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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守旧吗？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他有激越的一面。在常州府中学堂肄业原因是参加学潮，当时他作为学生代表，反对学校的修身课，要求开设希腊文课，因反对无效而退学。对于革命，他是赞成的，1910年就私自剪去了长辫。他曾告诉学生钱树棠（1918－2014年，学者，抗战时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钱穆），辛亥期间，他一度计划在棉衣里塞入银元，制成类似于盔甲的战衣，去参加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役。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回忆，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极拳，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有一天在新亚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青年流氓，在门口探头探脑，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穆警告无效，怒了，“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从钱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来看，他如从军，将会是个勇猛的士兵。  钱穆与夫人胡美琦（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国学概论》是钱穆在赴北平任教之前所成的书，谈到风头最盛的新文化运动时，征引胡适、陈独秀、鲁迅诸人的材料繁多，可见他对这场运动的关注程度。书中评价这场运动时，利弊并举，语气平和。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说：“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两人相识于钱穆赴北平之前。胡适有次去苏州中学做演讲，因钱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东吴大学的教师陈天一叮嘱胡适：到苏州不要忘了见一见钱穆。那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很生僻的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他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当面向胡适询问。不料胡适也答不上来。事后钱穆反省自己“书生不习世故”，初次见面就问生僻的书，无疑是在刁难对方，但因为这个问题积压在心中已久，突然见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冲口而出。 这件事没有妨碍胡适对钱穆的肯定。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胡适在日记里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1931年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时，主持该系工作的正是胡适，其时是文学院院长。而胡适的高足傅斯年也认可这位学术新星。在北平，钱穆一度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的常客，有外国学者来史语所，傅斯年就安排钱穆坐在客人身旁，并向客人介绍说：这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成稿后，陈寅恪誉称“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更对杨树达说，“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在此书出版之前，钱穆写信给胡适，请他作序：“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能与胡适、傅斯年这些学界新领袖相得，归功于钱穆深厚的考据功力。“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认为，“钱穆从一个中学教师，最后进入大学，先成为燕大的讲师，接着在北大与新派领袖分庭抗礼，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几种杰出著作能够‘预流’，在‘预流’之馀，又能以坚实的学术证据提出更上一层的见解。” 有一年暑假，钱穆与经济学家卫挺生见面。卫挺生问他曾到过哪个国家留学。钱穆称，自己年幼失学，未能进国内的大学，更没有出国的机会。卫挺生说：“我和你虽然是首次见面，但你的《论语要略》，我拿来在家教子诵读，我们实在跟故交一样，不要过谦。”钱穆再次强调自己所说的是实话。卫挺生不无惊叹地说：“你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论语要略》能以如此新的编纂，表达如此新的观点，难以想象！”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传统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但在大潮流中做一个异类，他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在《师友杂忆》中，他这样述说在北平的生活，“余前后5年购书逾5万册，当在20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这“解聘”二字，虽是戏言，但也能让人读出一点味道来。 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钱穆与夫人胡美琦（资料图 图源网络）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1937年，钱穆发表《馀杭章氏学别记》一文，赞扬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发表《太炎论学述》，大意说，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学来统摄中国学术史，最近发现他这个做法终生不变，自己需要说出意见供读者参考，并非有意指摘前贤：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一因其文字诘屈，读其书者不多。一因其纵观博览，所涉既广，而民初以来读书风气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而主持新文化运动者，亦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近世则群敬以为大师，或目以为怪人。然固无知其立论之怪……“儒不如释”之一见，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当清末民初之际，学者菲薄传统，竞求一变以为快，太炎与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这位传统人物，并不是存心想做具体哪个人的反对者。梁启超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不满意，也有同题著作。再加上钱氏对康有为的批评，人们往往容易认为他连带贬抑梁启超。实际上并非如此。 1910年，15周岁的钱穆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为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所感染，于是发愿深入中国历史之中，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在1964年的演讲中，钱穆赞赏梁启超在欧战后批评西方文化的病痛，是“当时国人惟一大创见”，梁氏论中国传统政治为“礼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异同，“更为深见卓识”。他更认为，梁启超天资聪颖，如果活到七八十岁，“不知其学问思想又将达何境界。”还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遗恨，是赴北平时梁启超已经去世，未能与他见上一面。 钱穆将梁启超看作“中国现代传统学术人物，非仅一时代人物”。他对梁的深情，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这种深情并未使他否认古代中国存在诸多问题，在抗战时期他就说，“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 类似这种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或者，还应该听听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授课时所说的话。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连胡适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譬如说陈寅恪，当年在北平哪个青年读书人不知道，但现在又谁知道得他呢？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余英时发表演讲，梳理近代以来的风气：“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但在中国我却未碰过人会称自己为保守党。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馀地。” 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