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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顺福:孟子与“疑经”时代(2)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学术月刊 沈顺福 参加讨论

    五、“疑经”时代佐证一:《庄子》的立场
    孟子怀疑反思经典,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
    《庄子》一书中的庄子与孟子几乎是同时代人。《庄子》对待“六经”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孟子及其所处时代的“疑经”行为,反映了经学发展进入到“疑经”时代。
    《庄子·大宗师》记载说:子桑户、孟子反及子琴张志趣相投,结为好友,后来,“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按照《礼》的规定,亡有所哀,哀之以礼。可是子桑户的朋友见子桑户死了,非但不按常礼吊丧,反而鼓琴而歌。这在众人看来,极不合礼。所以,子贡甚是困惑。文中还借孔子之口说出了庄子之意:你们那些仅仅是世俗之礼,不足挂齿。对于“礼”,庄子几乎不屑一顾。
    在庄子看来,那些世俗的礼仪不但无功,反而有罪:“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企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这段文献可以说是对礼仪伦理弊端的有力声讨。对《礼》、《乐》的声讨,无疑也是对儒家经典的批判。
    《庄子》甚至认为,儒家所崇尚的那些经典其实是糟粕。轮扁曰:“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在《庄子》看来,“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要而言之,经典书籍并不能表达主体之意,故不值得珍视。
    孟子、《庄子》等对儒家经典的反思甚至是批判,表明儒家思想进入了一个需要反思和重新审视的时代——“疑经”的时代。
    
    《庄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六、“疑经”时代佐证二:“杀《诗》、《书》”之俗儒与雅儒
    荀子将孔子以降的儒者分为三类:“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在一一分析之后,褒其一而责其二。所责之儒为俗儒与雅儒。
    所谓俗儒,即“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俗儒举止如俗人,言谈如墨家,口奉先王却志在衣食,如此等等。俗儒“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
    俗儒也是儒者。儒者“杀《诗》、《书》”,似乎是绝对不应该的事。于是,不少学者便在“杀《诗》、《书》”释义上做文章。清人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引证曰:“郝懿行说:‘杀’盖‘敦’字之误,下同……‘唐本犹未误’。”将“杀”字解为“敦”字,“杀《诗》、《书》”便成了“‘敦’《诗》、《书》”,意思几乎颠倒。但这种处置方式不仅证据不足,且不尽合理,有违荀子本义。
    首先,“杀”字常见于《荀子》书中,全文约出现54次。例如,“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在这些地方,“杀”字即是本义,无需他解。
    其次,“杀”与“隆”并立于《荀子》书中:“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厉鹜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坛宇宫廷也。”隆、杀都是用来形容礼的。其中,“文理繁,情用省”,便是“礼之隆也”;相反,“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由此可以判定:“隆”、“杀”是荀子用来描述事物状态的词语,二者意思相对。“杀”即是杀,而非“敦”,“杀《诗》、《书》”意即抑制、消减《诗》、《书》。
    近人梁启雄亦曰:“杀,差也、省也。……此文认实践‘礼义’为首要,记诵《诗》、《书》为次要,杀诗书,谓对比于研究诗书,应依其重要性的差等,比‘隆礼义’酌量减省一些。”这种解释虽然不尽完美,却不无道理。
    不仅俗儒不知道昌隆礼义而是抑制、消减《诗》、《书》,雅儒亦如此:“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是雅儒者也。”与俗儒不同之处在于,雅儒懂得“效法后王,统一制度”,但在“隆礼义”的同时,“而杀《诗》、《书》”,故而可以致“千乘之国安”。反映出雅儒和俗儒一样:抑制并消减《诗》、《书》。
    唯一得到荀子褒奖的是大儒,其“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大儒可以使“百里之地久”。与俗儒、雅儒不同,大儒是不“杀《诗》、《书》”的。在荀子看来,只有孔子与仲弓(子弓)才称得上是大儒。
    从这段文献来看,自孔子至荀子之间,儒家阵营内部存在着三股势力——俗儒、雅儒、大儒。其中,俗儒与雅儒的共同之处在于:“杀《诗》、《书》”——抑制、消减《诗》《书》等经典的地位或作用。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史上,“杀《诗》、《书》”、怀疑《诗》、《书》等经典的事实或阶段的确存在过。顾颉刚亦认为:“春秋时人一举一动都可与《诗经》发生关系,而战国时人便可与《诗经》断绝关系了。”《诗经》之断绝,显然与被怀疑、被批判,甚至被否定相关。
    
    焚书坑儒(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七、“疑经”时代佐证三:秦汉之际儒家文化的禁行
    秦王朝存在时间虽短,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文化事件:焚书和坑儒。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人们不知所措。这带来了严重的文化危机。人们出现了很多的思想困惑。汉武帝的策问集中反映了这些困惑。
    与之相应,汉初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简易仪法。《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记载曰:“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焚书坑儒和简易仪法是相应的。它们都体现了对儒家的否定:前者从形体上予以否定,后者从观念上予以否定。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
    对于秦汉之际所出现的对儒生与儒家经典的轻蔑。人们通常将其解释为思想斗争的结果。例如,胡适曰:“古来的思想家,无论是哪一派,都有压迫异己思想的倾向。”秦丞相李斯建议焚书、镇压儒家,似乎也是为了保全法家地位。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儒家经典的遭遇,与儒家观念自身、其形式之烦琐,以及战国时期人们对其不足的揭露与批判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秦汉之际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们看来,儒家之事不合时宜。其一,儒术烦琐。皇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可见其繁。故“孝文即位,有司仪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统治者喜欢的是“王道约而易操”,不喜欢这类烦琐而无益的仪礼。
    其二,不少人以为儒术无用。这类观点早已有之,尤其是秦国,原本为西戎,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浅,秦昭王就对荀子曰:“儒无益于寡人之国。”秦亡,当陆生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时,刘邦骂道:“乃公届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诗》、《书》何用?这与《庄子》非议经典何其相似!
    其三,他们嫌儒士抱守经典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这显然是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观点的翻版。
    其四,对儒家理想不以为然。秦丞相李斯曰:“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对尧、舜等的这般评价,与《庄子》如出一辙。
    其五,对儒家哲学思维不以为然。汉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俗儒喜欢玩弄名实之辨,显然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孟子之流便属于其中。对此,汉宣帝不以为然。
    鉴于此,秦汉之际的思想界和统治者不喜欢儒术也就可以理解了。但这其中,“疑经”时代人们对经典怀疑与批判的“功劳”不可忽略。
    综上所述,孟子臆断《诗》《书》、怀疑经典,充分体现了孟子思想的批判性特征,以及由此所展示的哲学特征。孟子对经典的怀疑与批判,也标志着经学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疑经”时代。从孔子的“定经”、子夏的“传经”,到汉儒的“尊经”,中间加上孟子的“疑经”时代,构成了经学的早期发展史。当然,说孟子对经典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并不意味着孟子反对《诗经》、《尚书》等经典,也不是否认孟子是孔子思想或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而是说,孟子对儒家经典的怀疑与批判,表明儒学进入到一个反思的阶段。它不但有利于人们创造性地理解经典,而且也使儒家思想、经学思想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汉代儒学或经学的全面昌盛不仅仅在于其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而且与孟子等对儒家思想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提升等有着莫大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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