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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履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大学荣休教授饶宗颐先生。李克强总理祝贺饶宗颐百岁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称赞饶宗颐先生近百岁高龄仍心系国家发展，学术耕耘不辍，艺术创作不断，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骄傲。 李克强总理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李克强总理希望饶宗颐先生继续为国家文化建设建言献策，为增进香港与内地、中国与世界的人文交流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绘画的发展自远古到近世尽管有多样存在，溢彩流芳，然至六朝开始重文的特色已经显露，到唐代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文人的特质亦成格局，及至苏轼、文同，诗书画三位一体而有了文人艺术的发展方向，元以后则成为中国画的主流。当这样一种文人艺术自立于世界东方而与西方艺术形成鲜明对照之后，它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到了晚清帝国的颓势彰显之后，社会的变革则带来了艺术的革命。经过20世纪引入西方艺术来改造传统中国画，一个世纪的发展使中国画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其中不乏论争，然而，江河日下，文人艺术至今已然是小众艺术。和者寡的根本是缺少接受的普遍性的基础。可是，基于文化的亲情和传统的接续，文人艺术依然有着其特别的生存空间。 与古代文人不同的是，饶宗颐先生没有通过科举而获得官阶；与当代文人不同的是，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学院教育，没有名校的光环和学位的荣耀，因此，也就没有将自己固定在某一个专业之上。但是，他的学术领域宽广，学术成就丰硕，著作等身，有口皆碑。在当代社会，他靠自己的学术立足，依凭文人的品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当这一切的学术成就与他的书画发生关系时，学术成就的基础造就了他文人艺术的独特品格和异样的风格，成为当代文人艺术的代表。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饶宗颐先生在古训之上而有“著等身书，写各种画”。如果自饶先生1929年从金陵杨栻学习书画开始，迄今八十余载，其画历之长也是少有。饶先生从12岁开始研习山水及宋人行草并能够抵壁作大幅山水及人物，与书画结下不解之缘。他从1932年继承其先人饶锷先生之业编辑《潮州艺文志》而进入到文化界，开始了以治地方史志为主的早期学术生涯。之后从1943年赴广西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开始了为教一生的旅程，在其后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辗转于不同的教席，教学相长，学术道路越来越宽广，所画也越来越多样。纵观其各个时期的画作，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大抵都与其学术领域和学术成就相关，表现出了学艺融通的绘画特色。总结其历年所作，其题材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饶宗颐先生所绘的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倘馆附近薄扶林风光掠影，作于2008年（资料图 图源网络） 摹古 显然，从旧学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饶宗颐先生的画学，从开始学画到后来的学艺融通，都不可能离开学习传统的基础，因此，他不仅临摹了诸多古人的画迹和画法，还参合古人画法而有新的表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有一些摹本，记录了这些过程；中期则有一些演绎之作，表明了融通的意义。早在1975年，饶宗颐先生就出版了《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临本》，他像自明代董其昌以来的诸多画家一样，用临摹的方式表达了对黄公望的尊崇。1977年作《摩唐韩滉五牛图》；1982年《摹宋李公麟五马图卷》，并就此作了相应的考证：“右卷为李伯时记元佑间左骐骥院所进汗马，著其名者有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皆神骏也。贡者有董毡、温溪心，俱吐蕃首领，足以证史。山谷尝语，曾空青谓伯时貌天闲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盖精魄为其笔端摄去，诚咄咄怪事，记曩在五天竺，瞻美素儿王国私厩，皆天马绝足，惜无伯时笔力，不识鞭影，有负瞿昙多矣。”正因为有了这些对于历史上画马之作的临写，才有了《八骏图卷》（1995年作）这样的鞍马题材的创作。 早在1946年饶宗颐先生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时就出版了《楚辞地理考》。1958年，又出版了《楚辞与词曲音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奠定了他在楚辞研究方面的成就基础。