离开了新亚。为示抗议，他选择了辞职而不是退休，为此失去了一笔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难民潮涌起，这块弹丸之地变得不安起来。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这时候，猝逝于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于1962年的胡适，没能看见故园“文革”的发生。 抗战胜利后，钱穆就淡出学术界的主流平台。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复校北平。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其时不在昆明的联大同事都接到了聘书，钱穆却没有等来聘请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选择留在昆明，任教于五华书院，同时到云南大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仅有两人，其中一个是刘文典。刘文典是出了名的“瘾君子”，除了在云南大学上课外，整天都待在家里吸鸦片，极少见外人。听说钱穆在昆明，却马上出门，步行到其住处畅谈——所有认识刘文典的人，都对他这个举动十分惊讶。 然而钱穆没在昆明待多久，就因为胃病复发回到了家乡，在无锡新成立的江南大学做文学院院长——那是1948年，也在这一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确定了81名院士名单，钱穆落选。  左起：严耕望、钱穆、余英时（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严耕望说，以钱穆当时的成就与名气，却未能入选首届院士，令中研院被讥为“诸子皆出王官”。关于落选的原因，严耕望分析说，“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钱穆）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馀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围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有意思的是，学界巨公不欢迎钱穆，却欣赏钱门弟子，严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赏识下进入史语所。1958年胡适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后，严耕望鼓起勇气向胡适写了长信，建议他选钱穆为院士，以洗脱“中研院”排斥异己的形象。 胡适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适去世，钱穆都未能成为院士。根据严耕望的委婉说法，是由于院内“少数有力人士”的阻挠，导致钱穆并未通过。余英时曾说，“中研院”领导层中，还是胡适对钱穆的成见最浅。1967年，“中研院”内部终于对钱穆成为院士一事没有异议了，严耕望去找钱穆签名，不料遭到拒绝，“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馀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无奈之下，严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销提名。 到了1968年，在严耕望的争取下，钱穆终于同意提名，成为院士，接近全票通过。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晚到了20年的头衔，也仅比弟子严耕望早两年。 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被视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标志性文本。文章刊发前，张君劢等人邀请钱穆签名。笃信“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清代学者章学诚语）的钱穆，拒绝了这个签名。自此之后，他与新儒家渐行渐远。 据余英时回忆，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职务时，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补助，以撰写《朱子新学案》，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学社这项补助一向只针对学术机构，不针对个人。这时新亚方面希望钱穆也辞去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钱穆不得不以个人名义申请这项补助，在杨联陞的帮助下才获通过。 钱穆在新亚时期的学生叶龙说，钱穆的离开，与新亚内部一些人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有关，走的时候并不开心。  钱穆与“素书楼”（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台湾这个地方也未能让他安度晚年。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上最后一课时告诫学生：“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国人。”接下来几年，他陷入了“素书楼风波”中，当时的台北“立法委员”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责他居住在素书楼是“非法占用公产”，逼他迁出。 尽管“非法占用”说法并不属实，但钱穆决然于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两个月后，他撒手人寰。余英时认为，“他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 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 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1930年代，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年，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钱树棠在抗战期间曾求学于迁到四川的齐鲁大学，入国学研究所追随钱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师的民族意识极强，曾对他说：“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车站站牌上，中国字下面偏要注上英文拼音？汪伪汉奸政府将它一律取消，这一点却做得痛快。只是他们将来会不会注上日文，这可难说了。”一次，美国教会派人来到齐鲁大学调查情况，钱穆负责接见，向美国人介绍情况时，他把时间一律讲成“民国某年”。美国人问：民国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钱穆严肃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1957年，钱穆在新亚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说：“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 到了台湾后，这位老人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告诉我，他接触钱穆时，钱先生已是暮年，温讷谨厚，没有盛年气象，但仍能让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长者。他听严耕望这些钱门老学生说，钱穆早年是很能跟学生玩在一起的，他们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