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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为政治而生的。 从思想者走向实践者、从政治家走向思想家，他是有抱负的文化人、有思想的官员。他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国家观、社会观、人民观建立在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目标基础上。春秋以降的400多位帝王，大多是孔子思想的践行者和注释者，得之者治，不得者乱。 秦始皇打天下、得天下的战略思想是成功的，但守天下、治天下的指导思想是失败的。“焚书坑儒”至少暴露了他不懂得如何用道德教化而非暴力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埋下祸根，二世而亡。 刘邦不同。这位汉高祖一开始也是有打江山之勇、无坐江山之策，不好读书，怠慢仕儒。但他有两位儒生幕僚，一位是陆贾，一位是叔孙通。陆贾经常借念书给皇帝听的机会，灌输应以秦为鉴，以儒安邦。被洗脑的刘邦终于若有所悟，让陆贾撰写秦始皇之得失的文章读给他听。叔孙通则负责用儒家礼仪规范朝廷百官，如此这般地训练出了一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大汉朝廷。公元前195年，刘邦专门到曲阜，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祀孔子的皇帝。两个儒生，改变了一个皇帝。  汉武帝用儒学思想统治民心（资料图 图源网络） 而汉武帝更不同。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用儒学思想统治民心，缓和了阶级矛盾，推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汉武帝深知，以一种先进的价值观统领四分五裂的社会何其重要！他是孔子思想的成功践行者，是第一个使儒家学说登上中国古代思想史顶峰的帝王。一个大儒，帮扶了一个朝代。大汉王朝前后历时长达420年之久，与孔子思想垫底不无关系，此所谓“秦行霸道而亡，汉行王道而兴”。 孔子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缔造者。他的政治主张、国家政策、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社会理论、道德倡议，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锤炼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特质，以强大的内聚力、稳固性和认同感，奠定了中华文化最初的基因，引领了中华民族最早的梦想。孔子，是雄踞古代中国思想皇宫的帝王。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孔子如月，辉映中华民族思想的耿耿长河。 月在月光中走 风在风天里行 孔子如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 孔子是一位勤勉而孤独的摆渡人。 ——他奔忙于两个社会之间。奴隶社会寿终正寝、封建社会方兴未艾，孔子见证了新旧制度的更替。旧有的被摧毁，新生的还稚嫩；传统的被解构，重构的没认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孔子破船载酒泛中流，试图借回周礼以整饬社会，用儒家思想推动腐朽不堪的统治机器。但他像古希腊神话里那位徒劳而疲惫的西绪福斯，又像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那位满脑子理想、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他的渡船上，没有乘客。 ——他尴尬于两个阶级之间。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发言人、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又是没落贵族的代言人、平民百姓的接访者。他有“内圣外王”的境界，既想读圣贤之书，又想操统驭之术。他从“重民”“安民”“富民”“教民”“为民”“爱民”出发，主张宽政于民、德政于民、仁政于民、藏富于民、施教于民，但统治者责怪他偏袒贱民，老百姓奚落他是丧家之犬，两边都不让他的船靠岸。 ——他踌躇于两个角色之间。作为思想家，注定是先行者，也是孤独者；作为政治家，必然在现实的泥淖中挣扎。白天上朝满眼污秽一身脏臭，晚上回家沐浴焚香读书沉思，孔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凡人与圣人之间奔突，窘迫而痛苦。把正确的思想建立在不适宜的年代，把远大的抱负寄望于不值得的君王，是孔子的失误。但无可逃脱、无法选择，他的漏船找不到系缆桩。 尼采说：“我的时间尚未来到，有些人要在死后诞生。”孔子何尝不是这样！ 纵然如是，孔子仍然是一座人文精神的高山，耸立在中国历史如铁的长风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