1979年，他首次回内地在参加中国古文字学会议之后赴湖南考察马王堆出土文物。1985年又出版了《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与曾宪通合作）。而这一时期他还作了楚国帛画《龙凤仕女》的摹本，题：“是图具见楚人画艺之高，写窈窕佚女，夔凤在侧，山魈以逐魑魅，祈禳兼施。余曩以为即写九歌山鬼之状，有文论之，说者多歧，似无庸刻舟求剑也。”他将画与楚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表现了他的学识，也表现了他以书画寄情的方式。饶宗颐先生还画有《摹宋梁楷截竹、撕经对幅》（2003年），分别表现六祖慧能大师手拿被其撕坏的佛经，疾步狂呼，歇斯底里的场景；而“截竹”则表现惠能劈竹的过程，而蕴含“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的思想。饶先生虽然是摹写，但不拘法度，简括削劲，很好传达出了“梁风子”的绘画特色，而又有他自己的特点。 像很多文人画家一样，饶宗颐先生较早就开始研究四僧，寄望以此而入文人画的堂奥。1988年，作《明遗民四僧笔意山水四扇》；1992年，“以晚明诸家法写四时山水”，“以湿笔参渐江法”，作《晚明诸家笔意四时山水四条屏》。这是他在研究文人画方面的集中体现，通过临写，他感叹“恨未能简耳”。1988年以瓷青纸、金墨作《云林笔意金绘溪岸丛树》，即用新法表现倪云林的笔简而意远的境界。而拟清代画家高凤翰的《琴材图》（2008年），所表现的文人趣味实际上正是他的追求。  饶宗颐先生《朱荷》，作于2000年（资料图 图源网络） 文人 陈师曾论文人画“有何奇哉？不过发挥其性灵与感想而已”，而这一发挥中的“性灵与感想”在文人那里有一些世代相传的内容，包括像梅兰竹菊这样的常规题材，还有像寓意坚韧和长寿的松石，表现高洁的荷花等等。因此，饶宗颐先生既画《四君子四条屏》（1982年作），又画松树、柏树、梧桐、椿树而成《松柏同春四条屏》（1997年），而更多的是画荷花。 素有“饶荷”之誉的饶宗颐先生的荷花，论幅面有巨幛，也有尺幅，但不管是水墨，还是设色，所表现的荷花精神，尤其是荷花与他学问中的敦煌学、佛学、禅学都有着重要的关联。“蒲上生绿蔤，波底荡红云”，《泼墨荷花四联屏》（2004年）显现的也是不尽的文思。在文人绘画中，题跋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有很多讲究，往往是“画之不足，题以发之”。作为文人思想在画面上的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饶宗颐先生不止于此，他还常常配以对联，《荷花八条屏》（2009年）以对联“竹雨松风荷月，茶烟琴韵书声”，传达了文人的意趣，超越了物的对象。荷花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饶宗颐先生的绘画世界中，得到了尽情的表现。他经常不满足于传统文人的方式，不断变换语言和形式而求得自我风格的展现。同时，他还以传统文人的习性，通过文人所钟情的内容来构想新的画作。如《五湖秋色》（2014年）在荷花荷叶间画五把不同造型且不同颜色的茶壶，而这之中不同的颜色与不同的造型正是“五湖”所内涵的多样的特色。他还像清代以来的诸多文人那样，把文人把玩的钟鼎制成拓片，由此画出“清供图”。《多乐长年》（2014年）就是在鼎的拓片上画荷花荷叶，古色古香，文气勃发。与之相关的是，饶先生对远东学院所藏拓片的整理和研究，以及1981年出版的《远东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都可以表现他与器物拓本之间的学术关联。 在文人画的各种题材中，作品所表现的文人的生活方式也是重要的内容，文人的怀古，寻古、鉴古，发思古之幽情，常常出现在画面中而表现出特别的文化内涵。饶宗颐先生作《泰山绝顶》（1980年），题“昔七十二君遗迹无有存者”，由此及彼地联想到唐玄宗到泰山封禅时的遗迹，“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禅奕奕，或禅云云，其迹不见，其名可闻。”而由玄宗亲自撰写的《纪泰山铭》碑文，用隋唐风行的八分书体凿就于石崖之上，以千字而蔚为大观，其浑厚苍劲的书风也对饶先生书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由此可以联想到饶先生1969年出版的《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以及此前对敦煌写经书法的研究。而与其早年研究成果《楚辞与词曲音乐》相关的是，饶宗颐先生所作《潇湘水云》，自题：“琴曲潇湘水云余喜弹之，郭沔造此调，借二水奇兀于九疑惓惓之情，沔字楚望，未亲临其地，空中传恨，极苍茫恍惚之致，艺术从虚造景，正当如是。”从著名的琴曲到潇湘云水的景致，彼此的关联通过笔墨而给人以余音绕梁的想象——“剩伴我、有飞鸢点点，芦边雁影，天上星痕。”此情此景所表现的怀古之思之想联系了文人的胸襟，而笔墨的意趣也通过怀古而生发出特别的味道。另所画《琴材图》（2008年），“不可以弦，而具琴则，不可以鼓，而蓄琴德。不雕不琢，心以阔而益空。不丹不漆，文以朴而胜色。”也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广东人，饶先生的《羊城八景》（2009年）作为怀古之作，更有着特别的意义。“越秀松涛”“珠江秋泛”“萝岗香雪”“东湖春晓”“鹅潭夜月”“白云旭日”“荔湾烟雨”“西樵飞瀑”，是诸多岭南画家笔下的题材，也是饶公谙熟于胸的家园文化，故寥寥数笔画出典型特征和意境。这些不仅表现出饶先生的怀古之想，显现了他的文人幽思，还与他早年在家乡地方志的整理和地方文化方面的研究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