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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宏杰 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由家启程，进京赴官。十一月十六日到达长沙，停留十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从长沙上船。经半月行程，十二月十一日抵达汉口，水行平均每天六十里（途中阻风停泊四天）。由汉口起改为陆行，先是坐二把刀人力推车（雅称“一轮明月”）走了十四天到周家口（中在河南八里汊度岁），在周家口与同行朱某换乘二辆三套篷车，每套钱十五千文，他占四套，朱某占二套。坐篷车行程三十八天，因拜访地方官等停了六天，实际行走三十二天，每日行进五十到八十里，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京。总计由长沙到北京，全程二千余里，费时六十三天，共用银一百多两。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抵达北京。到北京之初，他的生活重心是准备翰林院散馆考试，所以他暂住千佛庵中每日习大卷楷字。四月十七日他参加散馆考试，十八日出单（发布），取列二等十九名。五月初二日引见，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三甲进士留馆者例授此官）。 曾国藩中进士后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他的仕途并不能从那时算起。因为翰林院庶吉士无定员，无品秩，亦无俸禄，“官未真除，其隶翰林院，亦犹夫肄业生也”。在馆学习者每月只有户部提供的四两五钱补助。只有经过散馆考试，授予正式官职，才算开始为官。因此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二日是曾国藩京官生涯的正式起点。曾国藩官运极顺，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林大考”中，又因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翰林院乃储材养望的清闲之地，设有掌院学士（秩从二品，清后期多由大学士兼任）、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秩从四品）、侍读、侍讲（秩从五品）、修撰（秩从六品）、编修（秩正七品）、检讨（秩从七品）等职。翰林们的职责有亢经筵日讲，撰写典礼册文，纂修校勘书史，以文学侍从之臣入值侍班等，地位清要，职务闲简。曾国藩先后所任的检讨、侍讲，其职掌按官书的说法为“掌撰述编辑、儤直经幄”，而事实上公务极少，绝大多数时间是用来读书学习，以备翰林大考：大考成绩是翰林升官的最主要凭据。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生活如此悠闲，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于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送外甥妇来京。”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曾国藩，京官也难当（资料图 图源网络） 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补贴。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赐第外，京官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购。清代实行满汉分居，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京宫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拥有自己的宅邸。比如康熙年间，昆山人徐乾学显贵一时，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浙江富阳人董邦达，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房产，宅地宽大，花园“花木竞秀，丘壑多姿”。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较为少见。因为北京地价昂贵，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 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的生活状况。因为京官流动性很大，不断有人升转外放，或年迈返籍；又经常有父母去世、须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另外，北京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 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如果条件许可，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位于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与此同时，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踪迹风转蓬。”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方便。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可供京官租用。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 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 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 曾国藩在北京的租房历程，正符合以上四个特点。 如同大多数湖南来京赴官者一样，最初几天他暂住在宣武区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长郡会馆），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庵（位于南横街与贾家胡同交口，民国年间北京内外城详图上标为“增寿寺”）赁了四间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成全年需白银33.47两。他此时没带家眷，孤身一人，不需要居住大宅，但又不可能和平民混居，所以住在庵寺是较为经济的选择。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日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他独自住一小跨院，三开间，院中花木扶疏，颇宁静，适合病后休养。 不久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湖南护送曾国藩的妻小来京，曾国藩接到家书后开始寻找一座较大的宅院，日记中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记载看房次数颇多。 后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十二月十七日搬入，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已占薪俸之半。 曾国藩的众多搬迁过程中，有一次明显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曾国藩因为他“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坐卧不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在这条前述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头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巧合的是，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住在这里的曾国藩果获主考之命。 绳匠胡同的住宅有房十八间，比棉花胡同的房子宽敞很多。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此时房屋爽垲，气象轩敞。”不过在账簿中，曾国藩记载的实际房租数是十千文，合成银两，房租一年要83.68两。 更多时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不得不再次搬家。盖因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年纪，要立家塾，仆妇也随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于是又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极为宽敞”。这是曾国藩首度搬到内城居住，如果按他家书中汇报的这个数字，年租金需251.04两。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宏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 十三年间，曾国藩总计搬家八次，其中仅道光二十年就换了五次住处。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断上涨。 具体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八千文。八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十千文。全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97.87两。 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129.95两，每年最大的支出是基本生活支出，其次是社交和住房。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例，曾国藩的赤字为478.51两。 （本文摘自《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张宏杰著，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